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械部队在国民党军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抗战胜利时，受外援减少和自给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蒋介石在抗战末期确定的美械、国械列装计划实施受阻。为摆脱部队整体装备水平不高的局面，国民党军将利用重点转向收缴的日军装备，日械部队由此出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日械部队已占国民党军的半数以上，规模和数量远超同期的美械、国械部队，形成了包含主力军、师部队，要塞炮兵和特种兵部队，宪警和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完整结构体系，成为国民党军在战争期间的绝对主力。但由于国民政府工业基础薄弱和组织能力低下，日械部队显露出筹划管理不善、装备整修缓慢、军畜配备不足、物资分配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最终在消耗巨大而难以补充的困境中走向消亡，成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编制和装备体系改革失败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国民党军　武器装备　军队编制　日械 在中国军事近代化转型的历程中，日式武器曾被各派武装力量广泛装备使用。1945—1946年是抗日战争到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过渡阶段，缴械日军成为蒋介石政府控制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争取有利态势的工具，日本投降交出的武器更是成为其武装军队的重要资本。长久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军制和装备的研究，多以全面抗战初期引进的德械和抗战后期输入的美械为主。这些研究涵盖武器装备、军援军贸和编制体制等诸多领域，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面貌。然而，对于抗战胜利后出现的规模更为庞大的日械部队，目前还鲜有论著问世。因此，对这一群体的规模和种类详加考察，结合现有对德械与美械部队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厘清抗战前后国民党军制和装备的发展脉络，还能更大程度地还原过渡阶段国民党军的全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衔接研究提供更多支撑。 日械部队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1944年下半年起，鉴于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的表现，国民政府决定整编全国美械与国械部队，并逐步提高美械装备数量，作为对日反攻的主力。这一举措在抗战结束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美国对华军援政策变化，国民党军的主要作战对象也由日军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内外因素的变化已不再支持原有的整军构想，日械部队应运而生。此后，日械部队的发展演变与多项历史事件紧密交织，诸如受降日军武器的利用程度、战后军人的遣散安置、国共和平谈判的进展等。尤其是在蒋介石“军队嫡系化”的大背景下，陈诚先后以军政部部长、国防部参谋总长的身份主导整军工作，对日械部队的成军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日械部队系依托战后收缴的日军装备编配而成。抗战结束时，这些装备尚不完全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因此在规划上颇显仓促，方案建制也迭经变更，换装进程较以往的德械、美械部队更显混乱而复杂。虽然国民党军武器制式化和编制统一化的尝试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但在抗战结束时仍混乱不堪，使用日式装备还要考虑与既有体系融合的问题，故其规模和定位也不易理清。迄今为止，学界对日械部队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各部队获得的日械数量种类不一，其规模如何？相较其他部队战力几许，有何缺陷与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本文立足于原始档案、当事人回忆及其他相关史料，试图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装备构成入手，以受降日军武器的处理、利用为主线，从武器利用率、资源分配、编制结构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还原日械部队的成军过程与整体面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民党军接收日本海、空军的装备相对较少、交付时间长、堪用率不高，未对之后的战争进程产生关键影响，因此本文中提到的日械部队，特指陆军部队。 一、 成立原因、武器来源及换装经过 （一）战后国民党军的状况和日械部队的成立 1945年9月侵华日军投降时，国民党陆军共拥有步、骑兵119个军350个师，炮兵46个团，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宪兵等特种兵共121个团又38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军事机关、学校等在内，总兵力达591万余人。但从整体上看，装备水平并不理想，火力、机动力、保障能力等衡量战斗力的重要指标均不高。 首先是各作战单位火力孱弱。全军2/3左右的军、师没有炮兵支援单位，各军、师部队中配备军属炮兵营的只有76个，师属炮兵营仅有51个，有编制的亦多数处于缺编状态，用迫击炮代替身管火炮的现象比比皆是。以第九战区为例，1945年9月，其所辖2个集团军、8个军、32个师，连同各挺进部队在内（不含各独立炮兵团），仅仅装备迫击炮323门、战防炮21门、山炮8门。第九战区作为抗战后期交锋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麾下竟没有一个军、师单位能配齐12门制的山炮营，全军部队火力配备之境况可见一斑。 其次是军畜及保障物资匮乏。彼时的国民党军骡马化都尚未完全实现，畜力配备严重不足。陆军步兵部队配备骡马数仅107291匹，缺额数接近六成。骑兵部队编制85302匹，实际只有44394匹，情况最差的第二战区，3个骑兵师每师只有马68匹、骡290匹。其余兵种部队缺额情况更甚。除此之外，全军的工兵装备、运输车、通信器材及被服、粮秣等物资亦十分缺乏。 再次是武器制式化程度偏低。其中，轻武器因尚可自制，装备的统一性稍好，基本以德系7.92mm口径为主；重武器则全赖进口，来源供应没有稳定保障，呈现出“万国牌”的局面。例如，装甲部队的200余辆坦克，型号有8种，来源国家5个；炮兵装备的3000余门火炮，来源国多达12个，其中美械和国械共占比超过一半，其次是德械和苏械各占10%左右，日式火炮仅占装备总数的5%。从这个装备结构比例可以看出，此时日式武器装备比例微乎其微，日械化的概念尚无从谈起。 针对军队结构臃肿、装备低劣的状况，早在1944年7月底黄山整军会议上，蒋介石便筹划精简兵力，提高部队装备水平。初步的整军方案，计划将全军缩减到200个师左右，其中美国方面承诺用美械武装90—100个师，另半数使用国械，并由陈诚研究制定战后所需武器生产计划，以作长久之用。但在实际施行中，两项任务的推进均遇重重困难。 首先是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当时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完整的军工体系，加之战争期间国内生产能力遭到巨大破坏，武器装备生产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军工系统早已不堪重负，在战争结束时国械部队一共只充实了13个军40个师。国民政府虽然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了部分在华的日本工厂并获得国际援助，但考虑预算紧缩及休养生息的需要，仍对军工产能进行了压缩，关闭、合并军工厂过半，人员也减至战时的六成左右。此时，单纯依靠国内生产已很难满足部队的装备需求。 其次是外援方面面临困境。因二战期间美国的保障重点在欧洲，加之滇缅地区运力不足，输入中国的美式武器有限，仅占美国对外军援总额的3%。这些援助还要兼顾诸多军种，远不能满足国民党军换装需要。战后，随着主要敌人日本的投降，美国已无继续军事援助国民政府的必要。1945年8月21日，美国宣布《租借法案》停止使用，仅兑现二战期间未交付的装备物资。1946年8月，美国国务院又发布对华武器禁运令。除按照当月底签订的《中美关于让售战时剩余物资协定》出售太平洋战场部分剩余物资外，其余美援暂时停止。因此，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械部队只能维持在13个军39个师的规模，距组建90—100个师的目标相去甚远。 在装备供应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国民党军始终无法通过自产或外援的方式完成全军换装，战后收缴的日械便成为其整军备战的不二选择。 即使在抗战末期，日军的整体装备水平仍远高于国民党军。按照战后同盟国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中国关内、台湾，以及印度支那等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114万余人，均向国民政府缴械。这些日式武器种类齐全、数量庞大，性能也较国产装备为优。特别是在重武器、坦克装甲车辆、军马和汽车等国民党军装备的薄弱环节，可利用资源甚多（详见表1）。 为掌握这批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在蒋介石的指示下，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1945年8月21日专门致电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所有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武器、弹药……应立即妥为保管，不得移动，并应绝对保持完好状态……听候本总司令派员接收。”为防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获得日军武器，9月10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时再次重申：“日军一切武器器材，必须完整缴交我所指定之部队长官，切勿损坏、散失及落于‘匪’手，致扰乱地方。”这样，在独揽受降权的前提下，国民党军从16个降区接收了数量庞大的日军武器。1946年2月接收完毕后，蒋介石无不得意地称：“日军武器本月均已如数缴完，而竟未为‘共匪’所得，此乃大事也。” 除表1列项之外，国民政府还接收有日军各类电台、电话机、发报机41576台，其他通信器材32097部，工兵器材80余万件，冬衣裤900万件，夏衣裤4300万件，其他军衣、外套、雨衣等200万件，各种粮食1亿公斤，各种工厂105个单位。面对突如其来且数目庞大的军备资源，陈诚也不禁感叹：“这样大量的物资，突如其来地交给我们接收、保管并分发利用，实在是一件破天荒的事。” 除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区域外，蒋介石还就挖掘苏军手中的日械资源进行了尝试。自1945年10月12日正式启动东北接收工作后，中苏双方就处理战后东北遗留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谈判。11月9日，蒋经国与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就撤军及关东军武器移交事宜达成协议，苏军答应将手中余存的部分日军武器移交国民政府使用。这些装备对日后进入东北作战的国民党军提供了补充。 （二）整军工作的推进和日械部队的成立 抗战胜利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为核心的最高统帅部体制，作为战时状态的延续仍继续运行，直到1946年5月才被新的国防部体制取代。“过渡时期军委会的主要职责有两大类：一方面是为发动内战做准备，核定各类整理计划，协调推进包括“复员”“整军”在内的军队编制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领导全国战区的对日受降事宜，接收美、加、英各国的军援物资，并根据整军目标的调整，制定各种军械利用计划。收缴和利用日械工作在此框架下展开，贯穿国民党军在1944—1946年两次全国性的整军工作，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9—12月），主要是各部队按降区清点收缴日械，同时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以确定接受日械武装的部队番号。从1945年9月国民党军开始接收日械起，至10月下旬，除部分技术装备尚未接收以及东北苏军掌握的日械外，国民党军的对日接收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军委会开始讨论1946年度军事预算及施政方针，重新确定裁编的部队数量。在11月11日召开的第一次复员整军会议上，蒋介石指示军政部拟定《复员官兵安置计划概要》，具体规划了官兵复员工作进度表，当月底开始筹划制定“充实日械部队之番号与计划”。12月8日，自1944年7月开始的第一次整军工作宣告完成。鉴于缴械和复员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初步进展，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部长陈诚为中央军事机关改编委员会主席，统筹负责1946年度全国军队的整编工作，日械部队武装工作也逐步付诸实施。 在陈诚最初对日械资源利用的评估中，预计收缴的日军重武器可装备40个师，轻武器可装备100个师。但蒋介石一开始对美方能提供30个军90个师的装备计划寄予厚望，故仅计划以日械装备13个军35个师及部分地方保安部队，分别是十一、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二、八十一、八十二、九十六、九十七军，浙、皖、鄂、赣、粤、闽、桂、豫、陕9省保安团，南京、上海、武汉警察厅（局），以及26个宪兵团。此时的日械更多是对美械、国械部队的一种补充，但由于美方迟迟没有兑现承诺，日械装备计划也随之做出变更。在评估部队实际需求后，整体的利用原则大体确定为： 1.山、野、榴炮等压制火器，在全军范围内广泛列装。因美械无法到位，各部队重装备缺乏的情况远比预期严重，这使得需要补充火炮的军、师数量大大增加，充实炮兵装备成为日械部队武装的首要工作。鉴于补充缺口巨大，为不致发生混乱，陆军总司令部特做出如下说明：“在编制上已有炮兵部队，而火炮器材马匹不全者，准就收缴之日方火炮器材马匹按编制编成。但原无炮兵部队者，非先经军政部核准，不得重新成立。后迭经军政部核定……或转军政部统筹计划，查核拨配之。”至1945年12月31日，各战区上报需配备的炮兵营数量共126个（军炮兵营25个、师炮兵营101个）。 2.轻·中型迫击炮、掷弹筒、枪榴弹等步兵支援火器，根据部队实际需求补充列装。这类装备国内可以自产，国民党军在抗战时期也有一定的装备基础，只是受限于产能和制造工艺，在数量分布和性能参数上参差不齐。因其战斗利用价值相对较高，改造整修也相对容易，列装原则定为在现有编制基础上，根据需求拨补部队。 3.手、步、机枪等步兵基础火器，不在主力部队中大批列装。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军轻武器配备也相对充足。虽然收缴的日式步、机枪数量庞大，但日系的6.5·7.7mm枪弹与国内主流的7.92mm枪弹口径不通用，性能较国产枪械也无明显差距。1945年底的第二次整军计划确立轻武器自给的原则后，兵工署决定不再进行6.5mm弹药的生产。实际上，顶着巨大后勤压力去改变原有的轻武器结构，实无必要。不过，作为辅助战斗的手枪是个例外。因整体装备基数不大，对弹药量需求也不高，手枪在日式枪械中装配比例较高。 新的列装原则大体确定后，最初拟定的列装部队开始据此逐步进行换装。至1945年12月24日时，一共装备完成日械部队36个师。 第二阶段（1946年1—7月），主要是进一步核实前期收缴的日械数量，结合陆军新编制以及坦克、汽车等装备接收情况，全面系统地规范日械部队的装备编成。 为进一步细化装备利用，规范军需粮秣等配套物资的整补事宜，1946年1月4日，蒋介石指示陈诚尽早拟定完善的装备方案。2月13日，日械全部接收和统计完毕，陈诚于次日拟具《军政部收缴日军武装物资利用办法》。根据前期的装备利用情况，该办法对各类武装事项做进一步核准和规范，将所有物资区分为火炮、步兵武器、战车、工兵器材、通信器材、汽车及油料、马骡、被服、粮秣、卫生器材10大项，以装备各兵种部队。该办法中规定的主要装备标准（要点）如下： 1.需装备炮兵营的军、师部队数量核减为111个，其中军炮兵营33个（已编成14个）、师炮兵营78个（已编成27个）。轻武器已换配11个军31个师，各部队可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下一步装备重点是宪兵和地方保安部队。 2.骡马总计配备55个军又2个师、1个集团军和1个长官部。 3.工兵器材优先补充各独立工兵团和日械军、师属工兵部队，次配发担任重要任务之国械部队，美械部队非特殊情况不得配发。 4.汽车除组建新的独立辎重汽车部队外，其余配发标准为：战区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各10辆，集团军司令部及军部在前方者各5辆、后方者各3辆，师在前方者各10辆、后方者各5辆，宪兵团2辆，骑兵团3辆，炮、工、通信、铁道兵团各5辆，独立炮、工、通信营各1辆，补给区司令部和区兵站司令部各10辆。 5.战车仍在转运中，待在北平、武汉、徐州三地集中完毕后再做处理。 6.被服分为两大类，棉制军服按国民党军样式修改后配发各军、师部队，呢料军服、雨衣、皮鞋、钢盔等优先拨发各地区特种兵部队，剩余再配发其他调整之部队。 7.粮秣、卫生器材按相关标准配发各军、师部队后，妥善储存利用，以卫生车辆编建12个卫生汽车队。… Continue reading

有一天我在昆明的一条大街上散步，无意间看见一家大旅馆的门匾上有“冯占海题”几个大字，十分醒目。我心头一惊，停下来仔细观看。字迹我越看越眼熟，很像第91师冯占海师长的手书。我急忙进去打听，一进门就看见冯占海将军的副官坐在柜台旁。他也马上认出了我。原来这家旅馆竟是老师长冯占海开的。他乡遇故知，分外惊喜。我立即随他上楼见冯占海将军。一见到冯占海将军，我即立正敬礼，大声说：“报告师长，第91师273旅第3营营长韩声涛前来候命。”冯占海将军哈哈大笑。我们武汉会战后一别，竟已7年。冯占海将军当时才46岁，看上去已略显苍老。他兴奋地打量着我，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真是越长越精神了。你现在成了中央军的人了。咋到昆明来了？”“在黑林铺美军参谋学校学习，”我回答。“学习好，学习美国军事好。从当兵时你就爱学习。”他说。 我们一起喝酒吃肉，开怀畅谈。席间我问：“师长，您怎么把我们丢下不管了？搞得弟兄们七零八落的。能一直跟着您打日本鬼子该多好啊。” 冯占海将军叹了一口气，说： “你以为我愿意经商？我是军人，我怎么会不想继续带兵打仗。当年我带部队在东北跟日本人拼杀并从东北一直打过来，就是想一直带兵打到把小日本赶出咱中国为止。可人家叫你干不下去啊。哪儿危险把你往哪儿派，这咱不怕，咱就是打鬼子的，可危急时候没有增援，打完仗不给补充又很少休整，一再缩编，看着你拼垮。我从东北带出来的可是两万多人马啊！是跟日本关东军拼出来的人马啊！我对不住跟着我的弟兄们那！最后把你的部队收过去，把你架空，给你个虚职，叫你带不成兵，打不成仗，还有什么意思。明摆着歧视你，明摆着不公平，因为你不是他中央军的人嘛。”我说：“师长说得很对，在中央军打仗和有急事时总想到我，可升官时就没我的份了。从东北抗日到现在已14年了，前7年在91师受到师长您的重用，论功行赏，我从战士逐级升到营长；后7年我在中央军硬仗可一点儿也没少打，但只升了个副团长，还升得晚，还是把我看成东北军的人那。” 冯占海将军微微一笑：“你也算尝到滋味了！” 谈到战死的王锡山旅长和不幸自杀的赵维斌旅长，我们不胜唏嘘。我问：“师长，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不用，你当副团长经济不宽余，这我知道。”他回答说。此后不久，在美军参谋学校的学习结束，我就离开昆明回贵阳团部了。 1938年武汉会战后冯占海将军辞去第91师师长职务，带着副官离开部队。先到了广西桂林，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对他颇为同情，发给其护照以暂居香港。1939年冯占海将军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后来冯占海将军从香港转到昆明经营商业，先后兴办同兴汽车商行和同义大旅社，直到日本投降。 1946年秋，冯占海将军将全家迁往北平，继续经商。大约在1947年，我在东北锦州最后一次见到抗日大英雄冯占海将军。当时我是第13军教育团团长，团部在锦西。那天我到锦州市市长处商量招兵事宜，竟在那里见到了冯占海将军，他是市长的座上客。1950年冯占海将军被选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同年他经龙云（原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抗战胜利后拥共反蒋，49年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57年被打成右派）等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5年周恩来任命冯占海将军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冯占海将军回到吉林省。1962年冯占海将军患了癌症，他瞒着家人为自己买了一个骨灰盒，并留下遗嘱：将我的骨灰埋在北大山(在吉林市)我的抗日发起地。1963年9月14日，一代抗日名将冯占海病逝于长春，终年64岁。 本文摘自《97岁老兵抗战回忆之迎来胜利》 Continue reading

解放军进攻宜川登上城垣。 把西北地区归于南线战场，在地理概念上是勉强的，但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一概念专指陕西境内发生的战事。 在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之前，西北野战军已经开始战略反攻，部队逐步发展为五个纵队，总兵力七万五千多人，装备也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仍有四十四个旅，总兵力达三十多万人，其中有十七个旅分布在陕甘宁解放区周围，其他各旅分布在豫西、晋南和陕南，国共两军的兵力对比仍是五比一。 但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上，彭德怀还是提出了开辟西北外线战场的建议。毛泽东也认为：“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我军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它、吃它，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打出去，就意味着迎战西北的胡宗南乃至青海的马步芳的数十万大军，就意味着西北野战军必须在脱离后方的情况下孤军作战。 最大的困难还是官兵吃什么？ 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提出打宜川。宜川只驻守着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的两个团，如果战斗打响后胡宗南出兵增援宜川，黄龙山道路曲折便于打伏击战。更重要的是，打开南进的通道，不但可以威胁西安，而且沿途多是产粮区，可以解决部队紧迫的粮食问题。二十四日，第三、第六纵队形成了对宜川的包围态势。 彭德怀电告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和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 宜川守军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万万没料到宜川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张汉初认为彭德怀部这次非把他消灭不可，于是十万火急的求救电报一封接一封发出。 胡宗南终于沉不住气，下达了增援的命令：“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即率整二十七、整九十师(实共四个旅十个团)沿洛川、永乡、瓦子街向宜川疾进，歼灭犯匪，并解宜川之围。” 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是一个苦命的将领。自从胡宗南大军占领延安以来，他的任务好像就是专业救援：救蟠龙，救榆林、救清涧，无论何时何地哪个部队被围，都是他带兵前往救援，但是至今还没有成功援救的先例。刘戡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蒋介石极为欣赏的一名战将，抗日战争中曾率部北上冀晋，在紫荆关、阳泉等地与日军血战，后转至晋南中条山一带与日军周旋作战。抗战结束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刘戡被提升为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奉命驻防陕北，在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指挥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刘戡的苦日子由此开始了。 接到增援宜川的命令时，刘戡正在西安过春节，与他同在一起的还有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和副师长邓钟梅。命令一来，大家都很扫兴，但都认为彭德怀就那么点部队，不会有什么大仗可打。刘戡约两万人的增援部队二十五日由洛川出发，按照整编二十七师、军部和整编九十师的序列，沿着洛宜公路向宜川急进。这正是彭德怀判断的敌军增援的那条路。 第二天，整编二十七师到达永乡附近。侦察员报告说，在东北方向约二十五公里处的观亭发现大量解放军。刘戡在西北战场上与彭德怀交过手，十分熟悉共产党军队的战法，他不愿意为宜川把自己的部队葬送掉。因此，他致电胡宗南说准备先打观亭。刘戡等着胡宗南的回音，在永乡附近停了一天。 这让彭德怀很是焦急，他担心刘戡退回去使打援的作战计划落空；更焦心的是刘戡走得太慢，而西北野战军的粮食已经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万一刘戡三天不动，即使最后他进入了伏击圈，官兵饿着肚子如何作战？ 二十七日晚上，刘戡等来了胡宗南的回电。–回电如此迟缓的原因是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跳舞去了，命令是由一个处长转达的：不准停留，兼程推进。刘戡虽然预感到危机四伏，但是他无法抗拒命令。第二天，在向公路两侧派出掩护部队之后，整编第二十九军的主力上路了。 天空开始飘落小雨，雨中夹杂着雪粒，天地间潮湿而阴冷。 部队刚走出不远，前面就响起了枪声。当整编九十师师部走到瓦子街附近时，来自南面的枪炮声和手榴弹声开始密集起来，看来后路是否通畅成了问题。不一会，北面也枪声大作，部队在公路上拥挤在一起走不动了。刘戡命令接通与二十四旅的电台联络，张汉初旅长报告说：“围城之敌分向西北和西南方向逃窜”了。这个报告令刘戡恍然大悟：彭德怀的主力冲这里来了。 雨夹雪已经变成了漫天大雪，四野一片迷蒙。 王应尊主张趁公路南侧尚未发现解放军，部队可向黄龙山撤退，然后绕路去宜川，这样不但不违背胡宗南的命令，也可以跳出眼前的包围，解救宜川。刘戡比较认同这个建议。但是，如果绕路的话，本来打前锋的整编二十七师就成了后卫，雪大路滑，大部队走出去之后，谁也无法预料整编二十七师是否会遭遇危险。刘戡对王应尊师长说：要待深夜十二点以后才能行动。天降大雪，道路泥泞，等打部队走完了，恐怕你的部队走不出去，因为你的部队正在前面打，势必你要担任掩护任务，走在最后。”王应尊当即表示：我走最后没关系。”这让刘戡颇有些感动。 暗夜里，雪落无声，刘戡思索良久，最后决定：明日拂晓前继续沿公路前进，一举突到宜川。” 彭德怀部已经完成了对整编第二十九军的包围。彭德怀不能再等了，因为部队已经断粮。无法想象彭德怀的官兵在大雪之中如何度过饥寒的长夜的。二十九日凌晨六点，一纵独立一旅在旅长王尚荣的率领下开始攻击瓦子街，堵塞了刘戡部的退路。战斗一打响，刘戡立即指挥部队突围。 这是西北野战军军史上罕见的一场混战。天色昏暗，大雪纷飞，两军搏杀，分外眼红。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电文中写道：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 入夜，刘戡发现经过二十九日一天的战斗，整编第二十九军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兵力，特别是已经没有可以机动的部队了。刘戡认为明日解放军将继续猛攻，趁夜突围尚有逃生的可能。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果部队突出去了，只能撤往西安方向，那么谁对胡宗南的增援命令负责呢？刘戡希望师以上指挥官共同负责，可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坚持要刘戡下达命令。结果是，全军原地不动，等到明天再说。 三月一日拂晓，彭德怀部发动全线攻击。整编九十师各旅都已失去控制。师长严明和参谋长曾文思撤退到一个高地上给胡宗南发了封电报：“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二，战局极为严重，我等团长以上决心成仁，以报校长及钧座培育之恩德。”曾文思认为师长过于悲观，严明说：现在谁肯为我拼命？赶快把电稿传到团，团长以上人员一律要坚决自杀！”电报文稿被传给了部队，此时，各个阵地的厮杀已进入白热化，团长以上人员似乎用不着自杀。下午，随着各个阵地相继瓦解，刘戡的军部和师部都已处在被攻的境地。 严明不断地逼迫曾文思和他一起自杀。曾参谋长借口观察战局，始终与他保持十米以上的距离。曾文思对严明当通信营长的儿子严守礼说：你要特别注意，防止师长自杀！”严守礼说：咱们突围吧！”曾文思说：你们把师长拖到山下军部去，我随后也下去。”于是，严守礼和副官架着严明下山，曾文思也跟了下去，两人在山沟里会合了。严明埋怨说：“你真害死人！在山上我手头还有几个连，可以找机会冲出去，现在叫我怎么办？就在这里动手自杀吧！”曾参谋长说：为什么？到军部去，要死大家死在一块！”这时，公路上人头攒动，混乱不堪，只见人流向西涌，一阵激烈的枪响之后，人流又像潮水一般向东涌去，很快又被挡了回来。严守礼将严明扶上滑竿(严明去年三月率部进攻延安时，翻车腿断，愈后行动不便，随身备着一乘滑竿)，曾参谋长有意慢慢落后在后面，然后他与严师长脱离开，自己到公路边的山岩里藏了起来。严明乘坐滑竿往山上行进时，被机枪子弹打死。 刘戡烧毁了机密文件、砸毁了电台之后，准备自杀，但手枪被军参谋长刘振世夺了下来。刘振生要求军长突围，刘戡在突围中捡着一颗手榴弹，他看了一眼随即拉响了手榴弹上的拉环。 也许除了刘戡本人，整编第二十九军并没有哪位团长以上军官自杀。 三月一日早晨，固守宜川县城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听见“瓦子街任家湾方向炮声隆隆，清晰可闻。五个小时后，炮声慢慢沉寂下去，接着机枪声也听不到了”。张汉初判断刘戡部凶多吉少，宜川更是危在眉睫，遂决定率部突围。三月二日晚，西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击，战至三日上午八时，全歼宜川守军五千余人。 宜川一战，西北野战军以伤四千一百九十三人，亡一千零五十九人的代价，歼灭胡宗南一个整编军军部、两个整编师师部、五个整编旅的十个团，总计两万九千余人。 共产党新华社通过广播通知国民党方面：刘戡和严明的遗体已经妥善装殓，希望派人前去接收。 胡宗南派人把两人的遗体运回西安。刘戡和严明被蒋介石追认为陆军上将。 国民党军准备放弃延安。 驻守延安的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多次来电，请求他的黄埔同窗胡宗南放弃延安。如果现在不主动放弃，说不定哪一天整编十七师就会让彭德怀包了饺子。 何文鼎已是度日如年。彭德怀攻打宜川时，他曾奉命派出一个旅增援，但是部队刚一出动，就传来了刘戡自杀的消息，他立即把自己的部队撤了回来。宜川距延安咫尺之遥，何文鼎心惊胆战地等着大战降临。但是，彭德怀没有攻打延安，而是西进宝鸡了。何文鼎立即再次打电报给胡宗南，认为这是从延安安全撤退的最后时机。 他的请求终于被胡宗南批准了。 胡宗南没有批准的是他绕道撤退的建议。 四月二十八日，整编十七师开始渡洛河。前天就命令工兵营先行到渡口架桥，但是由于河水上涨，架桥有困难，那个工兵营长居然带着部队跑了。愤怒而无奈的何文鼎命令十二旅掩护，主力部队徒涉过河。虽然没有共产党军队的追击，但部队还是笼罩在形同溃败的巨大恐慌中。下午，河水突然暴涨，重武器和车辆都已无法过河，正在北岸商量办法的时候，侦察飞机投下信件，说有共产党军队追击而来，催促整编十七师赶快渡河。此时，共产党军队已接近北岸，洛河渡口乱成一团，国民党兵扔下重武器纷纷抢渡，不少官兵在踩踏中被淹死，几乎所有的重武器和各种车辆辎重全部被共产党军队获得。 五月一日，整编十七师撤到蒲城之后做了清点：三千人被俘虏或者自动投降，负伤五百人，死亡三百七十人。重炮两门、山炮十三门、野炮八门、坦克八辆、汽车四十八辆、吉普车七辆全部丢失。 几天以后，蒋介石来西安，见到何文鼎，蒋介石给了他四个字：“怕死！无耻！”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时间是：一年零一个月又三天。… Continue reading

作者：张绪滋[人生如梦」，「往事那堪回首」，我的长官杜光公，已逝世九周年了——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往事沉思，都是过眼云烟，叹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自古将相今何在？我含泪回忆他生平伟迹，只是东鳞西爪，记忆不详，留待阅者指正为幸。 　　一浙江杭州时期 　　一九三一年（民二十年）正是东北「九一八」事变，第四师师长徐庭瑶（原教导第二师改编）驻扎杭州，司令部在梅东高桥，我们每次扩大纪念周时，常见杜聿明团长或刘子清团长指挥。那时杜公是四师十二旅的团长，也是全师中鹤立鸡群的团长。徐师长对他十分器重，爱护备至，每次派他到豫、鲁、皖、边区招募新兵时，赋予他全权计画，信任之深，无与伦比，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此时第四师所辖三个旅，第十旅汤恩伯，第十一旅关麟徵，第十二旅张联华。一九三二年（民二一年），湖北皀市天门地区与匪作战，张联华阵亡，记得当时师部参谋长是富文，同时兼教育大队长，研习德式军事教育，富文是由教导第一师调来。我是学兵连小排长，经常在师长办公室附近，担任卫兵司令。 　　二北平北苑时期 　　一九三二年（民二一年）四师十一旅在安徽金家寨作战，战绩辉煌，开拔徐州後，扩编为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将军，是一位猛将，此时日寇侵华，气焰很盛，常常找中国麻烦，本部是夜调往华北，驰赴长城古北口、北台、及石匣一带作战，我国装备远不如敌人，不得已，订下了何梅协定。此时卧薪尝胆，忍气吞声，在北京近郊北苑营房加强训练，杜公此时任二十五师副师长，兼七十三旅旅长，驻北苑营房，下辖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一四六团团长郑明新，韩增栋是一四五团营长，锺乃彤是一四六团营长，马彻、叶敬，都是当时的连长，蒋瑞清是旅部副官，不才是一四六团第一连连长，这是绿豆大的起码官。七十五旅驻黄寺大楼，团长有张汉初、覃异之。 　　廿五师在北京，军誉很佳，时人称为华北长城，回忆二十五师在古北口长城作战时，有一个山头，守军一连，日寇使用一个联队兵力围攻不下，伤亡枕藉，最後中国兵只有七个人，日寇崇拜英雄，在山头上刻了一块碑，上书「支那七勇士」，不久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派人拍摄电影，杜公命令绪滋扮演日军中队长，学献花圈，祭奠七勇士，杜公作导演，命令我如何去挥刀，如何去学说两句日本话，如何装成日军中队长小胡子模样，在这许多连长中，他挑选我去演这一角，後来也看到自己上了银幕，私心高兴。七十三旅过了一个时期，交由梁恺将军，杜公专任副师长；师参谋长似为詹忠言，参谋处长姚国俊，在北苑大约不到三年的训练中，部队确是生龙活虎，堪称国军中精锐之师；这不是吹牛，後来在台儿庄、湘北会战，都受到实地考验。 　　说到师长关麟徵，副师长杜聿明，二公合作密切，如鱼得水，一个是大刀阔斧，一个是综理密微。这次长城作战，把廿五师第二师编为十七军，由徐庭瑶指挥。再追溯古北口恶战，是以血肉之躯，抗拒日寇新式武器，我们装备差，短武器对长射程武器，战车、炮兵、飞机都没有，为了增援作战，八十三师刘戡，八十七师王敬久加入十七军战斗序列，但以廿五师首先到达古北口，仓皇应战。 　　那时北京附近的昌平—密云—九松山—石匣—古北口，战云弥布，草木皆兵，关师长和杜副师长，以无比的勇气，站在第一线督战。关负伤後，杜公负责指挥，在万分艰苦状况下，支持了数周之久，後以伤亡太重，由八十三师接防。记得我连在北台交防八十三师时，是利用黑夜，没有照明，敌前严禁火光；对方连长什么面孔，不得而知。再说二十五师在北苑整训时，曾在北京附近办了几届寒假学生集训，由杜公全盘计画，颜受廷参与之，一时声誉甚佳；北京学生对本部另眼相看。在一九三四年（民二十三年）时，杜公曾率部队到江西峡江一带作战，编为一个杜支队，能者多劳，马不停蹄，为国宣劳。 三晋南汾阳地区作战时期 　　二十五师於一九三五年（民二十四年），开赴河南洛阳渑池、陕西渭南、兴平一带，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的战况，不久晋南多事，阎锡山老将请求救兵，二十五师由风陵渡过河，经过运城—侯马—洪洞—开到临汾一带，在平城镇打了一仗，推进到隰县，四月之交，本师迂回作战，在隰县掘碉堡死守，食宿一切，均在堡内，有一独木桥可以出入，桥在堡内，杜公时往巡视指导，鼓励士气。五月之间，向黄河边永和急进，日夜行军，许多兵死於路上。回师临汾以後，七月间开到郑州信阳，转开岳州，准备同广东的陈济棠作战，幸好兵不血刃，和平解决，不然又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同室操戈耳。 　　四南京方山时期 　　徐庭瑶将军，此时任军训部，机械化兵监，考察欧美归来，上万言书，成立械化部队，当时诞生交辎学校，内有装甲车、战车等课目，遂借调杜公来校兼任总队长，一九三七年（民二十六年）在南京郊外方山，成立装甲兵团，胡献群辅助，同时杜子丰、马彻、叶敬、蒋瑞清、和我本人，都调往装甲兵团服务，杜公此时派我护送陕西几位老先生监察委员多人，到大後方湖南长沙，交给我这个不大不小的任务，同时还教我在湘潭附近，侦察战车训练地形。我拿著地图到处寻觅，发现七里铺这地方不错，庞大的起伏地，一百辆战车训练没有问题，後被杜公采纳，私心之高兴，如同中了头彩，那时我是司令部少校参谋，回顾装甲兵团成立不久，奉上级命令，派装甲兵一连到上海参加作战，牛刀小试，战绩不恶。装甲兵团之成立，是中国装甲部队的老祖宗，杜公整军经武，心细才长，一个崭新的机械化部队，在国人前露面了。大局逆转，日寇向上海南京疯狂轰炸，全团奉令调往湖南湘潭，湘乡浏阳宝庆一带，都是装甲兵部队的健儿。 　　五湖南湘潭时期 　　一九三七年（民二十六年）国府迁重庆，蒋经国先生，刚由苏联回国，我们也奉令开往湘潭，即扩编为二○○师，此时的二百师，欣欣向荣，一股朝气，全国军民，都知道二○○师，是机械化部队，司令部驻湘潭中学，杜公席不暇暖，逐日视察部队，天天求改进。某日，我练习摩托卡驾驶，手加油过猛，声音不对，杜公正在楼上行走，问什么人开车练习？马上派副官到楼下大操场制止，派的副官还没有下楼，而我已出了车祸。车子碰到围墙小树，两腿负伤，住院月余。杜公对部属如子弟，十分关怀，在此训练期间，他利用湘潭过渡处的一所大庙做修车厂，随时去视察，我都同行，记录一切指示，那时都是利用民房、学校、庙宇，根本没有营舍，物质生活很差，全国上下一心，生气蓬勃。记得当时军校十一期毕业生，分发本师者百余人，师长在楼下点名训话。不久，开封一带作战激烈，本师编组一个突击部队，有战车和装甲车，参加河南兰封一带作战，由副师长邱清泉指挥。 　　到了一九三九年（民二十八年），二百师扩充为陆军新编第十一军，徐庭瑶任军长，杜公任副军长，下辖荣一师郑洞国，新二十二师邱清泉，九十六师余韶，军参谋长前为侯腾，後为黄翔。除了三个师而外，还有两个补充团，和一些特种部队，即装车兵团马彻，汽车兵团罗又伦（後改名罗友伦），辎重兵团杜鸿范，工兵团李树正，炮兵团朱茂榛，还有几个独立营，人强马壮，士气如虹，在国军当中，可称为最新颖的部队，许多青年军官，献身本军，请求来军服务。其实徐乃挂名军长，军中一切，全由杜公负责。 　　六广西全州时期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日寇占领海南岛，本军奉令向後方转进，开拔广西全州，杜公忽奉令他调，由俞济时接任，命令早已下达，但未即刻交接，此时徐月公向上峰恳切呈述意见，大敌当前，不宜易将，以及种种利害关系，幸蒙上级采纳，杜公未调。此时我因军长外调，拟乘机离开第五军，「士为知己者死」，杜公既离开第五军，我也不想干了，遂申请到陆大受训，蒙杜公慨允，即保送考陆军大学，不料我匆忙离开全州，又闻杜公已复职矣。 3我最崇敬的长官——追怀杜聿明将军 作者：张绪滋 　　全州时期，为第五军全盛时期，前後方官兵约四万多人，可称为国民党新军王牌，下辖三个师，荣一师郑洞国，新二十二师邱清泉，廖耀湘是副师长，二百师戴安澜（郑庭笈是二百师的团长），黄翔是军参谋长，一九四○年十月（民二十九年），第五军浩浩荡荡开进广西昆仑关，同日寇展开一场血战，除三个师外，还编成两个支队，彭壁生、熊笑三，都是支队长，这一场战役，都是攻坚「打硬仗」，血战三月余，悍敌是日军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全军覆殁。此後军训部机械化兵监徐庭瑶，客串指挥，协助一切，对他亲手培植的第五军，关怀甚切，故不得不去尽力策划，只可胜，不可败的想法。 　　此役为国军攻坚获胜，威扬寰宇，後又奉命开赴缅甸作战，故戴师长安澜阵亡异域，名垂青史，最後越野人山归国，听友人聊天说，那儿原始森林，又退到印度，沿途吃野菜，芭蕉，山路崎岖，重兵器被焚毁了。那时杜军长又患重病，用担架抬走，闻饿死者数千人，病死者不计。一九四二年（民三十一年）夏季，到了印度雷多，加尔各达附近的南姆加整训，听说杜公在一九四六年割去一臂，也是那儿爬野人山的结果。关於第五军到缅甸作战及一切详情，想有专著论述。我由陆大毕业後，曾奉杜公命令前往腊戍或猛拱报到，後因部队调回云南，停止前往，改为昆明报到。 　　七昆明翠湖时期 　　一九四二年（民卅一年），五军由缅甸归国，疲惫之师，急待整理，上峰指定驻扎昆明附近及曲靖等县，为大後方之机动部队，杜公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驻翠湖地区，风景优美，防卫副司令梁恺，参谋长前为王泽民，後系赵家骥，下辖几个军，还有独立师、独立旅，及昆明龙云主席的部队，宪兵及特种兵等，又同时成立新编师，改四十八师，师长郑庭笈，乃一个崭新的机械化部队。不久五军移交邱清泉，前後方有许多单位，後方有工厂及戴坚主持的干部训练大队，桂林还有办事处，处长为王亚光。五军邱军长驻杨林，我任军参谋处长，兼战术研究班副主任，主任由黄翔兼。 　　在昆明时，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对杜公十分爱护，每有所请，说一不二，十请九准，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杜公才华高人一等，故无往不利，遂与美方陈纳德商量，成立伞兵突击总队，意图於敌後降落，美军派官兵协助，供应伞具，不到一年，即使用伞兵两队，分别降落於衡阳及广东罗定，三个队使用广西丹竹机场，先行地面突击作战。杜公经常巡视伞兵训练，干部由杜公评选，先调总部参谋处长李汉萍任突击总队司令，绪滋由荣二师参谋长调回昆明，任副司令。 　　不久，杜公奉上级命令，执行特种任务，不发一弹，不打一枪，和平解决。龙云主席调重庆任参议院长，并派何应钦宋子文陪驾，云南警备总司令交关麟徵，杜公调东北司令长官，李汉萍调军团参谋长，伞兵司令由马师恭接替，绪滋仍任副司令。抗战胜利复员，伞兵派两队到渖阳，两队到南京，协助受降。一九四六年（民卅五年），伞兵调南京，担任京沪铁路护路，归汤恩伯指挥，不久，伞兵编为陆军第三快速纵队，马司令调八十八军军长，绪滋在火线接任司令，在豫、鲁、皖边区作战，为时三年左右，杜公在渖阳指挥大军作战的百忙中，经常有电报指示，他对伞兵干部十分爱护，迄今仍念念不忘其恩德也。 　　八东北渖阳时期 　　在此时也，杜公在北而我在南，未能随侍左右，我带著伞兵第三快速纵队，日夜作战，马不停蹄，车不熄火，对於渖阳情形「知之不详」，恕未能记述，那时我在商邱单县一带，经常接杜公电报指示，说明要如何去练兵？如何去打仗？足见长官心目中，无时无刻不关怀旧部，传闻渖阳地区作战时，杜公也大伤脑筋。人事上不协调，环境复杂，有的长官，不信任部属，反而挑拨，制造是非。加以指挥不统一，以致顾此失彼，节节失利。他又身染重病，疲惫不堪，不能言辞，而东北自四平街大战後，责任更重且繁，部队庞大，指挥不易。杜公以有病之躯，负此重责大任，实在是很不容易。我的同事邓锡洸与张干樵两同志，知之较详，留给他们二位补述吧！　　九徐蚌会战时期 　　徐蚌会战，是定江山之战，中原地区，烽火四起，自碾庄黄百韬失利後，战况急转直下。中枢震惊，刘老总经扶老将，叫苦连天，不得已，把杜公南调，力疾指挥。杜公在党国服务，对奉行命令不打折扣，在南京机场迎接他时，是携杖而行，且有人扶其臂，托其手腕，这种情形之下，到徐州新任副总司令；刘老师是总司令，他到第二线蚌埠一带督战。前方一切，悉由杜副总司令指挥。准海战役，辛苦万分，部队多，距离长，又冰天雪地，几十万大军，一窝蜂的被困，不久黄维兵团在双堆集消灭，仅有徐州部队，作最後之困斗。兔死狐悲，唇亡齿寒。此时士气沮丧，难挽颓势，又是冰天雪地，粮弹两缺，仅靠空投，无济於事。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不合格，以致一败涂地，两个大会战，损失惨重，只剩得徐州一隅，此为杜公一生中最大惨痛，较之越野人山有过之无不及（请参阅夏宁著淮海大战新华出版社比较客观）。 　　话说徐州外围之战，阴错阳差之处很多，徐州军民之撤退，秩序大乱，影响军心不小，虽有老虎王牌的邱清泉军团，亦无能为力（五军及七十军专打硬仗）；邱部在中原地区，有三年作战经验，横冲直闯，那里危急，五军就前往解围，真如战场上的救火队。中共那时曾倡言：「逢五不战」，亦乃心战，弄成五军的骄态，最後陈官庄之战，杜公可以说是受尽了千辛万苦。他的随从杜宝惠—张印国—尹东生，亲眼所见，徐州撤退中之狼狈情形，非身历其境者，不能了解其中苦况，杜公这时身体健康不佳，腰腿患结核风湿，按常理，应入医院诊疗才是，焉能指挥大军作战？抚今思昔，邱清泉成仁，高吉人病逝台湾，舒适存—熊笑三可能仍在台湾地区，邓军林病逝南京。此三个地区之血战，—碾庄—双堆集—陈官庄—损失不下百万人马，痛哉！希望中国永久再不打内战，一致对外，使中国走向富强康乐大道，帝国主义和那些霸权国家，再不能欺侮我们。 　　十北京政委时期 　　闻杜公在北京十年闭户读书，廿年参与国家策划大计，如四化之研究等，中共领导人，对杜公非常器重，另眼相看，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门」。杜公可称忠臣，又称孝子，「行年八十八，不知眼和瞎」，真是「世事茫茫难自料」，所幸在西归之日，备极哀荣，中共首要领导人，齐集灵前鞠躬，真想不到高寿不到八旬，而怱焉撒手西归，满以为不久将来，共话北京，品茶忆旧，何其西去之速也！杜公去矣，此生难见，生离死别，能不令人落泪！我想杜公一生，可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可称完人。 　　杜公去矣！绪滋仅回忆其生平特殊之事迹，分述於左： 　　⒈知人善任，不分地区，提拔青年： 　　在湖南湘潭时，我介绍一位北大毕业学生熊浚君在政治部服务，面谈之後，即派工作。在其军事幕僚中，多为军校七期及陆军大学同学，如侯滕—彭壁生—黄翔—戴坚—李汉萍—叶敬—马彻—郑平—蒋瑞清—罗又伦—梁化中—等，都为一时健者，可称当时军中佼佼者，後起之秀。在全州时，某日，我与戴师长安澜作乒乓战（在北苑时常打），休息时，他戏问我说：「绪滋，军长怎么喜用七期同学……？」我答：「军长用人，素无地域观念，只要是年轻而有才器而能刻苦者，乐於任用，过去中国部队中恶习，部队中门户之见太深，同乡观念太重，杜公提拔青年人，培育年轻人，非一般将领可比。记得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在五军工厂服务，曾设法使他们到外国深造。他对於有专门技术的人材，倒履相迎，爱才若渴，其胸襟之宽宏，真是宰相肚里好撑船呢！」 　　⒉统驭有方，综理密微： 　　杜公部属之中，其中亦有骄兵悍将者，有的是某某背景，有的是某国留学生，有的是什么特殊关系，杜公都能指挥自如，以德服人，对事之精细，诚如曾涤生先生说：「综理密微」，当其在北京北苑任廿五师副师长及兼任旅长时，每次校阅、视察、检查内务，精细无比，故一时军中送杜公一个雅号「毛毛雨」。因其周到细密，观察入微，集合官兵讲评时，不说空话，头头是道，使部下口服心服，杜公平时手不离簿，事无大小，一律记录，在湘潭二百师时，我任第二科科长（戴戎光第一科科长），每次出巡，即命跟随左右，他说我记，归来即整理视察所见，经杜公批阅後，马上变成命令，指示各部队遵行改正。我老张英文是鸦鸦乌，但国文勉可应付，那怕杜公讲得再快。我是不遗漏半句的。⒊见危受命，服从长官： 　　这种例子很多，一时也难详述，只提两件事实，即可证明其精神所在，第一：昆明龙云事件，杜公不眠不休，精密策划，保密工作，天衣无缝，未发一弹，未伤一人，而龙云主席，即由何应钦宋子文二公，陪往重庆就任新职，後来龙的部属卢汉等在阵前变乱，亦此次之反映也。第二：东北易将，本可因病住院疗养，并非假病，不必再上前线。而杜公携杖而行，上下飞机，北去南来，席不暇暖，勇敢的到徐州就任新职，名为副总司令，其实代理刘峙总司令指挥，此种见危授命的精神，打灯笼亦难求也。 　　⒋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一九四八年（民卅七年），杜公因病经过上海，暂住愚园路休息，我同内子趋前叩安，令我们住楼下，并亲题玉照赠送我们，并嘱陪打桥牌，然而我是土包子，对这洋玩艺一窍不通，只好呆坐旁边参观。在此时也，杜公是身闲心不闲，上峰派员频催到徐州就职，到第一线指挥。当杜太夫人华诞之期，贺客盈门，我同内子也同往拜寿，而杜公因身负重任，无法抽身返沪，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记得杜公奉亲最孝，在昆明时，他与一期同学梁华盛很亲切，他们对太夫人十分孝顺，杜公不离太夫人身边，我是亲眼所见。一九四九年（民卅八年），大局逆转，夫人曹秀清女士，扶老携幼，避居台湾，先住花莲，後移居台北市古亭市场内，我们也时往省视，叩候起居，生活艰苦，为时九年；杜夫人为生活所迫，亦屈任小职员，补助家用，不久奉太夫人上山，教育子女读书。夫人对杜公旧属，十分亲切，视如家人，莫不异口同声称赞。一九五八年，夫人到了美国，随长女公子致礼及婿杨振宁，住了六年，传闻杜公身体违和，而眼又失明，夫人万里寻夫，不辞千辛万苦，到了北京。一九五九年，杜公恢复自由，中共委派杜公为人民代表及政协常委，又开始为国家效劳，策划经国大计。 　　⒌宽柔相济，慈祥可亲：… Continue reading

傘兵司令張緒滋的回憶（摘錄有關傘兵部份） 一 二十五師關麟徵師長 民國三十七年，我升任傘兵司令兼第三快速縱隊司令時，與中共部隊陳毅、劉伯城，在河南山東，大小數十戰，最後在這年七月二日，在黃泛區血戰兼旬，傷亡甚大，調往南京岔路口整訓，這時又碰上了老長官關麟徵，關師長已升任陸軍副總司令，並兼第一訓練處處長，督訓京滬杭部隊，約八個軍兵力。當時的訓練處，同我們駐在一個大營房，某日，下午三時，關令號兵吹傘兵總隊緊急集合號，實行他的慣技突擊檢查，檢查完畢訓話，痛責本部訓練太差，此時我正往國防部開會，由徐副司令指揮。事過兩星期，召我到他辦公室，橫眉怒眼的對我說：「你們部隊打仗回來，訓練太差，應趕快加緊訓練，再過兩個月，我還要校閱，希望你們加緊訓練。」本部官長，是有血氣的男兒，發憤圖強，日夜操練，第二次校閱時，名列前茅，第一團井團長嘉獎，有一位連長鄒雲，還得了幾兩黃金。人是感情動物，愛護舊部，關不例外，他有時在岔路口對本部官兵訓話說：「你們的司令，是我當年的連長，他也深知練兵打仗，你們要好好的幹，服從命令，嚴守紀律」云云。我當時看他表情，內心十分安慰與愉快，嚴師出高徒，長官是一面鏡子，有了好的長官，才有好部下，信然。 民國三十八年，關公是成都軍校校長，他常自豪「我是第二任軍校校長」，與老校長蔣公並列照相，他偶而來台灣視察鳳山的軍校軍訓班。三十八年八月卅一日，他回香港時，我偕內子晏益賢到台南機場送行。這時內子正懷么女貝文待產期間，我們是趕坐火車到台南的，我自己也認為是一位對長官尊敬而熱情的部屬。在機場時，他親口對我說：「緒滋：你到香港去吧！在台灣如同老鼠落在米缸裡，餓不死，也爬不出來。」事實也是如此。他有時也到台灣來，看看他的舊部五十二軍，那時是劉玉章軍長，駐新竹楊梅一帶，多半在張耀明總司令家中落腳（廈門街）；我也湊熱鬧，跟隨老師長去看看母師二十五師，從此以後，未與關老總謀面了，心中十分想念。 追隨關師長約五年多歲月，深知關將軍有統禦天才，是一位獨當一面的大將，如果民三十六年，三十七年，能在中原戰場及東北戰場，由關指揮，形勢可能改觀。「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縱然軍事上失敗，亦不致如此之速。關公懷才不遇，用非所長，一朵鮮花，開得早，也謝得很早，民二十二年，古北口抗日之役，年僅二十七歲，民族英雄，民二十五年，山西剿匪之役，以一師之眾，單刀直入匪之主力地帶，轉危為安，殺得由陝北竄山西之林彪，棄甲曳兵而狼狽逃竄；民二十七年抗日台兒莊之役，身為五十二軍軍長，對日軍悍將磯谷、板垣，予以包圍痛擊，殲滅甚眾，造成台兒莊大捷；民國二十八年，身任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年三十二歲，造成湘北大捷，舉世天才虎將；民卅七年，任軍校校長，陸軍總司令。民三十八年以後，隱居香港二十多年，閉戶課子，不求聞達，一代將才，未能展其長才，抱恨終天，英雄無用武之地，良以歎息！我政府數十萬大軍，失敗如此之快，原因固多，而對選將方面，因人事關係，不能如先總統蔣公之意圖，大有關係，關公痛於一九八○年八月一日病逝於香江，結束了他一生的光榮歷史。 二 第五軍杜聿明軍長 杜將軍是我這一生最接近的長官，而且時間很久，比關師長還要親切，距離還要近，他認識我也特別深刻，總算很投緣，遠在民國廿二年，我在二十五師七十三旅一四六團一營一連任連長時，他是副師長兼七十三旅旅長（不久梁愷調旅長），時在北平，迄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五月，杜公選調余為陸軍傘兵突擊總隊首任副司令止，一直都是對我特別關懷，提拔，至今感念不已！詳見本書甲第十八章【析世鑒： 即廣斫鑒已發佈之《我最崇敬的長官——追懷杜聿明將軍》。】，在此謹從略，恕不贅述。 三 馬司令師恭 民國卅四年五月八日，由昆明翠湖第五集團軍參謀處長調傘兵總隊副司令，總部日日命令：「派張緒滋為突擊總隊少將副司令，此令。總司令杜聿明，副總司令梁華盛、何紹周。」 同命令中，發表楊鶴立為十三隊隊長，段超群為五隊隊長，坐著馬車到昆明郊外崗頭村到差，司令是李漢萍，湖南長沙人，軍校六期，陸大十五期，並為我佈達。不久李漢萍升調，接任的司令馬師恭，也是陝西人，我侍候這兩位司令，但追隨李司令，只有半年。這兩位司令比較，馬司令容易侍候，李司令有時還打打官腔；李的脾氣，比馬司令急躁，可能是吃辣椒太多的關係。人與人之間，如果不投緣，是等於公雞孵卵，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因馬司令升調整編八十八師師長，保薦我升司令，蔣總統在徐州召見，國防部隨發人事命令第六七五號，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廿三日：「原傘兵總隊上校副司令張緒滋升任為陸軍傘兵上校司令，兼第三快速縱隊司令，參謀總長陳誠」。在此我有一個感想，兩任參謀處長均佩少將級，副司令幹了三年，也是佩少將級，何以發佈命令為陸軍傘兵上校，階級審核何以如此嚴格？對我的面子上也不好看。從民國三十四年到三十七年，先後有四年光景，馬司令對緒滋十分信任與愛護，他調八十八師師長以後，隨時電話詢問，關懷備至，具有老大哥學長的風度，故我在工作時，十分賣力，從不陽奉陰違，偷工減料，古人謂「士為知己者死」，我也樂於執鞭前驅。這數年歲月當中，正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拼你死我活，從抗戰勝利復員後，就開始同中共作戰，數年以來，晝夜賓士於豫、魯、皖北、蘇北各戰場，與我們交手的是陳毅、劉伯誠。我那時三十歲左右，也有一番虎虎朝氣，同時司令副司令參謀長履行上級逐級授權，分層負責，各盡職守，合作無間。馬司令主管全般業務，他對人事及經理與各方面協調，我是望塵莫及，緒滋奉令主管訓練與作戰，參謀長徐炎武兄主管幕僚業務，可稱三位一體，上下親愛精誠，部隊很有朝氣，實為我一生最得心應手之黃金時代，值得回憶。 茲再列舉副司令任內，馬司令對我寬厚情形，聊作談助： 1.在日常訓練開會中，我到底年輕氣浮，越軌行為也不少，自覺有時犯了錯誤，馬司令總是以老大哥慈祥的態度，不動聲色的對我安慰，他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以往我對事務的處置，操之過急，助苗速長，他也叮嚀說：「欲速則不達，長城不是一天修成的，慢慢來。」他還是一根煙在手，吞雲吐霧，笑咪咪的，態度十分溫和，令人如坐春風，他有一位賢淑的夫人高芳華女士，使他無後顧之憂，家庭，兒女，都照料得有條有理；而馬司令是一位好長官，也是一位好丈夫、一位好父親。在馬司令到差時，有人造謠對我說：「馬司令馬上要換掉你。」馬司令聽到以後，在深夜打電話給我說：「你不可聽謠言，這是空穴來風，奸人造謠，沒有這事，你安安心心的去幹，你也是第五軍的老幹部」云云，意在言外的說，關、杜都是過去的老長官，你也很熟，他的含意叫我放手去幹，高枕無憂，給我一顆定心丸。 2.在徐州附近追剿散匪，負責保護剿總，在永城縣這一地區，匪化程度較深，推磨打圈，馬不停蹄，司令每於深夜派我查哨，到底我是小他幾歲，他是一期老大哥，我是七期，在校時，一期都是我們的隊長（陳大慶老師是五隊隊長），應該是「有事弟子服其勞」，名正言順；每當我查哨歸來時，多方安慰，多方鼓勵，問問官兵勤惰情形，不是給我上等水果，就是用超級點心招待（他的夫人由南京帶往前方的），對我的認真負責，大加讚賞。那天深夜，忽然在農民家中牆上，掛著一份日曆，細看今天是我的生日，孔子說發憤忘食，我是打仗忘生，我驚奇的報告司令說：「想不到今天是我的生日？」司令接著說：「我們軍人生活，俗語稱神仙、老虎、狗，打仗的時候，啥子都忘了，明天到徐州時，請你上大館子，補慶你的生日。 本部進剿散匪和土八路時，使用窮追戰法，經常沒有飯吃，共軍所到之處，雞犬不留。有一次在山東單縣過河，我與馬司令徒涉而過，水至胸前，衛士兩三名並牽小羊三頭，準備上岸後殺而食之，其鳴甚哀，我同司令開玩笑說：「司令：剿匪真辛苦！」他答：「沒有什麼。」其實見其臉色，有點熬不了的樣子，他的身體瘦弱，餐風露宿的生活，有點吃不消，責任在肩上，身不由己。 馬司令待部屬忠厚，信人逾己，海量容人，不拘小節，真像宰相肚裏好撐船，他對上級的連系，恭敬有禮，如重慶軍事委員會，軍政部，軍令部，以及昆明何敬公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可以說是無往不利，緒滋庸愚，實不能望其項背。 民國三十六年，傘兵還都不久，擔任淞滬線上護路，歸湯恩伯總司令指揮，湯對本部，也愛護有加，可惜我因守備後方，一面訓練跳傘，一面主管基地一切業務，司令常以駐紮蘇州，我沒有到沿線看看，據說護路期間，許多青年軍官，娶了許多蘇杭小姐，佳偶天成，而今恐已升為祖字輩了。傘兵的籃球隊，聞在京滬路上，稱霸多時，沒有敵手，教官吳貴壽、王屏周、李孟銳等，幾成籃球明星。周老總至柔公，亦常在南京勵志社督陣，空軍籃球隊與本部隊激戰。那時的司令部，分為兩處，一部份在蘇州，一部份在南京岔路口，同時還要應付上峰的參觀與校閱，電影諧星韓蘭根等，均到岔路口參觀過。馬司令對各幕僚，寬宏大量，如同手足，因此三信心堅強無比，都是自動自發。我對馬公之歌頌，不外他和藹可親，慈祥溫和，通情達理，對人厚道，官兵如大家庭。在昆明，在南京，傘兵是多彩多姿，名噪一時，是中華民國的新興部隊，而今馬、徐蓋棺論定，那時的三位一體，而今只我一體，這一體也日薄西山，快近黃昏了！ 3.抗戰勝利後，舉國歡騰，各部隊均集中整備，軍民欣欣向榮，中美軍人，十分友善，親切合作。奉司令面諭，派我率領軍需處長吳子正，編輯官葉德坼到廣州，時為民國卅五年二月，慰問第一隊，第五六隊，及七八九十隊，約計官兵一千三百人左右，二大隊大隊長林樹英，大隊附張博，一隊隊長井慶爽，五隊隊長段超群，六隊隊長韓承璋，七隊隊長蔡俊武，八隊隊長何玉昆，九隊隊長殷維軍，十隊隊長何玉昆。司令態度平易近人，諄諄誥誡說：「你此番赴羊城，第一要請當地最高長官校閱，第二與有關單位連絡補給與交通，將來如何到南京歸建，第三查考官兵紀律如何？」奉令以後，即坐美軍便機先到上海，再轉飛廣州。到廣州以後，積極準備，開會研究，預行校閱，再至廣州省府及綏署連絡（由鄧副主任龍光接見），敦請定期校閱。來賓有美國教官多人，莫特派員與碩、華振中副參謀長，陳處長駿南，空軍張司令之珍，及新聞記者男女多人，並攝影紀念（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二月廿三日，在廣州中山堂大門口）。馬司令因為辦理復員，公務較忙，他不能親自出馬，這個大任移交我去執行。緒滋誠惶誠恐，他不耽心我嘴上無毛，做事不百分之百。 Continue reading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号凌晨，我们在云南的沾益机场下了飞机，师特务连是第一批回来的，到达后的任务是守飞机场，接应主力部队陆续到达。 本来回到祖国应该是很兴奋很亲切，但是我们感到很凄凉，到处静悄悄的。晚上站流动哨时，就听到远处传来钢琴声、歌声，一个男高音唱：一样的月亮，一样的月亮，月亮下面是故乡，故乡啊，在何方，邻家的好孩子可要歌唱……描写失落的家乡、祖国、爱情，哎呀，歌声很凄凉。 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月亮颂》，听了以后心情挺不好，心想这是啥？不像我们在缅甸，到处是枪声、炮声、胜利之声，来这里一听是这个声，是又一种感情，又一种感觉。 唱歌的估计是个知识分子，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我喜欢歌曲、喜欢音乐，听到他那歌声就挪不动步，不走了就站在那里听，听了几晚上我都会唱了。 前后住了一个星期，全师部队全部空运到达。其间在机场就见过一架B29，终于见到大飞机了，都跑过去看重型轰炸机什么样。那时候中国啥都没有，落后透顶，生产不出来飞机。 我们是一月一日回来，一月二十七日，消息传来，孙立人率新一军攻克了八莫北面的腊戍、南坎，和远征军五十三军会师畹町、芒市，整个缅北战役结束，中国的第二次远征获得全面胜利。 由于在滇缅战役中失败，侵入贵州的日寇陷入四面受敌的态势，火速后撤。国民政府得以从滇缅战场腾出三十余万军队，准备投入全面反攻。 新六军各部奉命急行军到曲靖县城集中。廖耀湘下令，把学生大队在缅甸分下去的学生全部集中，成立新六军二十二师直属学生教导营。廖耀湘说，这将来就是新六军的基层干部，尽管在印缅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但仍需继续训练，以后补充基层部队。 回到教导营一看，学生大队在缅北一共是四个连分配下去，现在都调回来，只编了两个连加一个战防排和一个通讯班，缺了将近四个排，再一查广东同学就剩三四十个了。 广东同学大部分都是分到二十二师，分到新一军的就一个李直轩，他是力行中学的，提干提得很早，在缅甸就提了上尉，同学里面就属他提得最快。没调回教导营的那几个我们都知道，郑醒华、黎兆基他们八个留在师部和军部参谋处、军需处、机要室没回来。 在印度跑了一个，在缅北跑了吴启光，一共就跑了两个，说了半天没有谁了。分到六十五团第一营的有十多个，就回来一个黄树开，分到二、三营的也回来不两个，大家就疑惑，那些人都哪儿去了？起码还缺三个排差不多有一百来人，有四分之一的人没回来。 后来有人说，没有了，就是都留在缅甸了，但留在缅甸的不是人，是他们的白骨，战死了。都补充到步兵连去打，必然就有牺牲。 在缅北，尽管大家都在一个师，但是战事频繁，根本无暇联络，除非同在一个排、一个班可以了解确切信息，在另一个营、另一个连就很难了解彼此状况，部队也从来不发布伤亡之类的消息。 抗日战争的有些场面是很感人的。今天如果部队开始进攻，都抢着去，你是营长我也是营长，你是团长我也是团长，都抢着要打头阵，谁捞不到打都不平，都有意见。这种精神，这种气势，能不打胜仗吗？我去我绝对和他拼到底，没有说你去了我才不去呢，没有。 缅北战争的残酷就表现在森林作战，隐蔽性太强，伤亡就要大。不一定从哪来两枪就打倒你两个，他打两枪就跑了再找根本逮不着，大森林里没阳光，十米以外见不到人，白天和晚上差不多。 但不管什么理由，不往前冲那是不可能的，干什么来了，不是为了祖国，为了打败日本人来当兵的吗？忘了当初的誓言啦？’不灭倭奴誓不归’嘛，我们在部队的时候老唱这首歌，鼓舞志气。 这些同学牺牲了，我心里挺不好受，都是当初一起从广东走过来的，现在没有了。其中就有在八莫遭遇战牺牲的李同学，他是广东师范学校毕业的，没有人看见他的尸体，但是没有了就是牺牲了。 战争的结果就是这样，胜利也不是容易换来的，牺牲了连掩埋都不掩埋，部队在前进打仗没工夫，尸首搁在那儿半天就被蚂蟥、蝼蚁都给吃光了，家中连封阵亡通知书都没有收到，更谈不上抚恤金，挺惨的。 后来就想开了，行啊，都是为祖国嘛，为民族解放做点牺牲是必然的，你们倒下了也是光荣的，我没倒下是捡着了。我没倒下是因为年纪小，被分在了二线连队，伤亡的可能性相对小，要是分到步兵连里也够戗，能不往前冲吗？我也是跟日本人拼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你们的白骨永远留在缅北的原始森林了，但是我深信历史是不会把你们忘记的。 结果后来的历史真就把他们遗忘了，可在我心里他们都是烈士，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他们是死得其所，但有谁想起他们来？ 学生教导营第一任营长是邱钟岳，黄埔十四期，他从六十五团少校团副位置上调过来。一连连长李德威，黄埔十五期，原来是六十五团上尉指导员，一排中尉排长李大良是黄埔十八期，二排中尉排长廖可彦是黄埔十八期，三排少尉排长陈积年是黄埔十七期，我被分配在一连三排。 连长李德威打过我十八大板。 那次我去找邱钟岳，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了，从没看到亲人，这次在曲靖看到一个同族的堂哥，打算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去看看他，晚上不回营了。他不置可否。 堂哥在第八兵站当采购员，我是礼拜天去的，礼拜一早晨回来的，就不行了，没批准啊，按军纪要打我十八板。 我自己拿着扁担去找连长李德威：’报告连长我回来了，挨处分了。’连长就笑了。 执行的都是我们同学，一个班出来一个人打两下，也不能真打，扁担落下来时是后半截落下来，同学之间舍不得打，扁担高高举，慢慢落。 排长陈积年对我很好，说你也不吭一声还以为你不回来了。我说我哪里知道回不来，去了人家给我做吃的，吃完了饭才知道天已经晚了。回来要走十几里的乡村小路。 在曲靖我们又训练了三个月，和在缅甸、印度训练时一样严格。训练内容除了队列操练，还要练三角瞄准、班排连攻防，比在印缅舒服一点的就是取消了夜间训练。 训练之余，我担任图书管理员工作，把同学手里的书籍集中起来，放在图书室供大家阅读。 不久，上面下令挑二十个学生成立军官训练班，训练半年下去当排长。这是第一次从我们学生中选干部，我肯定争取不上，才不到十八岁，连当兵也不够年龄。李自成被选上了。 过一段又挑第二批，这次是选驾驶员去跟美国教官学开车。我估计差不多能被选上，开辆吉普，带个团长以上的干部，你到哪儿我就开哪儿，不挺好吗。结果也没有份儿，大概还是嫌我小。 一个月后，六十五团一营营长陶逸调任学生教导营营长，邱钟岳调任一营营长。 李涛把老婆接来了，住在师部旁边，他老婆是广东人。刘建章、傅忠良、赵霞都住在师部，没接家属。 在曲靖我们还参加了一场婚礼，学生大队时的少校指导员陆志民结婚了，学生大队解散后，他一直在六十五团当少校干事，新娘子小个儿，很漂亮，跟我们讲广东话。结婚后陆志民不想跟部队走了，通过一些关系，调到省政府当科长，本来少校没有资格当科长，大概是考虑他参加远征军回来的缘故，那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了，估计后来解放战争云南起义时他也跟着起义了。 四月末，一个命令下来，部队出发。光知道要到前线，去哪个前线不知道。 排长陈积年是广东人，跟我关系挺好，我负责管理连里的图书馆，他总来借书。我问他：’我们去哪儿？”去湖南。”到湖南干啥？”反攻，湘西战场兵力不足，我们去。’ 我们是空运到芷江的，途中有一架飞机失事了，起飞不久撞在山上，一架C47运输机能装四十多人，一个排的人报销了。 到芷江一下飞机，命令我们急行军赶赴六十里外的安江，大家合计前面是啥战斗啊，怎么这么紧张，也没听说还有等着我们打的仗啊？ 抗战胜利前夕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从哪儿起飞的？不是从美国，那距离太远航油不够，是从芷江的飞机场起飞的。 日本人为了解除来自芷江机场的空中威胁，集中十余万大军直奔湘西芷江。湘西战役是何应钦为最高指挥，埔三期的王耀武率领四方面军打的，他手下部队有十万多点，与日军相比不占优势，所以蒋介石下令，命廖耀湘率领新六军的二十二师、十四师火速空运芷江。这是当时中国对日作战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但是新六军参加湘西战役，有一些史料没有记载。… Continue reading

1944年杜聿明第五集团军组建了一个伞兵团，是为国军伞兵之先驱。1945年4月8日，伞兵第一团改称陆军突击总队，外号鸿翔部队。驻扎昆明郊区岗头村。在美国教官的训练下，配备美式轻武器的伞兵战力迅速提高。据当时的亲历者钟汉勋、张干樵等人回忆，鸿翔部队待遇颇高，每人每天保证四两肉+两个鸡蛋，这在一般国军部队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是在抗战末期才成立的新军，但鸿翔部队在完成训练后立即投入战场，在抗战胜利前的最后两个月，鸿翔部队先后在广东开平、广西丹竹、湖南衡阳三次空降作战。其中，1945年7月27日，伞兵二队队长姜键率部“神兵天降”衡阳洪罗庙附近，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于8月初攻克日军台源寺据点。据档案记载，是役共击毙日军96人，我伞兵阵亡4人，伤9人（此役一说发生在6月，具体情况我还有些不明确的地方，正在想办法搜集资料，目前只能转引别人从二档中查到的数据）。前些年在当年战场附近，有公益机构组织发掘，找到了那四位阵亡将士的遗骸，其中上尉分队长周剑敌，士兵孙根长、章峰三人的身份基本确定。 抗战胜利后，雄姿英发的各伞兵队作为卫兵先后出现在各受降会场，后来司令部还都南京，在训练的同时，伞兵部队亦担负首都周边铁路的护路警戒任务。此后随着内战愈演愈烈，伞兵也被投入战场。但内战时期的伞兵，似乎并没有再进行空降作战，而是以主力配属了一些炮兵、装甲兵部队，合组为第三快速纵队，作为一种类似于机械化步兵来使用。 伞兵编印的书籍杂志在各文献平台上能检索到不少，但在收藏市场上，大陆时期伞兵的物件（尤其是纸品）还真不太多。我仅在十年前唯一倒过一件比较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一张1946年的跳伞及格证书，可惜当时没有扫描仪，连张好点的图片资料都没留下了。 前不久倒是又喜获一份伞兵文献，这是1948年4月陆军伞兵司令部（此番号使用仅一年）所发的人事命令，共计33条，涉及43人，我将其整理了出来，正好归入到“国军日日命令”这一小系列。命令的末尾落款张绪滋（1909-2018?），这可是一位“熟人”啊！ 张司令是湖北黄冈人，武汉分校七期毕业生，其人性情耿直，操守清正。武汉七期作为我最早收藏整理的一册黄埔同学录，对其投入的心血也是最多，毕业同学留有回忆录或相关资料的，我都想尽办法收入囊中。张绪滋写有一本回忆录《战乱余生》，此书并无太多高屋建瓴的宏观场景，而贵在许多细节上的生动记叙，颇为我所喜。此前我几次大规模出清台书，对于这个“老伙计”却始终不舍得下手，今在写本篇时拿出来推敲细节，仍然开卷有益。 张绪滋在鸿翔部队初创之际即担任少将副司令，可谓伞兵中的元老级人物，而且他并不仅仅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指挥官，在训练中也与士兵一起赤膊上阵。当时美军顾问认为我国将官没有敢跳伞的，言语间颇为轻视。某次正好赶上陈纳德来参观伞兵训练，张绪滋二话不说当先出马从高空跳下，成为中国将军跳伞第一人（是否是唯一我还不敢论断）。总之，张绪滋之于伞兵，绝非银样镴枪头。 1948年3月，伞兵司令马师恭调升整88师师长，张绪滋“转正”，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婆。我所藏这份命令，正是张绪滋上任之初所进行的一系列人事调整，这也是应有之义。这些调整的大多集中在后方的职能、训练部门，比如南京留守处、军官队等等。而此时伞兵之主力（即前文提到的第三快速纵队），正在徐州前线。 当年6月豫东战役爆发，区寿年兵团被困于睢、杞一带，第三快速纵队奉命配属整25师黄百韬部紧急驰援，但很快也陷入重围，经过一番恶战，第二团上校团长郭志持在向帝邱店突围时被打成了筛子。张绪滋随黄百韬在帝邱店死守，但两人的合作似乎并不太愉快，战况最紧急之际，援军邱清泉部赶到，张绪滋的“伞兵”幸运地躲过了被歼的命运，但也伤亡了近两千人，一时颇损元气。此后第三快速纵队的番号撤销，伞兵部队编为三个团驻守首都一带，未再投入战场。1949年在南撤途中，伞兵三团团长刘农畯率部起义，此事对于张绪滋的打击极大，去台不久后即坚辞伞兵司令职务，此后未再掌兵。张绪滋退役后旅居北美，日子一度过得极为清苦，两口子年过花甲还要跑去超市当保洁员打工挣钱。前些年曾听石公智文说起，张绪滋大约是在2017或2018年才去世，活了108岁，或许这也就是武汉七期在世间的绝唱。 1948年4月12日，陆军伞兵司令部1、本部军需处一等正处长吴子正着原级调为本部军官队队员，遗缺以王克强一等正接充，自4月1日起划薪；2、本部副官处上校处长刘祝多着原级调本部军官队队员，遗缺以张黄权上校接充，自4月1日起划薪；3、本部南京留守处上校主任姜佐民呈请长假着予免职，遗缺以林德侯上校接充（抵军官队队员缺），自4月1日起止薪；4、本部副官处中校课长马玉础着原级调为本部军官队队员，遗缺以徐达志中校接充，自4月1日起划薪；5、派熊浚为本部上校高参兼南京留守处副主任，自4月1日起薪（抵额外附员缺）；6、派陈宣璧为补充团上尉参谋，自4月1日起薪；7、派刘兆彬为伞训处印刷所中尉技术员，自4月1日起薪；8、派熊昌霖为本部野战医院二等佐军需，在南京留守处服务，自4月1日起薪；9、伞训处上尉器材管理员廖振南着调南京留守处服务，自4月1日划薪；10、本部军医处三等正课长李广慈着调为补充团三等正军医，遗缺以孙金铸?二等正派充，均自3月21日起止薪；11、派农*训为军医处二等佐司药，自3月21日起薪；12、派张森*为第一团第一营一等佐军医，高士廉为该团二营准佐军医，均自3月21日起薪；13、派邴又新为本部卫生队三等佐看护长，王孝纯为第一团第三营三等佐军医，均自4月1日起薪；14、第二团第二营三等佐司药由崇贵着原级调本部卫生队司药，自4月1日划薪；15、派唐钰为本部卫生队二等佐军医，自4月1日起薪；16、本部军医处一等佐军医屠镛着晋级三等正军医，自4月1日划薪；17、本部军官队少校队员葛克着原级调代伞训处体育课长，自4月1日划薪；18、第一团二等佐军需李用康久不到差，着予免职，不予起薪，遗缺以谢学钧二等佐军需委充，自3月15日起薪；19、派李建国为第二团第一营营部连准尉通信技术员，自4月1日起薪；20、伞兵总队第廿队上尉分队长杨佑民病愈归队，着派为伞训处摺伞课上尉教官，自4月1日起薪；21、第二团第一营第二连上尉副连长张新民着予免职，遗缺以中尉排长王长春上尉升充，自4月1日划薪；22、派彭树桑为本部军官队上尉队员，在军需处服务，自4月1日起薪；23、本部军官队少校对员陈永祥着原级调新闻处指导员，自4月1日划薪；24、本部军官队上尉队员成毓珍着原级调新闻处指导员（抵少校指导员缺），自4月1日起薪；25、补充团第二营营部连中尉通信排长张继虎着晋升上尉，自4月1日划薪；26、派李致安为辎重营一等佐军需，自3月1日起薪；27、派羊靖中为辎重营第二连准尉特务长，自3月1日起薪；28、派王桂旭为辎重营军委四阶司书，自3月1日起薪；29、伞兵训练处第一课中尉器材管理员刘英着前方军需处服务，自4月1日划薪；30、本部军官队中尉队员李子循着调伞训处第三课中尉器材管理员，自4月1日划薪；31、本部军医处一等佐军医马玉麟着原级调本部卫生队代理副队长，自4月1日划薪；32、派孙光祖为第二团二营二等佐司药，自3月17日起薪；33、第二团第二营六连准尉特务长张永着原级调伞训处跳伞课助教，在司令部服务，遗缺以上士陈玉光准尉升充，自4月1日划薪；以上卅三项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为要。           司令 张绪滋 Continue reading

沙岭之战是名副其实的一场败仗。此战役发生于1946年2月，是林彪麾下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于辽宁省盘山县沙岭村展开的一次战役，历时两昼三夜，国民党军伤亡810名，东北民主联军伤亡2159人，敌我伤亡比为1:2.6，在我军解放战争战史上 ，极为罕见。 沙岭之战又是一场名至实归的“头脑清醒”之战，此后我军正视国民党王牌强敌，汲取教训，不畏强敌，善打强敌，走向胜利。此战后，我军愈挫愈奋，鞍海战役获胜，歼敌6千余人；新开岭战役获胜，歼敌8千余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获胜，歼敌约4万人；“四战四平”，歼敌5万多人；辽沈会战，歼敌47.2万余人。 沙岭之战失利，一是轻敌，不切实际的估量对手，违背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争法则；二是盲目指挥，造成官兵重大伤亡。我军战前动员时提出“这是和平前的最后一仗”的口号导致了官兵的急躁乃至轻敌。进攻连续受挫之后，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未改变战法，而是下令继续组织部队向敌展开强攻，队伍“再而衰、三而竭”，刀锋已钝，四个团都打得很吃力。这次战斗，暴露了我军从游击战转入运动战的过渡阶段中的问题和弱点，从反面使部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三是敌新六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的部队，抗战期间曾是著名的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和缅甸与日军进行过残酷的血战，官兵中有相当数量多年作战经验的老兵，不但善于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的攻击战，还善于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阵地防御战；四是我军训练水平尚不过关，进攻后由于炮兵的发射技术差，两个小时的炮击效果不大，部队冲上去之后，遭到密集的火力扫射和炮火反击，轮番攻击的两个营营干部全部阵亡。 　　沙岭战役后，从此我军与新6军结下了不解之仇，4纵编了一首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菜心味甜营养好，消灭新六军建功勋。同志们大家来竞赛，看看谁是大功臣。”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并发起辽西围歼战，包括新六军二十二师在内的廖耀湘率领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全军覆灭，廖耀湘和指挥沙岭之战的前六十六团团长罗英、副团长刘梓皋被俘（后来刘梓皋在押送途中逃跑）。 沙岭战役这场走向胜利的败仗，各方怎么回忆？我们选取当事人的第一手评价和回忆，希望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廖耀湘 （一） 刘梓皋（时任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副团长）： 在沙岭的整个作战时间讲，以18号晚间战斗最为艰难，也最为激烈。轻重机枪弹是50发一补充，天未亮的时候，轻重机枪只能以单发的射击。天将明的时候，由西北方传来的枪炮声，知道增援的邱钟岳到达了，这个石斛的官兵精神为之一振，其紧张欣快的情绪，诚非言语所能形容，当面的匪军，漫山遍野的全面地向东南方向溃逃，守备阵地的官兵，自动地站出战壕紧接着向匪跟踪追击，继后会合了邱营，实施了一次有计划的扫荡。 19号早晨，视察阵地，看见成堆的死尸，步枪刺刀遍地皆是。遗弃在阵地前的弹药，黄色爆炸药和手榴弹成了每个士兵专有的战利品。在南阵地正前方一个狭长的深沟里，发现数约千余具的死尸，这是两挺重机枪射击的奇迹。村北的民房，因受炮火的轰击，大半摧毁，有的烧为灰烬，在匪军遗尸中，搀杂有不少的老百姓，他们都很年轻，而且每两个人都有一副担架，事后经俘虏口供才知道是匪军拉来的抢运伤兵的一批无辜的纯良同胞，目睹惨状至为心痛。 黄耀武（时任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少尉）：新六军二十二师到东北打的第一场大仗，就是盘山县的沙岭战斗。二月末三月初,先头部队六十六团在团长罗英率领下,在盘山县沙岭一带展开。当时我们还没想到马上就要打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敌情观念不强,行军还一边走一边唠。行军到盘山县,命令我们学生教导营负责守富家庄,富家庄地处交通要道,是去沙岭的必经之路。南面就是罗英的六十六团驻守沙岭,互相都能看见,很近。我们教导营就是一个战斗单位,兵力不足的时候,教导营就可以上去。兵力充足我们就作为干部预备队留着。我们一共两个连加一个战防排,二连被调给辎重营了,剩一个连一个战防排守备富家庄兵力显得很薄弱,师部从守沙龄的六十六团调了一个连配给我们守富家庄,所以防守沙岭的六十六团实际兵力缺了一个连。教导营本来属于师直部队,这次被配备到一线,主要是兵力不够用,这时到达东北的部队只有五十二军和新六军,就一个二十二师在辽西纵横四百里摆开,防御很脆弱。 进驻沙岭当天晚上战斗就打响了,这一仗打得是真激烈,双方血战三天三夜啊,打得太残酷了,对我的刺激巨大。天刚黑,东北民主联军调动十倍以上的兵力向沙岭猛攻,从东面、南面迅速向沙岭冲锋。在照明弹的亮光下,黑压压的人潮如海洋的大浪一波接着一波涌向沙岭,第一个浪头下去第二个浪头又涌上来了。在冲啊冲啊的喊叫声中,炮声、轻重机枪、冲锋枪的枪声响个不停,沙岭防线的红色弹道织成了一面面火网射向蜂拥的人群。沙岭那边一开打,为防止我们向沙岭靠拢,富家庄也受到攻击。一线是我们一连和六十六团二连的步兵在防守,战防排部署在二线,炮兵都集中到营部的大院里,我抱着火箭筒趴在屋顶的防御工事上,专等对方的坦克和战车出现才能射击。但此时民主联军还没有这种重武器,火箭筒用不上,就是架在房顶上,我们身后就是营部。我和卓干成趴在房顶的工事里能看到整个战况,炮火、照明弹照充了整个战场,晚上作战看不到人,要观测对方进攻的情况,就隔一会儿打个照明弹,跟白天一样,全看得清清楚楚,进攻部队运动的人影都能依稀看到。 参加真刀真枪的战斗我这是头一次,也不害怕,有工事掩护,子弹打不着,就在里面看机枪弹道打成了一条条线,到处是红色的弹道往前蹿。心里没啥担心,这个部队是不会被消灭的,作风很顽强。有句话叫作兵败如山倒,打败的部队,指挥官想控制都控制不住,机关枪都挡不住。打胜了也是这样,那士气不得了。这支部队在昆仑关、缅北都有打胜仗的历史,士气都非常高昂,死可以,被打败当俘虏是不行的,绝不会打败,绝对拼到底,都是这种精神。 据我们了解，当时民主联军从山东坐木船,非常迅速地把很多兵力运到东北,他们的士兵战斗素质很差,武器更差,但是人多。民主联军的士兵对地形、地物全不懂,也没什么像样武器,就是很勇敢,哗哗往上冲。人多到什么程度？像潮水一样，这拔倒下去了。又一拨就冲上来了，打机关枪都来不及,重机枪子弹打完以后, 是得子弹来续上嘛,就这几秒钟也不行,那人就像潮水一样一个浪头上来了,打到这个程度。 就这个问题,我后来向解放军指挥官提问过。这个人原来是解放军的师参谋长、叫张学海、 “文革”期间我们两个挨批斗,被关在一块儿,我俩还谈得来。后来都没事了,有次我就问他: “那个时候你们打这个战争,怎么可以用人海战术呢?牺牲那么大,命不值钱吗?你们怎么能那么打?他说: “没办法,非得那么打不可。新兵都没经过什么训练,就做动员,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为了解放我们家乡,为了我们翻身,为了解放全中国,更主要是为了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战士情绪就这样被调动起来枪一响就往上冲,所以死得多。”我说:“太残酷了,今天你也不当兵了我也不当兵了,你回忆一下,世界战争史上这种打法是没有的。二十二师在第一次远征增援戴安澜二00师时,战斗那么激烈,也没有这样冲的,士兵都是好好地利用地形地物,保证你打不着我能打到你,压制你火力,用现有武器火力拼倒你,指挥官要千方百计开动脑筋。你们很简单,就是冲,结果全死。命比一切都宝贵啊。”民主联军的士兵没来得及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军事常识、素养很差。 一连长叶佩琼也上房顶来看,问沙岭那边怎么样?我说打得非常激烈,你看看，人影都看到了，弹道都是通红的,我们这边也是。守前沿的是二排,排长廖可延是黄埔十八期的,他原来就是部队的军官,黄辅军校毕业后一直跟着陶逸,后来陶逸调到二0七师当团长,他也跟去了,很快当上营长,看靠山嘛,要不十八期的哪能那么快当营长。我们是两线配备, 前面有防守,后面还有防守,连长可以在一线,也可以在二线，一线的廖排长很硬，叶连长放心，就到二线来。后来叶连长说,你们光守着屋顶不行,院里的墙脚也要做一个防御工事。我说咋做啊,地是冻的,砖木瓦块啥都没有,怎么做?卓干成说,不管他,我们做。天亮了,找来点碎砖,砖头都不大,等中午地面化了一点,就用烂泥堆了个所谓的小碉堡,不用枪打,自己就能推倒,我说这叫啥工事,扯谈。卓干成说,哎呀,没有东西怎么做?不是连长要做吗,做一个给他看就得了。我俩又在墙角打了个洞,从这个洞进出上房顶更方便。 老百姓都躲屋子里去了,东北乡下房子的窗户没有玻璃,都是窗户纸,被子褥子铺在炕下边的地上,在炕沿下蹲着躺着,不敢到院子里,备好粮食, 做饭冒点儿烟无所谓,但也就是糊弄一口。我们部队都部署在外面的工事里,不住老百姓的屋子,一般子弹打不屋里，攻击部队如果考虑老百姓的话,老百姓就不应该有多少伤亡。伙夫在早晨就把一天的饭做好了,趁对方进攻的空隙,马上把饭挑上来,几个班在前面监视,另外的人吃饭,吃完了再换。 沙岭那边和我们周围的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片的,卓干成说: “咱这也没啥事,困了愿意闭会儿眼睛就闭会儿。”我说: “那能行吗,上来了怎么办?””一排在前面一线呢,咱们是二线,下面还有装甲、战车呢。”我们的棉衣外面还有皮大衣,都穿着棉皮鞋,戴着皮手套、皮帽子,嘴都捂上,困了就闭会儿眼睛,刚过完春节,冻坏了。一线的部队就睡在战壕里,不打的时候,一个排留一个班,睁大眼睛看着,剩下的抱着枪披着大衣靠在战壕里睡,有情况立即各就各位。冻伤手脚的很多,严重的就截肢了。回屋里睡那是不可能的,在战场上,枪声一响人就没有睡意了,眨巴眼工夫人家就冲到眼前了,大家都明白这里的利害。沙岭的战略位置比我们富家庄更重要,这场战斗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六十六团的重机枪子弹都打没了。我们步兵日常携带的弹药都够打两三天的,每人二百发。一个战斗打下来用不了的用,结果这次就没够用。 副团长刘梓皋这个人很有魄力,有军事思想,要比起来,团长罗英不如他，但他资格没罗英老,副团长跟团长差了一级呢,罗英后来接李涛当了二十二师长。刘梓皋就下令,所有的步枪手,一支步枪留十发子弹,其余的子弹全部集中起来给重机枪。步枪和重机枪的子弹是通用的。重机枪是自动火力一扫一大片,一扣扳机只要不松开手,那子弹就打个不停,那三天就一直这么打,尤其是晚上,沙岭那边无数红色弹道飞舞的路线，清清楚楚,离得很近。我们这边也是弹道飞舞。后来实在是顶不住了,沙岭防线数次被突破,副团长刘梓皋亲自领着特务排,拼死争夺才得以把缺口补上,但是弹药已经没有多少了。沙岭告急,李涛师长命令配备守富家庄的六十六团第一连归还建制，第二连夜里出击到半路就被打回来了,伤亡挺重,损失很惨,连长王学义是黄埔十五期的,负了重伤,第二天早晨用门板抬回富家庄的,我亲眼看见了,枪打在了脖子上。富家庄没有像沙岭那样被完全包围,就马上跟师部联系,师部派车接去抢救,结果他没死,一九四八年当了营长。一个连去救援是没用的,人家用十倍的兵力打你,必然派一定的部队预备打援。 沙岭的战斗是真残酷,打得非常激烈,他们冲锋的时候像蜜蜂群一样上来，可以说是尸横遍野,一看就知道,对方的攻击部队,起码是我们的一倍兵力。团长罗英就通过话报机跟师长李涛、军长廖耀湘喊话要求增援,当时声音都发颤了,他说廖先生、李先生,我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这里现在太困难了，没有援兵,弹药也快没了,敌人几次突破了我们阵地。这种语调就表现得有点儿悲观,没有什么信心了。中校副团长刘梓皋当时就接过话筒说，廖先生,李先生,你们放心,有我在阵地就在。别人以为这话团长还没说你就说了,不是撬行吗?实际上不是,阵地被突破,他真的率特务排给夺回来了。刘梓皋后来很快就升了师长,这个人很年轻,很有谋略,廖耀湘和李涛很得意他,不提升他不行,提升他又没有这个位子,就调到别的师当师长，才三十岁刚出头。 在印缅时,无线电通信都配备到营,回国后,营一级没有了,只配到团里,但我们教导营还配备无线电。营部里是我们同学,他们就告诉我,沙岭已经喊话求援了,情况紧张。但二十二师各部队分布太广,李涛很难抽出兵力增援。当时不知道对面部队是哪个番号,后来知道是吴克华指挥的。打这一仗,林彪的意思是这样的,你不是精锐部队吗？第一仗就让你们难堪,要给蒋介石的嫡系一点颜色看看，在盘山这一带集中力量消灭你一部分。当时民主联军还没有把部队全部展开,所以调上来不少兵力集中攻击沙岭,认为就这么个地方,你不是新六军的精锐团在这儿吗?我的兵力比你多十倍以上,凭我们这么多人打你一个团还不好打?结果没想到计划没成功,他还没有把我们打败的实力,这一仗他冒了一次险,损失很多。 天亮了一看,冬天的田野上,全是民主联军的尸体,我们富家庄的阵地前面也是,他们没有炮,坦克也没有，就靠人冲，人海战术。打到第四天天黑,大卡车就往我们富家庄开来,邱钟岳领着六十五团第一营坐着多轮大卡车来增援, 四搞大卡车装一个连,来了十多辆,下车就攻击前进。 民主联军的侦察兵早就发现了,一看大卡车一个接一个,灯光照得通亮，不知道增援部队有多少,马上全撤,避免受到内外夹击的威胁,沙岭这一战结束。 第二天我们一看到处都是尸体,死了有上万人吧，死寂的战场上只有伤员的呻吟声,太残酷了。当时我就想,打这个战争,他们为啥啊？听老百姓说,后来都是他们掩埋的尸体, 民主联军打败了顾不过来管尸体，他们退了我们就马上追击,扔下来就是老百姓的事了。沙岭这一仗打下来给每一个人的教训都是深刻的,因为太残酷了。 以上口述，引自朱洪海执笔的《我是新六军少尉》。 （二） 张维康（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四纵十旅二十八团政委）：开进路上，大家都很高兴。打八年日本还要打老蒋,”最后一战”了,能不兴奋？我们团后边是炮团,九门日式山炮,大骤子大马拉着,瞅着美气神气又长劲儿。一开火就不行了,那炮弹不少从敌人头上飞过去，落到自己阵地上去了。敌人那炮弹却像长了眼睛,专往咱人堆里砸。都是燃烧弹,打哪哪着火,好像都打着了。我和团长在一间草房里指挥,草房打着了跑到外边。草垛,芦苇,可利用的隐蔽物都打着了,没招了,就躲进个大粪坑里指挥。我们还有个粪坑,部队往哪儿躲呀,就那么顺着街道往里冲。我说这样不行,赶快在墙上打洞,从两边房子里往上攻。 崔文清（时任班长）:和新二十二师一交手就叫人吃惊。枪打得准,炮打得更准,就在你头上几米处爆炸一一小鬼子可没打出这水平。 赵斌（… Continue reading

晏欢回忆，潘裕昆在北京长大的孙子特别爱跟爷爷聊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如何神勇地把国民党部队击退，每逢此时，潘裕昆总显得很无奈地说：“你怎么总提我那些倒霉事，怎么不说我带部队打日本人的事？”孙子反问：“你们国民党部队哪里抗日了？”潘裕昆沉默不语。 1982年10月28日，76岁的潘裕昆在香港去世，而34年前的这一天——1948年10月28日，他率领的新一军灰飞烟灭。 登陆东北 1946年初，27岁的尤广才在广州密切关注着国共双方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谈判的结果，“那时候新一军有两个可能：如果谈判成功，孙立人的新一军会被派到日本当占领军；如果谈判不成功，就派到东北打内战”。一想到可能去日本，出身黄埔的少壮军官尤广才忍不住地得意：“我想我的命真是太好了，把日本打败了还要到日本去，那真是太好了。” 时任新一军五十师一五○团第二营副营长的尤广才是山东台儿庄人，1938年，19岁的尤广才在逃难路上听到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便立志参军报国。在武汉，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二分校第16期学员。 1939年毕业后，尤广才先被分配到黄维任军长的五十四军军部特务营任排队长，后来又调到五十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驻守中越边境。“那段时间很苦，吃饭吃不饱，当排长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逃兵很多，军队里留不住人。”在云南守了3年，1944年4月，为了加强印缅战场反攻力量，决定增派五十四军的第十四师和五十师飞赴印度。尤广才还记得是从云南祥云县的云南驿机场乘的飞机。“我们坐的是美国运输机C47、C46，它们从印度运物资到中国，返回时候把军队运过去。”驾驶飞机的，正是陈纳德率领的著名的“飞虎队”。 “飞虎队”穿越有“死亡之线”之称的“驼峰”航线。尤广才还记得自己在飞机上因为缺氧而面色苍白、直打哆嗦，两耳也震得嗡嗡直响。但是满怀激情的他还填了一首词《念奴娇·飞越驼峰》。到达印度最北边的莱多的汀江机场，“一下飞机，我们就被安排进一个浴室，先洗澡消毒，再换上美国提供的统一服装和武器”。换完装备又坐飞机到孟买，转道去密支那。 尤广才参加了奇袭密支那之战。“我们带了干粮，从地面不知不觉向日军进攻，美军一个团，三十师一个团，五十师一个团，结果成功了日军才发觉。” 之后，尤广才又参加了西保战役。占领西保后，一个士兵踩到地雷上，弹片击中了尤广才，他受了重伤。在密支那美军野战医院疗好伤后，1945年5月他随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尤广才还记得，回国时候，沿途看到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结果走到广西贵县，突然听说日本投降了”。与日军打了几年的尤广才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没多久，尤广才就知道了自己部队的命运。 “听说要去东北打内战，从内心讲有点不愿意：跟日本人打得那么苦终于熬出头了，为什么还要打自己人呢？可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2009年1月7日上午，90岁的尤广才在北京柳芳南里的家中回忆60多年前的一幕，仍然心绪难平。不过他也承认，那时候的国民党部队对马上面临的局面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觉得共产党的部队不堪一击，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 尤广才所在的新一军从香港九龙乘美军登陆艇，在秦皇岛登陆。在香港上船时，他们每人拿了一大袋美式防寒装备。在尤广才略显简陋的家里，他给还特地掀开床垫，给记者看印着US标志的那个美军睡袋，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唯一保留下来的物品，女儿下乡的时候曾偷偷把它带在身边。 当时国民党驻香港最高官阶的军人是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由他出面统筹安排国民党军队的北运。 “五十师在缅甸作战时，曾护送英军西路作战，英军炮兵团长是菲士廷；后来菲士廷在香港做了英军三军总司令，可能考虑到在缅甸战场上的友军之谊，蒋介石把五十师派到九龙，三十八师也跟随前往。新一军、新十三军都是从那里运上去的。”潘裕昆的外孙晏欢这些年来成了新一军军史的研究者，晏欢说，新一军在滇缅会战中名声大振，港九老百姓十分拥戴，英军也对之抱以敬意。 “当时我只知道到东北是去接收的，可能会和共产党有磨擦，但到了东北，才明白要打仗，心里不好受。”曾任新一军谍报队长的梁振奋回忆。那时候很多国民党普通士兵都不知道，与日本人苦战8年后，他们又要被投入另一场战争。晏欢说，潘裕昆这样的高级将领对此则一清二楚：他把家眷都安排在湖南长沙，然后在北平也买了房子，几个年龄小的孩子住在北平，潘裕昆的夫人有时随军去长春，有时回长沙。 东北记忆 对于沈阳，90岁的尤广才交织着诸多复杂的情绪：1948年4月，他在沈阳结婚；仅半年后，他所在的新一军便遭灭顶之灾，他自己的命运也从此经历了大逆转。 尤广才后来的人生充满颠沛流离，婚礼那天是他人生最美好的记忆。尤广才的部队当时驻在辽中县三台子，新娘是当地人，一直忙于战场厮杀的尤广才也觉得该成家了。他说，那时嫁给国民党军官是很荣耀的事，自己也感觉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五十师参谋长陈时杰给他做的证婚人，师长潘裕昆也出席了婚宴，还把自己的黑色小汽车借给尤广才用，这也成了他关于那支部队最后一丝有点温暖与亮色的记忆。 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尤广才早就将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销毁殆尽，若干年后，他从潘裕昆的女儿、晏欢的母亲潘步南那里，看到了他当年送给潘裕昆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尤广才英气勃发，年轻的新娘则是很西式的曳地白色婚纱。现在回想婚礼的气氛，尤广才说，那时的国民党上上下下丝毫没有大难将至的预感，“辽沈战役前，国民党摸着头还以为打仗会胜利的”。 92岁的赵振英最初对沈阳的回忆，也是轻松和随意的。赵振英时任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营长。部队驻在苏家屯附近的姚千户屯，有吉普车可以经常进城，“过得挺不错的”。赵振英回忆，他升迁后，军队还在沈阳给分了房子，就在市中心一带，常去看电影、逛街，十四师师长龙天武也都驻在这里。当时出任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卫立煌，召见营以上军官询问战情，赵振英也位列其中。 1917年赵振英出生于北京通县，读高中时参加了学生集训总队，参加过古北口抗战的二十五师师长黄杰任集训总队队长。学生集训总队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被迫解散，赵振英记住了自己同身边同学含泪听完黄杰讲话的场面。“卢沟桥事变”后，赵振英乘挂着白旗的最后一列离开北平的火车南下，到连云港找到黄杰。黄杰将找到他的一些学生送到了江西星子县中央军校特训班，这个班后来被编成黄埔十四期，毕业后赵振英进入五十四师。 赵振英也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1944年3月，他也被经驼峰航线运到了印缅，在那里接受丛林作战训练。缅甸的生活相对国内反倒条件好些，“头一个是吃得好，按美军标准，有罐头吃。在国内穿的军服也破破烂烂，穿草鞋;在这里完全跟英国士兵一样，穿卡其布裤子、皮靴，后来又改成美式服装”。回国时每人还发了一身哔叽制服。唯一苦闷的是见不到人，“完全是在丛林里，看不到太阳，净听到猴子叫”。 赵振英是1945年从上海乘船到达秦皇岛。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芷江亲历日军投降。今井武夫来洽降时，赵振英的部队正驻在芷江，“我看见今井武夫的飞机挂着白旗，在机场降落”。不久，国民党派人从芷江到南京准备受降，赵振英所在的营是头一批去的，在南京大校机场担任警戒任务。“9月9日，日本投降，我那个营担任会场内外警戒”，让赵振英至今回想起来，颇感自豪的是，“在仪式上我们没出一点差错，没给办砸”。南京受降仪式后，南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军民大联欢，赵振英骑马走在队伍前面。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不过令人感慨的是，“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低头做人”。赵振英都没有看过自己经历的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任何资料照片，直到去年晏欢辗转找到他，他才第一次在那张照片中看到站在最边上的自己，而赵振英是受降仪式上唯一一位健在者了。仪式后，赵振英及团长王启瑞、军长廖耀湘在南京夫子庙合了一张影，廖耀湘在赵振英的那张后写了一句话：“振英营长，凯旅回京纪念。廖持赠。”“凯旅”两字让赵振英琢磨了很久，想来想去觉得这应该是军长的笔误。 十四师野战医院设在吉林铁路医院，赵振英认识了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在此工作的妻子。1947年8月18日，两人在沈阳部队俱乐部结婚，十四师师长、后任新三军军长的龙天武做证婚人。“当时谁能预料到后来的命运呢？”现在住在北京翠微路一普通民居里的老人，回忆往事，半是自嘲，半是无奈地笑笑。 1947年初，赵振英当上了四十团副团长，“仗打得太多我也有点厌烦，总想找办法脱离”。此时，正好有国民党方面在招留美军官考试，赵振英顺利通过了初试。刚结婚不久的赵振英回到北平等消息。“1947年底国民党在东北打得很狼狈，需要扩军，部队发了几个电报让我回，说再不回去就通缉我，无奈我只好又回了东北。” 赵振英所在的部队驻在沈阳南部。其间他们和共产党部队交过手，但在赵振英感觉“像开玩笑一样”，“小打小闹”。赵振英印象最深的是对手喜欢夜袭，在他印象中，对手完全不是“正规战争”的路数：“他们多是游击战，碰上就打，打完就走。”那时的赵振英对敌手的装备也很不屑：“他们只有迫击炮和手榴弹，没什么重武器，身上也是破破烂烂的军装。”当时东北流传着“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可见其超强的战斗力。 因为外公潘裕昆而投身于新一军研究的晏欢，后来在广西找到97岁高龄的新一军老兵、时任五十师一四九团副团长的张永龄。他告诉晏欢，1946、1947年时，国民党的团长或营长在长春过得非常舒适，“都是由日本女人帮着做清洁”。当时允许团级家属随军，很多人住在日本人曾住过的小楼里，张永龄夫人在长春生的孩子，还是军长夫人给找的日本助产士。 “客观说，那时候国民党部队普遍弥漫着轻敌骄纵之气。很多人忙着娶东北的大学生做太太，热衷和美国大兵过圣诞节，也讲究穿戴。”从留下的照片看，骑着高头大马的孙立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新一军下面的军官摩托车、吉普车都非常漂亮”。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六十军算是杂牌军，到了东北后，很多将士都借新一军的枪和服装拍照寄给家里。六十军后来在长春起义投诚，原因之一也是对蒋介石在待遇上厚此薄彼一直不满。 那时军官太太们在一起听戏、搓麻将，经常回北京听戏。“张永龄的夫人告诉我，她那时还经常坐军用飞机回南宁。”作为一名团长，张永龄的收入可以请得起工人、司机，生活优裕，而晏欢后来在台湾看到了一位新一军老兵的回忆录，他很吃惊地发现，当时很多人请假离开军队，其中有一人竟提到自己在1947年请假跑回长沙，并去北平做布匹生意。而那时的林彪，却正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历史的转机。 转折 无论是尤广才还是赵振英都毫不避讳地承认，作为国民党战斗力最强的王牌部队的一员，他们是带着骄傲的心情迈进东北战场的。作为最精锐部队，尤广才还记得国民党部队在重装备上的优势：“有重炮、排炮连，战防连，炮兵营，火力很强。”后来打起来后，兵源补充很多，补充的兵源战斗力就弱些了。 尤广才参加了1946年那场著名的四平战役。国民党方面投入了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两个军打了一个月，“那时候把四平说成‘中国的马德里’，就是要进行决战”。四平战役一共打了40天，很残酷，尤广才也在战斗中负了伤。 德惠之战是国共两党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其战斗之惨烈，尤广才至今提起来还记忆犹新。1947年2月，当时东北联军用4个师围攻国民党五十师的两个团。山东屯是德惠最南端一个突出部，尤广才所在的第二营即守在此处。“当时团长要收复阵地，我就把营部的士兵集合起来。”两军只相隔一条路，双方都立志拿下这个地方。夜间，对面的东北联军隔着路向尤广才所在的地堡里扔手榴弹，但没投进来，“我整个耳朵都是爆炸声”。五十师用机枪压制住了东北联军的突进。 天亮后情况没有变化。“我出来看一下情况，两军仍是对峙，我也守得很艰巨。正好师部架设电话，我到了地堡里跟团长通电话，报告他现在的情况，说唯一的办法是用重炮射击，堵住。师长采纳。同时，孙立人带两个师从后边过来。”虽然东北联军最终撤退了，但尤广才发现，“共军装备不像过去了，迫击炮、平射炮、榴弹炮都有了，炮兵也很厉害”。 尤广才还记得，这一战结束后，他们把清理出来的民主联军的尸体摆到田地上，一共200多具，“陈明仁、孙立人他们都看，当时都流泪，我看了也流泪。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是何苦呢？潘裕昆也灰心，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流泪”。因为德惠之战，尤广才所在的团被授予“中正团”称号。 在尤广才的回忆中，情形在四平战役有了改变。“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到农村去，绕开交通线绕开大城市”，“共产党运动战法，发动群众发动得快，扩充兵力也快”。此外，国民党高级将官频繁更换，也给军心带来很大动摇。在尤广才看来，除了苏联公开的支持外，高级将官战斗思想的不统一，也是国民党失掉东北的主要原因。 尤广才也感觉到了当地老百姓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刚开始去肯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是国军、正规部队。地方老百姓开始对共产党不怎么样，特别是对苏联士兵印象很坏，因为他们有的人骚扰当地妇女，当地不少女孩子都把头发剪了，怕被发现。但后来不同了，共产党原来没有根据地，四平战役后，建立根据地了，很快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尤广才回想起来，国民党部队似乎从四平之战后便没了心气。“国民党部队开始是有些轻敌，轻敌观念一直没有太大转变，不过后来想打也打不起来了。” 灰飞烟灭 出发去沈阳之前，尤广才说他得了一次神经性的脑热，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暗示，昏迷中他不知为何有一种感觉：自己马上要跌到人生最低点。后来的情形印证了他的预感。 大黑山，成了新一军这支王牌部队永远的耻辱。1948年10月，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已陷入重重包围中。“廖耀湘让我们夜间突围，回沈阳。”尤广才回忆。于是，他所在的团沿着事先已经选择好的撤退路线走，忽然听到前方有枪响，前边的部队立即乱作一团，后面的部队也散了。第二天早上天亮，尤广才发现团里只剩下了他一个。 “我骑着一匹马，也不知道往哪里走，马跑到哪里就到哪里，结果不知道它是往后走了。到天亮了，我发现走到解放军阵地了，前面就是他们的机关枪。我又往回跑，结果马跑累了，一下把我甩下来。”… Continue reading

自民国13年黄埔建军起，国民革命军历经北伐，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围剿，抗日等大小冲突，至民国34年底其陆军编为89个军，253个师，又2个骑兵军，13个骑兵师。军事委员会裁撤后，于民国35年新成立国防部，及所属陆军总司令部。民国36年实行宪政以来，改称中华民国国军。大陆失守后，计有60余万部队辗转撤台。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