整編第69師政治部第二科       上尉科員 民35年10月至36年8月 「搶修魏大橋工程如限完成，獲師長戴之奇將軍賞識，部隊進抵宿遷，上峰以我『資深績優』，(10月1日)調昇第二科上尉科員，專負民運工作。隨後負責國慶紀念大會籌備時，又以『日夜工作，勞怨不辭』記功一次。」(先父自傳) 35年8月下旬，整六十九師與友軍協同向宿遷進攻，途中經睢(濉)寧縣的魏大橋，因橋樑遭共軍破壞，阻礙前進路線，政治部奉命徵集地方民力，配合工兵限期修復，這是爸爸負責的民運工作，雖新到職僅4週，但仍如期完成任務，部隊得以及時通過，繼續攻擊前進。師長戴之奇將軍因此對爸爸印象深刻。 感謝軍友60砲長找到當年美國生活雜誌記者隨同整69師行動，拍下的許多珍貴照片，上面這張很可就是爸爸受命修復的魏大橋。 魏大橋在睢寧縣政府以西約7.5公里，下圖是Google maps 的衛星照片，現在已經修建成4線車道的公路橋樑。     … Continue reading

整編第69師政治部政工隊  中尉隊員 民35年8月至35年10月 「共產匪徒居心叛亂，逆跡大明，…重趨人民於水火，陷國家民族於危亡。故復還志於軍，35年8月應友人函邀，入99軍(整編69師)政治部，隨軍參加蘇北剿匪。」(先父自傳) 34年8月日軍投降後，共軍趁國軍接收空隙，進入長江北岸的江蘇北部地區，逐步占領鹽城、高郵等地。至35年1月，共軍已控制蘇北大部地區，直接威脅長江南岸的南京、上海。民國35年，國軍調集大軍開赴蘇北剿共。 離開部隊5個月後，35年8月爸爸重投軍旅，任整編第六十九師政治部政工隊中尉隊員，仍然負責民運工作。 整編六十九師政治部中尉派令 整編六十九師是由原來的第九十九軍縮編而來，抗戰時也在第九戰區，第三次長沙會戰時曾與一四O師協同作戰。 抗戰勝利後政府裁軍，原來的軍、師各降一級，番號改為整編師、整編旅，預定經過整編階段後，兵力員額減少為原來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實際上整編過程困難重重，加上中共軍隊又不依照協議共同縮編，反而在各地搶佔地盤，擴充武力。所以國軍的一個整編師仍然有20000多人，與原來一個軍的兵力相當。 整編六十九師下轄整99旅、整92旅及整60旅，也就是原來的九十九師、九十二師及六十師。爸爸在自傳中說：「應友人函邀」，而投入整六十九師，但未說是哪位友人。可能是抗戰時一起在第九戰區政治部的同僚，也可能是一四O師的舊識，因為一四O師抗戰末期解編後，人員併入九十九軍所屬的六十師與九十九師。 35年7月，整六十九師在朝陽集遭共軍攻擊，損失過半，師長梁漢明被解職，由戴之奇繼任。原所轄整編99旅脫離建制，後撤整補，另以41旅加入重組。 Continue reading

「八年抗戰終獲光榮勝利，戰士當可解甲歸田，另謀別圖。」(先父自傳) 抗戰勝利後，復員工作百廢待舉，裁軍尤為首要。八年戰爭民窮財盡，國家財政瀕臨破產，已無能力負擔龐大軍費。所以在民國35年2月25日，國民政府與中共簽訂「整軍協定」前，國軍已開始進行編遣，爸爸就是在35年2月底離開軍隊，以中尉階級退伍，時年30歲。 從民國25年1月考入稅警總團教導隊，到35年2月28日編遣復員，總共10年又2個月。 抗戰八年，前3年半歷經3個部隊的步兵排長，從上海打到河南，再轉戰湖北湖南一帶，大大小小戰鬥也有10幾次，所屬單位多次傷亡慘重，甚至幾遭殲滅，爸爸僅有腿部負傷，得以倖存，實在是命大。 抗戰的後4年半轉任政工，動員民力支援作戰，算是相對安全。沒想到復員後才不到半年，再次穿上軍服，又是三年半的苦戰。                           復員後到重投軍旅之間的5個月經歷，爸爸自傳中沒有交待，但應該是回到上海，看望多年不見的奶奶，記得爸爸曾說過，抗戰勝利回家時，最想吃的就是奶奶做的菜。姑姑記憶已經十分模糊，只記得爸爸從軍後都不曾回過家，如此算來應該有十年沒有見過奶奶了。 抗戰勝利後，政府大規模的裁減軍隊，對於投降的「偽軍」及東北「滿州國」軍隊希望收編的期望，也大多否決。國軍加上「偽軍」，數以百萬計的復員軍人生活無著，甚至無鄉可歸，此政策後來被視為一大錯誤。 當時政府裁軍也是不得不為，抗戰末期政府財政已是崩潰邊緣，幣值狂貶物價飛漲，若無美援貸款，國家早已破產，所以抗戰勝利後裁軍，降低軍費支出，是非做不可的事。原有部隊都要縮編遣散，又如何能納編投降的偽軍。 然而缺乏足夠的後續政策與經費，征戰多年，身無一技之長，家鄉人事全非的復員軍人，拿了為數不多的遣散費，就得離開軍隊自謀生活，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於是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幹八路」，讓中共撿了便宜迅速擴軍，成為日後勘亂戰事逆轉的原因之一。 老蔣退來台灣後，成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專責照顧退役軍人，還由長子小蔣親兼主任委員多年，就是要避免重蹈大陸失敗的覆轍。 Continue reading

國軍名將胡長青，祖籍湖南臨湘，家中務農，生於民國前5年，在6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自幼聰慧，性格剛毅，民國14年於湖南第3聯合中學畢業後，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踏上戎馬一生的征途。　官校畢業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11師排長，參與北伐轉戰湘鄂贛豫各地，參加汀泗橋、武昌、漯河等戰役，身先士卒建立戰功。16年7月，擢升為上尉連長。直到17年冬，北伐勝利，全國完成統一，胡長青考入陸軍大學第9期；20年12月畢業後，任陸軍第1師獨立旅第3團第1營少校營長；21年4月調升第1師第2旅中校參謀主任。　隨著共軍勢力日益壯大，胡長青於24年追剿豫鄂陜邊區共軍，策劃有功，擢升第1師上校參謀處長，後於陝甘寧邊區追剿共軍，卓有功績，深得上級倚重，於26年3月，第1師擴編為第1軍，胡長青則升任軍參謀處長。孤軍掩護轉進 居功厥偉　對日抗戰爆發後，胡長青調任第1師第1旅副旅長，26年8月，日軍進犯淞滬，胡長青率部拒敵於羅店，他沉著應戰，屢挫日軍銳氣。10月調任第1軍補充旅第2團團長，因治軍紀律嚴明，獲軍政部頒令嘉獎。27年2月，調任第1軍補充旅少將旅長駐信陽，執行撥補訓練任務，績效良好。當時隴海東線戰局轉劇，歸德形勢告急，奉命馳赴前線，接任第24師第72旅旅長，當時通往歸德路線受到阻礙，人民紛紛避難南下，商旅裹足不前，胡長青毅然隻身潛入敵後，率孤軍一旅馳聘於豫東，掩護大軍轉進，居功厥偉。　27年9月，胡長青調任第8師副師長，兼任陸軍官校第7分校第16期學生總隊長，培育眾多英才。31年5月，胡長青調任第45師師長，是年冬天，進入太行山敵後游擊，擾襲日軍，使其不得安枕；日軍以6師團之衆，4度進犯均未得逞，但苦戰經年下來，補給不濟，甚至得宰馬採蕨供官兵充飢，胡長青也因此積勞成疾，日軍於是放出謠言，稱胡長青已殉國，所幸官兵齊一心志，不斷奮力拚搏，逐漸瓦解日軍攻勢。33年，日軍傾巢進犯西南，貴陽告急，當時胡長青防守西安，因獲得空運支援，轉往南盤山設防，不久後移防昆明，改隸第5軍建制，並於日軍投降後，率師北上。　然而，日軍投降後，共軍擴大叛亂，於是胡長青35年6月奉命拱衛京畿，7月共軍竄擾江北，胡長青統率所部進剿，乘勝清掃高郵湖殘餘共軍，然而其他共軍勢力欲牽制我軍，遂切斷豫東隴海鐵路，胡長青率部奉命追擊，乃車運宿縣，進復碭山，續克永城、夏邑、虞城、單縣、曹縣、定陶等10餘縣，重挫共軍於鄆城、鉅野，攻克清豐、大名等地。9月18日，胡率部轉戰定陶，卻於前線，遭共軍擊中右胸，當場血流如注，性命垂危，但胡長青強忍傷勢，裹傷後繼續指揮，最終獲得勝利。隨後胡長青送至南京中央醫院救治，蔣中正總統關心其傷勢，親自前往慰問，並勗勉有加。屢挫共軍攻勢 戰功彪炳　36年3月，胡長青升任第69師中將師長，奉令警備廣州，清剿粵北共軍。8月，奉命恢復第99軍番號，增撥第268師，進而充實戰力，並自鄭州轉進蚌埠。11月進駐固鎮，阻止共軍南進，並先後於任橋、劉家湖、葉家湖、新馬橋、曹老集等地屢挫敵軍，解除蚌埠威脅。當時黃維兵團遭圍困於雙堆集，黃維兵團突圍時，胡長青率部掩護大軍轉進，防守淮南，此役三出肥淮，頗有斬獲，尤其是曹老集之戰，粉碎共軍指涉蚌埠企圖，厥功尤偉，奉國防部敘功嘉獎。　但在徐蚌會戰失利後，和談之說甚囂塵上，胡長青抱持「有我無匪」的决心，堅持戡亂到底，備戰於龍潭蕪湖江防要區，當時共軍已聚集長江北岸，企圖偷渡長江。當获港遭共軍攻陷，江陰要塞局勢猝變，首都背腹受敵，淞滬戰火將至，第99軍奉調參加上海保衛戰，僅第92師一部隨胡長青增援宣城，在兵力分割的情況下倉卒應戰，江南重鎮相繼陷落，胡長青深感國都蒙塵，生靈塗炭，憤不欲生，待部署突圍完畢，命副軍長率部轉進後，於38年4月24日，在宣誠指揮所拔槍自戕，彈穿左胸，所幸隨員搶救，轉往上海就醫。　38年9月，胡長青傷癒後，調任第69軍軍長，防守三台，隨著局勢逆轉，兵源補充不易，麾下第144師又遠戍川北平武、青川，阻隴西共軍南竄，在兵力分割下，戰力削弱。重慶失守後，中央政府遷往成都，但隨著共軍逼進，形勢危急，為維護中央政府安全，胡長青激勵所屬，務必固守陣地，誓與國都共存亡。為國族昭忠烈 樹立楷模 　然在共軍步步進逼下，於西南戰役一路攻下桂林、貴陽、重慶和南寧等大城市，大陸幾全面淪陷，只剩下胡長青堅守西康，保持西南一隅，以期建立反攻基地，並寫下一首《報國歌》，慨歎「青天白日下，正氣信常存，即令蒙晦蔽，雨過天復晴…報國雖有心，力量不能濟，顧前與後瞻，唯死以明志，願國脈永綿，共匪終必毀，於維我同志，力疾光先祖。」誓拚一死，以報國家。　39年3月，共軍傾十餘萬兵力，大舉圍攻西昌，胡長青奉命馳援，沿途苦戰兼旬，傷亡過半，孤軍困鬥3月，共軍集結，我軍陷入重圍。當彈盡援絕，胡長青知事不可為，堅不受辱，竟於孟獲嶺陣地前，自戕殉國，留下《報國歌》以明志，得年43歲，其為國盡忠，碧血丹心，足為國族昭忠烈，為後世立楷模，英名昭著，永不朽矣。（記者張晏彰輯；資料來源：《胡長青烈士傳》） Continue reading

　唐式遵是在他当上了已经无省的“四川省主席”后，离开西昌走马“上任”时丢掉性命的，可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插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蒋介石由重庆逃抵成都时，即派唐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省第一路游击指挥”，叫他协助胡宗南“死守成都”。但胡认为唐在四川无实力，起不了多大号召作用，对他并不重视，仅指派李犹龙、林树恩、王元晖三人与他联系。　　成都解放后，唐式遵辗转逃到西康汉源县羊仁安处。一九五①年一月底，他听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已经被捉的消息，官瘾大发，即刻和羊仁安前往西昌活动，要当四川省主席。曾托贺国光向胡宗南提过，胡只答应考虑，但久未兑现。　　二月二十日左右，胡宗南请唐式遵、羊仁安及随唐、羊同到西昌的罗八千岁（名已忘，汉源人，哥老会大舵把子）、周瑞麟、伍道垣等七八人，在邛海新村吃春酒，并约贺国光、赵龙方、李犹龙等作陪。　　春酒酿春昏，因此各人均大讲其昏话。首先是胡宗南，讲了一番“党国垂危，大家要同心协力固守西昌”一类的话。接着唐式遵说：“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背叛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人，也已逃往台湾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陆上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兼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往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唐空喊了一顿之后，贺国光接着来凑趣。他说：“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肝胆忠贞的，尚有几人？中央还不给以适当的权位，以施展其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戏演到这里，他索性加一把劲，大哭起来，弄得“声情并茂”。　　这一来，确也使在座的人，或者是发生了兔死狐悲之痛，或者是觉得有助兴的必要，因此都作出悲侧之容，默然不语。其时，坐在贺国光左侧的罗八千岁的孙女儿，即取出手帕交与贺抹其眼泪鼻涕。　　这样就静了场。有些人心想：戏已演开了，且看胡宗南这个主角怎样接唱下去。　　大概过了两分钟左右，胡宗南才站起来，用颤抖而乏力的声音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今天正是革命党人向党国效忠、对共产党坚决斗争的时候。象唐先生和贺先生两位这样效忠党国，我想总裁是一定要倚重的。我想建议总裁派唐先生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便为党国效劳，不知唐先生的意下如何？”　　贺国光感到正中下怀，立刻站起来说：“这是胡副长官的适当措施，时机迫切，事不宜缓。”　　由贺这么一催迫，胡也立即采取一个“事不宜缓”的措施。　　胡宗南即刻吩咐李犹龙当场似一电槁，保派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并当众念了一遍，然后叫人拿去拍发。三四天后，蒋介石复电照准，胡又叫李犹龙抄了两份，亲送给唐式遵和贺国光。李半玩笑地问胡：“那天贺国光哭得怎样？”胡说：“他是为唐式遵哭的。”李又问：“我不擅于拟电稿，那天赵龙文在场，为什么不叫他拟，偏要我当场出丑呢？”胡说：“你是四川人，经常与他们联络，在这些场合里，你帮我多做些事，对你的联络工作是有好处的。”原来在这类事情上，胡也安上了心计。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胡、唐、贺三个“演员”，还是以贺国光演得比较出色。当胡说了开场白之后，庸式遵倚老卖老；本来就要发作，给胡以难堪。贺国光觉察到这种情形，赶快给唐示意，唐才灵机一动，以悲剧手法表演，先由假哭而至真哭，结果才如此“动人”。胡宗南其时已觉察到唐、贺二人正在合起来对付他，因此赶快争取主动，把牌打出去，直问唐：“意下如何？”贺国光怕胡故伎重施，当场说了，事后又不算数，且唐亦很难自己开口，说一定要当省主席，所以他立即帮上一把，即捧了胡的建议为“适当措施”，跟上又迫出“事不宜缓”一句，要胡宗南确实摊牌。戏剧虽短，暗中是勾心斗角的。　　在台湾行政院通知胡宗南已通过特任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的第二天，胡约了李犹龙同去向唐道贺，并当面叫唐安排省政府的人事，自报台湾委派，同时请他拟一个川政工作计划。　　三月二十五日晨，唐即率同伍道垣、周瑞麟等人，并带有机枪两挺，步枪三四百枝，同羊仁安、罗八千岁等一路开西昌，企图经越西县的沪沽镇、甘相营，由大树堡偷渡大渡河，回到川南地区活动。　　当唐式遵等人离开西昌时，西昌的空气已经相当紧张。在唐等离开的前一天，胡宗南打电话到城里去，约罗列、赵龙文、李犹龙等到邛海新村吃早点。罗等到达时，见胡宗南一个人正在会客室里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各人刚坐下，胡即问罗：“清况怎样？”　　罗说：“昨晚收到两个紧急而严重的电报：一个是会理顾葆裕的，他说共军已从金沙江渡河，正进攻会理，他打算向滇西方向转进。一个是胡长青从大树堡来的电报，他说共军已占领汉源，他的部队已退过大渡河，据守大树堡。”　　大树堡在北，会理在南，两者离西昌直线距离都差不多，这两个电报同时到达，也就是南北两路的情势都很紧了。胡宗南一面听罗列汇报情况，一面右手托着脸，左手插在胸前军服里，故作镇静，但脸色惨白，显示了十分的不安。他要罗列复电顾葆裕，必须坚守会理一天一夜。同时又问第一师师长朱光祖此时在哪个位置上，并吩咐说：“急电朱光祖撤出宁南战场，立刻在会理到德昌之间构筑工事坚守。”　　罗列当场拟好两个电报，给胡批准后交与胡的副官张正达译发。　　胡又问罗：“由大树堡到西昌，最快要走几天？”　　罗说：“象共产党那样的行军，只要三天；平时要五大。”　　胡指示说：“急电胡长青坚守几天，必要他可以退到越西县城。”　　之后，几个人一边吃早点，一边继续谈。罗列说：“这一情况应急报台湾，并请示总裁是否可以脱离西昌。”　　胡宗南说：“情况应急报台湾，但不必请示总裁离西昌，我们守西昌的任务只有四天了。”——胡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到西昌，蒋介石要他坚守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这时候已到了一九五①年三月底，胡认为已经可以报销不误了。　　赵龙文对胡说：“情况是紧急的，长官是否可以先去，海口，二十八日再去台湾？”　　胡宗南说：“你们不要提我先离西昌的话，我们现在来好好的研究研究紧急措施的办法。”　　李犹龙提议说：“北路情况一两天还不要紧，南路严重，共军一天便可以攻到西昌，不如要龙文兄今天飞台湾先报告情况，我们立即作撤离西昌的准备。”　　赵龙文不同意，说他要随胡宗南一起再走。　　胡宗南说：“我们把西昌的部队集中起来，还有四五千人，用来坚守德昌（距西昌四十华里）两三天总可以。”他的企图是再守四天，好完成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　　罗列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西昌兵力一空，彝人就会吃掉我们。”他的意思是要保全性命，所以认为不应把西昌的一点兵力也调出去。　　胡听了厉声发急说：“那么，怎么办呢？”胡的老毛病是，一发急就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所以这时又走开了。众人面面相觑，都想不出两全之法。　　后来赵龙文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昌是决定不能守了，只有准备逃，免被共产党活捉。”　　赵龙文主张逃，别的人也主张逃，李犹龙接着说：“现在逃还来得及，有两个办法：一是由空运逃往海口或河内，那就是快准备飞机，分批运走；二是走陆路突围，那还是我们前次研究的逃西藏或逃滇西，才是生路。有人主张逃川南雷马屏峨地区，那是绝路，凭我们这点兵力，恐怕走不过大小凉山，就被彝人吃掉。”因唐式遵等曾鼓动胡宗南逃往川南，所以李犹龙有此语。李又说：“如果逃西藏，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我们已派有人在那里联络，我想没有问题。去木里有两条路，一是经德昌到盐源去木里，我们到了盐源，即可酌情决定或走西藏，或去滇西。这条路是捷径，住的汉人多，彝人少，行动便利，且盐源县长谈和晴和自卫大队长张某都是国民革命同志会会员，我们鼓动他们一同走，他们可以给我们带路。但是要争取时间，德昌一失，这条路就不能走了。第二条路是经沪沽镇和冕宁具到沪定，或者直插木里，这条路，路远山多，都是彝区，到沪定才是藏区，这是条险路，万不得已时才走这条路。”　　胡宗南和罗列听了之后，都在军用地图面前查看李犹龙所说的路径，最后胡宗南决定：要朱光祖想尽一切办法，在德昌县前面坚守三天，大家积极准备行动，走德昌、盐源这条路。但对外则要扬言走川南，以免被对方所知道，把去路截断。　　罗列说：“我们要秘密通知贺国光作准备。”　　胡宗南说：“让赵龙文同贺国光他们在我们行动之前，飞台湾向总裁报告情况，我决定同你们一起行动。”罗列等人到上午八点多钟离开邛海新村，回到西昌城里，见街上已有些店户关上了门，有些人已在搬家，人心惶惶，好像战事将临的样于、他们在汽车上睹此情形，罗列说：“老百姓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赵龙文说：“共产党早把消息送进西昌城里了。”　　第二天，唐式遵等人去了之后，西昌县政府也强迫老百姓要马、要滑竿、要夫子，闹得满城风雨，情形更混乱了。　　李犹龙和周士冕，都熟知胡宗南到了紧急的时候，是会抛下任何人秘密走掉的，因此，周就搬到城隍庙，住在罗列办公室对门的一个房间；李犹龙则收拾好一切，整天不离开罗列办公室。以便罗列一有什么动静，他们也跟着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北路的胡长青拍来急电说：“共军已强渡大渡河，占了大树堡，故率部退到平坝镇。”朱光祖也拍来急电说：“共军有从德昌南面迂回攻德昌模样”。　　罗列等人都认为朱光祖所报的情况很重要，就赶去报告胡宗南。胡惊慌他说：“共匪真要截断我们的去路吗？”当场怔了一两分钟，才说：“急电朱光祖坚守德昌，可不可以？”　　罗列说：“朱光祖现在守的是下面，不敢调动，我想另调第一师的一个营，急行军赶守德昌，四十华里，五小时定可赶到，要这一营人坚守一大一夜，我们突围出西昌后，即作为后卫部队。”胡同意后，罗列即回办公室下命令。李犹龙和周士冕则仍留下来，与胡谈逃出西昌的时间问题。　　但李犹龙和周士冕同胡宗南谈来谈去，胡总不确定离开西昌的时间。李、周两人认为，胡之所以如此，有两种用意：一是考虑能否在西昌赖到二十八日或二十六日，勉强向蒋介石交了“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卷；二是考虑真的走德昌一路，究竟能否突围。　　罗列下完了命令，又迅速回到胡的办公室，共商逃跑时间问题，各人都认为己到了关键性时刻，迟了就逃不出去。但是胡宗南只是绕室徘徊，走来走去，默不作声。最后，因为大家都缠着这个问题，胡就不耐烦他说：“你们把行装、给养、交通工具都准备好，等我把动身的时间考虑好了，就告诉你们。”　　当天晚上，胡的亲信人员都很焦的，也很紧张、大家都觉得身在牢笼，未必飞得出去了。李犹龙和周士冕更妙，两人和衣睡在一床，尽在忧心忡忡，等候胡宗南的逃离西昌的命令，整夜不能合眼。而对面房间的罗列，时而打电话，时而找人，时而口头下命令，时进时出，也弄得个终夜不宁。　　第二天（二十六）早上五点钟，李犹龙和周士冕撑起失眠的倦眼，走到罗列办公室去询问情况。罗列说：“胡先生已决定二十七日凌晨二时离开西昌，让赵龙文、蔡紫、与贺国光、王梦熊、谈荣章等于今天晚上飞台湾，要我们同他一道从沪沽经沪定逃西藏。”　　李、周又问南北两路的情形。罗说：“北路胡长青正由平坝向越西县城转进，南路顾葆裕部已失联络，可能往滇西跑了。朱光祖只剩了一营多人，向德昌转进，昨天晚上九时赶到德昌的一营人，正即赶修工事。据报共军距德昌还有二十多里，已令朱光祖在德昌坚守到明晨四时，再向沪沽转进。并已令西南十训团与今晨离开西昌，先去沪沽。”　　上午九时，胡宗南由邛海新村来到城隍庙，神情颓丧，一进门，便到罗列办公室查问战况。接着便找李犹龙和周士冕到办公室去，间他们知不知道逃离西昌的时间。接着又要李犹龙多带些男女青年，在路上才不会寂寞。大概这时候他又想到苦中作乐的重要，所以对于男女青年忽发奇兴。　　李犹龙说：“离开西昌的时间，罗参谋长已经告诉我们。西南训练团有学生几十人跟我们走，路上不会寂寞。”　　接着，李和周士冕为了表示为主的忠心，乃一同劝胡宗南应该坐飞机离开西昌，不应该走陆路冒险。这“忠心”也包含着私心，因为他们二人在内心上都想跟着胡宗南坐飞机逃生，以为如果胡决定坐飞机，他们也就有随着坐飞机的希望，那么，就可免除生命危险了。　　但胡宗南说：“我刚才奉到总裁的命令，要我亲率部队向滇西转进，与李弥部会合，必要时才去西藏，我怎能坐飞机跑呢。”　　他们离开胡后，即回到罗列的办公室，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见到胡的表侄、副官处长蒋竹三，正在为胡收拾滑竿和乘马，他们便认为胡宗南一定是带着他们一同跑，因此放了心。李还打算到徐获权家中去弄一些腊肉，好在路上吃。但周士冕叫他不要离开诚隍庙，说：“军事情况，瞬息万变，胡宗南的话你不要信以为真，他是经常找别人作替死鬼的。”　　胡宗南中午离开城隍庙回到邛海新村，下午即不再到城隍庙办公，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罗列和赵龙文很慌张地同车去邛海新村，临走时，对李犹龙和周士冕说：“龙文要去台湾，我陪他去请示，立刻就回，你们不要离开。”　　两小时后，罗、赵二人回到城隍庙，对李：周说：“请况很紧急，共军正绕过德昌，正向飞机场方向进迫，已派了一个营到飞机场作作战准备。”西昌飞机场在西昌东郊三十五华里，距邛海新村三十华里；距德昌四十华里左右。情势确实已经极度紧张了！罗列随即下令各单位准备行动，候令出发。同时，赵龙文和蔡綮乘车去飞机场，蒋竹三带了两个副官去邛海新村，罗列为周士冕、沈策、王炳炎及李犹龙四人准备了一部汽车，又吩咐裴世予、戴涛准备同他坐一部汽车，俟必要时由飞机场旁边冲过，一同到沪洁滇去（由西昌到沪沽必须经过飞机场）。因此，大家都在罗列的办公室，静候胡宗南下令出发。　　不久之后，即听到一阵飞机声发自夜空，周士冕、王炳炎、李犹龙等人，都正在说赵龙文和蔡紫他们起飞了。罗列便拿起电话，问飞机场的情况，人人只听他说一声：“怎么？他飞走子，他妈的！”就把电话耳机摔下。　　别的人急问：“怎样？”　　罗列说：“胡宗南走了，他妈的！”　　李犹龙一看表：十一时十分。——一九五①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离胡宗南到西昌之日，是三个月差两天。　　众人顿时默无一言，面色如土！胡宗南刚说过是要带着他们向滇西转进的，现在却丢下他们，坐飞机逃命去也矣。　　周士冕便骂道：“胡宗南一贯只顾自己，不管旁人的死活！”胡要周士冕随他从海口折返西昌时，就对李犹龙埋怨过，说胡临死还要拖他去垫背，这一回胡未死，而他倒垫定了，所以恨声立出于口。　　但李犹龙却是一语不发，他把前后的情景联系起来想，总怀疑罗列和赵龙文在这中间有鬼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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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不讲出来就永远没人知道了！ 我是1946年中航139号客机空难失事者陶少松夫妇的直系亲属，同时又是1947年到达失事地搜寻的三个亲历者之一。我和我的阿姐陶秀英（96 岁）始终心系四川峨边，有一个叫“团岩”的地方——那里是我父母享年49 岁生命的终止地。 1929年在南京陶少松夫妇与家人合影。照片由陶秀英（前排右一）提供 噩耗传来如霹雳 陶少松（1897—1946）字器良，是我父亲，他学贯中西，香港拔粹书院、圣士提范书院及香港大学受业，继复赴美入芝城工学院深造，为中国的铁路、金融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他学成归国，在广州开设进出口业商行。早年加入同盟会，助革命党人，与后任国民政府农工部长的马超俊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吴铁城等人过从甚密。倒袁时遭通缉，后逃亡日本约一年。1928 年，他在南京应铁道部长孙科之聘，任铁道部顾问兼翻译，与英人康德黎的季子（时任铁道部专家），一起遍访中国铁路，建树良多，以应战时之需。后被派赴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等。抗战时期，他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副理，主管人事。 抗战胜利后，东南复员，百废待举，我父亲陶少松奉调沪行，从重庆到上海接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职务。当时我们子女亲戚家佣水陆并行，先期回上海，安置于上海“中行别业”，等候父母到来。收到电报，得知父母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即1946年3月19日由重庆同乘中航第139… Continue reading

1949年12月，国军上将王陵基逃到李文的兵团部，半夜去偷听，发现李文准备起义，吓得他将携带的黄金大部分扔到一口枯井中，余下的和手下分掉，然后各自逃命。 王陵基在川军中资历很深，人称 “王灵官”，1948年4月，他取代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然而仅仅一年多，解放大军的兵锋就已直指四川。 1949年12月初，王陵基感到留在成都愈发危险，于是坐上“财政部长”关吉玉逃往台湾前送给他的新式轿车，匆忙出逃。 路上到处都是溃兵，车辆行进艰难，王陵基跌跌撞撞地走了几天，于12月17日到达大邑。可刚在大邑住了一晚，就传来解放军即将围城的传言。此时，王陵基身边的保安部队早已在半路失去联系，大邑的警察队长请他吃了一顿饭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陵基对着亲随说：“都别愣着，给我想办法啊！” 一个随从说：“王主席，要不咱们继续赶路，找个更安全的地方？” 王陵基说：“说得轻巧，这兵荒马乱的，能去哪儿？” 最终，惊恐万分的王陵基，还是决定车也不要了，行李也舍弃了，只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开始步行逃亡。 在逃亡途中，王陵基觉得这样下去也不安全，便又返回成都去找胡宗南。王陵基好不容易回到成都，却发现胡宗南早已逃之夭夭。… Continue reading

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在说，原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王陵基被俘的时候，身边带着八万两黄金，这些黄金也随着王陵基被俘而被没收了。 老蒋拨给王陵基大量黄金，这是事实，但是据王陵基回忆，那些黄金已经被他分掉了一部分，剩下的大部分，都被他在逃跑时扔进了一口水井。我们从王陵基的逃跑路线中，基本能分析王陵基把大量黄金扔进了什么地方的哪口水井——很奇怪至今也没看到打捞出那批黄金的消息。 沈醉《战犯管理所见闻》中是这样说的：“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都是被俘的党政军特人员职位最高的一部分。这些人被俘虏时，身上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按规定，除了像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等，属于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 我们再看其他史料，就会发现沈醉的回忆录可能有误：其一，并没有其他史料证实曾没收过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其二，看王陵基逃跑时的状态，也不可能携带八万两黄金。 王陵基是1950年2月6日被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抓获的，抓获王陵基的过程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孙仲远接到南溪县公安局长陈贤仁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从宜宾顺江而下的“永利轮”上藏着宋希濂，此人五十多岁，头戴绒线帽，身穿蓝色长袍，戴眼镜。 这肯定是个有误的情报：宋希濂生于1907年，当时只有四十四岁，且已经于1949年12月19日被俘，绝不可能出现在“永利轮”上。 果然没过一会儿，宜宾专区军管会就来电话了：“永利轮船上的战犯是王陵基，不是宋希濂，其特征如前。” 孙仲远局长带领公安人员登上“永利轮”，查出四十多个五十多岁男子，经过筛选，比较符合情报特征的有八个，这八人栽经见过王陵基的公安员梁明光辨认，终于锁定了目标：“随即搜其身，除轮船票和10多万元人民币（第一版，相当于第二版十多块钱），别无他物。” 王陵基是只身出逃，身边只带着十多万块钱，虽然只折合后来的十多块钱，但是当年的十多块钱，也够一个人吃一个月的了。 十万块钱不多也不少吗，但是跟传说中的八万两黄金相差甚远，所以要追寻那笔巨额黄金的下落，我们还得去看王陵基的回忆录《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其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我之逃走和最后被捕经过”。… Continue reading

罗光德 在雅安地方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他，出生于风雨飘摇的晚清乱世； 他从小习武，趟进袍哥的江湖，从架桥铺路、开山引水，到矿产争夺并称霸大渡河畔； 他，先后参与民国时期汉源县的许多重大事件，从四川保路运动、讨袁北伐，一直到军阀混战、乐西公路修筑……他的势力范围遍及西康宁、雅两属。 1950年2月1日，西康雅安解放后，他妄图负隅顽抗，勾结反动势力企图阻止人民政权的新生。 在中国西南大地秋风扫落叶般摧枯拉朽的解放战役中，他终于被人民军队俘虏擒获，并且押上了人民的审判台。 1 大渡河畔一“枭雄” 据《汉源县志》载，羊仁安（1875—1951），原名羊锡智，又名清全，汉源县富林镇人。幼年在私塾读书，后随富林武生罗应魁习武，及长，参加袍哥，为袍哥大爷器重，因比武群斗，牵连命案，被捕入狱。知县钟寿康判处罚银300两，取保释放。在督修大相岭官道中有功，被委为富林团总。 清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中，羊仁安一面响应同志军号召，调集汉彝民团及哥老会弟兄一千余人，设防大渡河，以遏阻清军宁属陆军协统施豹子（绰号）、南路巡防军统领马寿臣驰援成都；一面又与清军联络，释放已为富林民团俘获的施豹子，并为施豹子让路，致使同志军相继为清军打败，首领谭小山被俘就义，而羊仁安却得到马寿臣赞赏，赐字“仁安”。… Continue reading

　1949年11月29日晚，蒋介石在重庆最后一夜。这一夜，伴着阴晦细雨，他在飞机上度过一夜。 　　向文职官员发手枪 　　文史资料显示，当晚，位于重庆西郊歌乐山的林园官邸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院内侍卫官站了一大排，应召前来的勤杂人员忙着搬迁。军需官打开了武器库，开始向文职官员分发手枪。一号楼那边，每隔几分钟就听得见电话铃响，气氛十分紧张。 　　在蒋介石居住的小平房附近，则一片肃静，门厅里只有几位高级将领，正襟危坐，连咳嗽也尽量憋着。侍从人员端茶倒水蹑手蹑脚，生怕打扰了总裁。 　　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正在虔诚地做着基督教的晨祷，他的嘴唇悄然翕动，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而就在林园官邸的高墙外，防守川南的罗广文兵团残部，这时正沿着成渝公路向西方向逃窜，路过重庆连停都不停一下。 　　两处布防顷刻瓦解 　　蒋介石是半个月前自台北飞临重庆的。此行目的是亲自部署所谓的“重庆保卫战”，撑持危局。 　　来到重庆，他便下令撤销了警备司令部，成立卫戍司令部，以第20军三个整师的兵力，在长江南岸大兴土木，构筑工事。同时，他还紧急抽调800辆卡车，将胡宗南的王牌第一军赶运重庆，意欲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谁知，正是他飞来重庆的短短两周里，防守川东白马山的宋希濂大部被歼，宋希濂本人害怕受到处分，潜逃川西，下落不明。固守川南的罗广文部溃不成军，望风而逃。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抵达近郊南温泉，与胡宗南部交火，重庆朝不保夕。…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