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于1948年11月12日晚上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此事有不少人撰文叙述，但均非见到自杀现场的第一当事人亲述，讹传甚多。第一个目击者的回忆 那么，谁是陈布雷之死的第一个目击者呢？当时的真相又是什么样子呢？请听当年陈布雷的卫士、奉化人胡宏猷的口述： 1948年11月13日早晨8时左右，陈布雷的贴身勤务兵、慈溪老乡严尚友（50多岁，公馆里的人都叫他“老头”）慌慌张张闯进我的房间，气喘吁吁地说：“今天情况反常，主任（即陈布雷，因其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故公馆里均以此职务呼陈）迟迟未起，而且从不落栓的房门反插，我叫门不应，无法进入。”我一听来不及多问，立即快步上楼，推门、呼喊不应，当时年轻气盛，连踢三脚，房门应声而开。进入屋内，只见陈布雷已僵倒在床上，当时的形象仍历历在目：他的双手举起与头并齐，嘴巴张开，左脚伸直，右脚弯曲，上身穿着糙米色卫生衫，两肘有碗口大的洞（这是长期伏案写作磨破的，平时被外衣罩住，从未看到过），内裤裤管塞在袜子里面。床头柜上有4只盛安眠药的空瓶，地上两只竹壳热水瓶全部倒空，写字台上放着几份遗书，面上的一封是给蒋介石的，开头写着“介公总裁钧鉴”。这些遗书并非像有些人所云，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皮包里、捏在手里等等。 那时候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住在陈公馆马路对面的房子里还未上班，同住一起的还有两名司机。平时如有召唤，只要一按汽车喇叭，就可闻声而来。胡宏猷急急跑向车库，连续猛按喇叭，顷刻陶永标与司机飞也似地从马路对面窜过来，问胡宏猷“发生了什么急事？”胡说：主任已服安眠药自尽，快去总统府请医生。陶当即驰车而去。接着，住在附近的陈布雷秘书蒋君章也来了。胡宏猷交代现场后，即下楼至门外执行警卫任务。不一会儿，张治中带副官来见陈布雷，被胡拦住，张治中的中校副官说：要见陈主任。胡答：主任今天不见客。张治中亲自上前递上名片，又说：要见你们主任。胡还是拒绝，张和副官只好驱车回去。陈布雷卫士胡宏猷其人 胡宏猷，浙江奉化堰镇人，1946年在奉化中学读书时，蒋介石来家乡招收子弟兵，应召经考试录取到南京国民政府警卫大队任卫士。1948年春，陈布雷原来的两名警卫奉调去台湾，胡宏猷和警卫大队的另一名卫士王权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到陈布雷官邸南京市湖南路508号担任警卫。胡宏猷对当时陈布雷官邸的人员记忆犹新，如数家珍。他说，陈公馆里共有14名工作人员，住在公馆里的有书记金省吾、收发何仲明、送信孟新洲、厨师冯厚德与李祥庆、勤务兵严尚友、勤工徐近良、警卫王权与胡宏猷；住在公馆附近的有秘书蒋君章、副官陶永标，以及两名司机，还有一名浙江萧山籍的大学毕业生，为陈布雷看报服务。其中严尚友是慈溪人，王权是嘉兴人，何仲明、徐近良、胡宏猷均是奉化人。当天下午蒋介石、宋美龄亲临陈寓 经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检查，判断陈布雷系服过量安眠药致死，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回天乏术。下午，蒋介石、宋美龄亲临陈寓，胡宏猷目睹经过。他说，蒋介石于13日下午1时左右来到陈布雷自杀现场，站在陈布雷遗体面前，状极哀戚，当看了在场的陶希圣递上陈布雷致他的遗书后，双目流下了眼泪。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将布雷先生的遗体送往殡仪馆。”接着，宋美龄也来了。宋的情绪显得十分激动，下车时站立不稳，总统府警卫室主任石祖德中将急忙上前扶住，一直把她扶到楼上。她眼泪簌簌直流。当天下午约5时，按照蒋介石的吩咐，陈布雷的遗体被送到南京新街口“中国殡仪馆”，安放在第二个厅堂内。陈布雷的灵柩运往杭州 陈布雷去世时，他的夫人王允默和七子二女都不在身边，随后，王允默从上海赶来，两个儿子从北京赶来，小女儿陈琏和丈夫袁永熙（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来了。南京公祭后，陈布雷的灵柩被送往他的故乡浙江。胡宏猷在回忆送殡时的情况说：陈布雷的灵柩离开南京殡仪馆时，共有8辆车子。第一辆是红色警车，由南京首都警察厅长开道；第二辆是大卡车，前面打着蒋介石为陈布雷亲书的“当代完人”横幅，车中间有军乐队吹奏哀乐，周围放着花圈；第三辆是小车，后座是陈布雷的两个儿子，手捧陈的遗像，我坐在驾驶室旁边；第四辆是小车，坐的是手捧神位牌的陈布雷小女婿袁永熙，司机旁边是警卫王权；第五辆是大卡车，运载陈布雷的灵柩；第六辆小车上是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和副官陶永标；最后两辆大客车坐着送殡的文武官员。运送陈布雷灵柩的队伍从新街口殡仪馆出发，未到挹江门，从岔路直驶下关的一个小站上火车。护送的除陈布雷亲属和服务人员以外，中央警卫团派了六名卫士保护，蒋介石特派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负责随柩照应。火车经过镇江、无锡、苏州、上海等车站均有路祭。灵柩在杭州艮山门车站下车，在车站迎灵的有蒋经国和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高级官员。出站后，直驶杭州的四明公所。以后陈布雷埋骨于杭州风景秀丽的九溪。墓碑正中题“陈布雷先生墓”六个大字。这就是民国时期“一代文胆”的最后归宿处。 《世纪》2000年第4期 Continue reading

高瑞芳當年軍旅照片 家庭背景及服務軍旅 我生於民國19年，青島市人，二歲失怙，母親含辛茹苦扶養我們兄姐三人。啟蒙時逢中日戰爭，母親帶著我們避難鄉下，生活備加艱辛，不但生活艱苦又遭遇很多不平等、不自由的事件，內心存有很多忿怒，然而小小年紀不敢表示什麼，可是這棵種子卻牢牢記在心底，盼望國家早日勝利歸來。有時在收音機裡偷偷聽到國歌聲音，眼淚都會流出，希望有一天也能為國家做點什麼？終於盼到這一天抗戰勝利。 　　勝利後不久，不料國共內戰又起，局勢紛亂。我就離開學校加入陸軍野戰醫院女護士行列，履行從軍的心願，目睹戰爭帶來巨大傷痛。後來又投考五十軍電訊隊，接受電訊報務訓練。畢業後加入軍中服務，國共戰爭自36年下半年起戰況急轉直下，隨軍離開家鄉轉進到廣州，與同為五十軍電訊營區隊副潘愷淼先生結婚，隨著戰事變化，又由海南島撤退到臺灣。 　　民國40-42年長女、長子陸續出世，家累過重，於是離開軍中，成為全職主婦。民國61年外子奉命到馬祖成立馬祖電信局，當時馬祖尚屬戰地，一般電信局同仁不願前往，電信局成立在即急需要會電報技術人員，培訓地方青年緩不濟急，於是我又加入電信局報務工作，也是當時全國唯一女報務員。那時馬祖物資匱乏、生活艱苦，國共雙方還有單打雙不打(砲擊)的行為，至此開始一直到民國75年馬祖戰地政務結束，電信局回歸交通部正式編制組織成立馬祖電信局，才結束階段性任務，退休返台。 從軍緣起和上課內容 民國37年，五十軍通訊營貼出招考男女均收的通訊員佈告，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可就此達成報效國家的心願，於是我參加考試，心想如果考取就了却心願，如果考不取再回來工作，另找機會。天從人願，我和同事們都被錄取了，喜悅又滿足的達成心願。 　　第二天一早就去報到，報到後第一件事就是剪短頭髮又換上軍裝，完全改頭換面。軍人的生活就是服從，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沒有選擇的自由，初時不習慣，一切都不自由，後來想想，前人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難道我吃一點苦就不能忍受嗎？擦乾眼淚又默默的去上課。 　　北方的天氣非常寒冷，早上六點一聲哨音，即要從暖暖的被窩內爬起來，趕快整理內務，被子折得像豆腐乾，每次都要長官檢查合格後，才能放行去上課。那時我們每天吃兩餐，早晨先上課，九點吃早餐，下午三點吃晚餐，大家都是年輕力壯的青年，尤其男同學，每餐吃很多又快，我們女生一碗飯沒吃完，就已經被他們搶光光，後來長官就將我們男女生分開吃飯，這樣我們才能吃飽。一餐米飯、一餐大饅頭，我們女生吃不完一個饅頭，剩餘饅頭收集起來到隔壁房東家換一些熱水洗臉、洗腳，根本就沒法洗澡，要等放假回家時再洗澡。 　　每日有八節課程，除報務，還有電學、英文、術語、軍事操練、打靶，最使我們頭痛的是夜間教育，睡到半夜，哨子一響，趕快起床，10分鐘內集合，綁腿、皮帶都要穿好，這時忙得七零八落趕去集合，有的沒帶帽子，有的沒打好綁腿，集合後帶領我們到野外墳墓後面躲避，使我們毛骨悚然全身發抖，就這樣來來去去折騰一夜，第二天還要照常上課。 　　在電報機上工作時，為縮短時間常以五用( · ) 十用(¬¬－)表示。每四個阿拉伯數字為一組，每組是一個國字，如（七五五九）是高，（三三八二）是潘，好像是字典一樣，丁、木、月……分部編字為明碼，如用密碼，就是將明碼加上規定密碼，收到電報後再將密碼減去，剩下明碼就知道何事、何意。 　　那時，戰亂物資缺乏，收發報機老舊，用手搖發電報，電力不足，信號微弱。敵方又發出很多擾亂信號，好在每部機器都有特殊機聲，就好像每個人講話有其個人的口音，就用機器特有的聲音分辨對方，再用術語連絡，如果正確，即開始收發報，我們這班成為第一期電訊隊，成員計有五十二人，其中十六名為女性，完成半年訓練課程後，就分發到各部隊。 最深刻的記憶 　38年離開家鄉，到處流轉，最終取道廣州到了海南島。記憶中，民國39年5月23日於海南島海口市，國軍俘虜了兩千多名共軍，學生們及各級團體歡欣鼓舞進行著大捷遊行，以為從此可安心留駐海南島。 　　僅僅間隔一天之後的5月25日，我們無線電台突獲上級命令即刻撤退，中午才剛領回的最新機器尚未開封，只能聽令行事，急急忙忙收拾東西，一時也不知該拿什麼東西，更不敢打點太多東西，只拿了簡單必需品。匆忙撤退時，車輛是優先提供需裝載發報機和發電機的電台，大卡車同時也裝載了四位通訊員（班附）、眷屬和別的單位裡幾個人，馬路上一片慌亂，軍車一輛一輛接著往外開。 　　我們車上有一個政治處處長的太太，年齡比我們大一點，她有個十歲不到，就讀小學三、四年級的兒子，都沒來得及叫回來。車子在路上開著，小孩子正好放學回來，背著書包從馬路上走回家，媽媽看到他，一直大聲喊：「你去找你老師！你去找你老師！…….」都沒辦法把孩子帶上來，軍車行駛的聲音很大，孩子沒聽到也沒看到，只背著書包一直向前走，媽媽急得跳腳，持續在大卡車上喊叫：「你去找你老師！你去找你老師！…」，眼見骨肉分離是多麼難過的事。 　　車子開到半路，天剛黑沒多久，就晚上八、九點鐘吧？車輛後車輪起火，我們從事通訊的，將機器看成生命，我們先保護機器，將機器拿下車，人才跟著下車，雖然攜帶的東西已盡量簡單，我們仍揹不動，外子在旁邊田裡找了根樹幹，捆起行李挑了起來，沉重只得挑挑停停的還是挑不動，又丟掉一些物品減輕重量，我們落到了隊伍後面，預定到前方小鎮休息。晚上十、十一點鐘，天全暗了，我們一行穿著寬敞軍褲，走起路來褲管摩擦的聲音，在漆黑夜裡聽著褲管颼颼掃地聲，此時才深刻體會何謂「草木皆兵」，加上路旁田裡種植甘蔗、稻米等等農作物的風吹草動，彷彿後有追兵的悸動。 　　一直到夜裡十一、二點鐘，我們終於走到了部隊休息的地方，我已記不起小鎮的名字。當我們抵達時，先前到達的人員已煮好飯，只是一鍋白飯，疲累的外子給我盛來一碗白飯，也沒有菜，我看到這碗白飯，不由得眼淚就流下來了，想著當時從軍是為了愛國，書都不念了，就棄家從軍，只知國家安危人人有責。如今我們做了些什麼事？每天被敵人趕著跑，又有何意義？越想越難過，一口飯也吃不下，這時也開始想家了，更因為太累，哭著哭著就睡著了。 　　一覺醒來，大家又準備出發，本預計從海口上船，但海口沒有港口，要上船的人很多，小船很少，共產黨要打來了，我們部隊接到命令，讓我們步行到榆林軍港去上船。幸好我們還有一部汽車，搭載了本單位工作人員和幾位帶小孩無法步行的眷屬。海南島的路並不平坦，一顛一簸車子開得很慢，中午時才抵達萬寧。駐守萬寧的32軍也準備撤軍，我們首長於是與32軍軍長商談，讓我們部隊眷屬跟隨他們船先走，然後部隊再繼續前進到榆林上船，因我同時具有軍人和眷屬雙重身分，外子便同我商量要隨32軍走，他一個人可行動方便，因我們部隊只剩我們一部機器可運作，他還有艱鉅任務無法分心照顧我，為了大局，我們便準備忍痛分離，踏上生死難卜的茫茫未來。 　　正好路邊有一輛將往海邊開駛的小吉普車，大夥兒都在邊兒一廣場空地上坐著休息，吃點東西，我們正在整理行李，也跟外子商量怎麼分開走，他說妳自己一個人帶著東西走，我一個人沒關係，我就跟著部隊走，外子幫我把東西搬上吉普車，正在這時候，忽然聽到一個砲彈聲，就好像忽然丟個東西到一窩螞蟻裡，這一群人就像一窩螞蟻似地四處逃竄，連值錢的東西都不要了，因為我的東西都在吉普車上，我就趕快跳上吉普車，打算跟著吉普車走，可是那車子開到個小水溝就上不去了，本來如果大家合力推車，應可把車子推上去，可那司機下車後自己就先跑了，我們也不知那個人是司機，那時候很少人會開車，大家也都跑了，我們的東西我也拿不動，我怎麼辦？我就把行李摳出個小破口，再從中抽出一件衣服好換洗，也沒法拿在手上，就直接穿套在身上。 　　海南島那時氣候很熱，又穿了兩件衣服，走也走不動，心情也不好，我就一個人在後面慢慢跟著人群走，一直走到一個小橋邊兒上，那邊的軍人就一直叫著：「快點兒走！快點！」我心想，快什麼呢？我又走不動，天氣那麼熱，那邊軍人又喊了：「快走！快走！我們要炸橋啦！我們要炸橋啦！」，那個橋不是很寬，他們要把那橋炸掉，免得敵人追來。那時候我不懂，為什麼好好的一座橋要炸掉呢？就在我剛剛過了橋的當兒，「嘣！」的一聲，橋炸掉了，我心想，好幸運呀！逃過一難了，要是我過不來，那我今天就留在海南島了。 　　之後，我一個人一直走到天快黑了，終於走到岸邊，當地老百姓聽說部隊來了，大家早就駕船先逃了，剩下來的都是一些破船，沒幾艘好船，每次划過去只能有十幾二十個人上船，速度很慢，他們是以部隊優先，他們就跟眷屬講，今天晚上來不及上船了，你們先到岸邊有個小廟休息，明天早上我們再繼續上船，互不認識的眷屬們一起到了小廟就躺到地上休息了。 　　第二天天剛亮，再繼續上船時，還是輪不到我們，我們就在那邊一直等，等到中午時，看情況不太好，他們就說，你們別等著上小船了，淌著水過來吧！我們大家就一個拉著一個淌水過去，他們那是補給船，補給船邊上有軍人拿著竹竿，等我們快靠近時，就拉著竹竿到船邊，兩個軍人一個一個把我們拉上去，全身都是水，衣服濕透了，也沒衣服換，只能等著水流乾。臨時插隊的我們，沒艙位也沒座位，只能坐在甲板上等，等了一下，忽然聽到一個砲聲，我們的船就開始晃來晃去，我們也弄不清是什麼情況，也不知道是被什麼砲擊中，光知道船搖晃得厲害，我心裡頭就想：「唉呀！這次完了，恐怕船就要沉了！」，心裡頭默默地禱告了一下：父母啊！姐妹啊！我先生啊！再不能見面，就這樣永遠分開再也見不到面了。 　　禱告了以後，心裡頭很平靜，就等著船沉淹死在海裡頭。接連打了幾個砲之後，平靜了，我們的船趕緊調頭要開，船掉頭開走時要起錨，起錨需要很長時間，已經來不及起錨了，一個海軍拿著鋸子鋸斷了錨繩，錨丟到海裡去，船掉頭開了大概三、四公里之後，掩藏到一個龐然巨石後頭，我們的船就等在那裡，就怕還有沒上船的人，或者會游水或搭小船過來，一直等到了晚上，後頭也沒再聽到砲聲了。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有位副團長太太趴在甲板上以自己的身體掩蓋護衛著幾個月大的嬰兒，嬰兒存活而副團長太太死了，還有幾位傷者，他們馬上處理了，聽說也死了幾個人，詳細情形我們也不清楚。 　　等到晚上開船，經過三天到了台灣，因為我們是寄放人家部隊，三天來都沒東西吃，我認識了一個副連長的太太，那副連長沒跟自己部隊走，是跟太太一起上了船，副連長講：「妳們倆拿著鋼杯，看著他們煮好飯，妳倆就偷拿一點。」，我倆拿著鋼杯到煮飯那條路上，看到拿著刺刀的衛兵站在旁邊，兩個人抬著一鍋剛煮好的飯，我們怎麼敢拿？等到第三天晚上靠了基隆港，知道我們在船上沒什麼東西吃，他們給我們準備了幾籮筐的飯，還有用水桶裝的菜，有高麗菜、一點豆腐乳還有五花肉，下了船，一看到飯，好喜歡呀！可有飯吃了！我吃了三碗飯兩碗菜，這是我這一生中最好吃的飯，就是那一餐飯。 　　那天晚上，我們就被帶到日本人撤退後留下的營房，睡在大通鋪，不讓我們出去，因為我們剛來，沒身分證也沒有自己的部隊，好像流浪兒一樣，但是有飯給我們吃，住了將近一個禮拜左右，外子從高雄上岸，找到了我，終於夫妻重逢。我們倆就一起被編排到別的部隊去了。 戰役回顧 　　我雖然沒有拿刀槍站在前哨打仗，但是我們電訊隊卻在戰爭中扮演聯絡和掌握戰情最重要的角色，翻譯電文和發電報的任務都不能出任何差錯，有時候受機器干擾，聽不出哪個是我們應該聯絡的電台，在聯絡前，先是叫名字代號，然後用手打出來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電文，如果聽到信號，就要轉動有信號的旋鈕，找到聲音最清楚的信號，就像人講話有個口音，一聽我就知道是誰一樣，每個機器也有自己的獨特聲音，需要慢慢找，找出這個聲音是我們要連絡的信號，才回答：「我是！我是誰誰誰…」，再慢慢調整信號，調整到對了，就說：「ok！ok！我現在有報，要發給你。」，對方會說：「ok！請你發出訊號…」。 　　有時候這個信號不好，找不到，找很久還找不到，我們就通話，我們的機器是兩用的，發信號可以用手打也可用講的，我們就叫某某名字，他們的電台工作人員都是男的，我們的電台只有我是女的，他們就叫我「天字第一號」代號。 　　剛好那時候有部白光演的片子，就叫「天字第一號」，描述女性情報員的故事，當時女性通訊員比較少，甚至於民國61年前往馬祖戰地擔任報務員，只有我是唯一女性。想起以前當軍人的日子，苦起來就是想家。 Continue reading

新开岭战役中被俘的敌军官兵，左一为“千里驹”师师长李正谊。资料图片 1946年秋，东北大地在经过了短暂的平静之后，硝烟再起。 这年10月，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精心策划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妄图先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我南满主力，待解除后顾之忧后，再倾力北上，以求一战而定东北天下。 10月19日，杜聿明一下子集中了52军、新6军和71军第9师、新1军新30师等8个师、10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于20日气势汹汹地兵分三路向我根据地扑来。当时，在南满地区坚持内线作战的我军仅有3纵和4纵两个主力纵队。大敌当前，我军并不与敌人作正面较量，而是且战且退，在运动中耐心寻找战机。国民党军见我军一路“败”退，遂大胆起来，狂妄地叫嚣要将南满我军“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挤进鸭绿江喝凉水”。 在敌人的三路攻击部队中，尤以中路的52军25师行动最为积极，威胁也最大。在国民党军队中，25师虽不如“五大主力”那样显赫，也是极负盛名，并因擅在作战中大胆机动、迂回穿插而得绰号——“千里驹”。抗战前，在所有曾与红军作过战的国民党部队中，该师可说是“战绩”最大的部队。1936年红军渡河东征时，就是由于受到时任25师师长的关麟征率部阻击，被迫退回陕北。同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渡黄河西征，也是25师抢占了渡口，将红四方面军主力一切为二，使之仅有一半兵力能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也是在与该师的作战中阵亡的。抗战爆发后，25师扩编为52军，关麟征任军长。该军在抗战初期打出了声威，尤其在台儿庄之战中重挫日军。日军曾对52军有过这样的评价:“关麟征的一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军的十个军。” 这次进攻南满我军，“千里驹”师一路跑在前面，孤军冒进。师长李正谊长得身材威猛，方面大耳，一张大麻脸杀气腾腾，人称“李大麻子”。他仗着全师拥有美式装备、训练有素，根本没把我军放在眼里。 我4纵司令员胡奇才当机立断，决心首先打掉这个骄狂的“千里驹”师。方略既定，4纵主力开始秘密向新开岭地区集结，另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节节抗击，且战且走，以诱其深入。此时，国民党军刚刚占领安东，一时间得意忘形，竟错误地认为，我军辽东半岛兵力空虚，无法阻挡他们的进攻，从而导致向东溃退。于是“千里驹”师跟踪追击，大胆向东进犯。 30日下午3时许，但见从西北蜿蜒而来的公路山道上沙尘飞扬，汽车、装甲车隆隆作响。25师的先头部队开始进入我预定战场——新开岭叆阳边门地区。新开岭是位于宽甸以西约35公里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袋形谷地，两边高山耸立，中间一条河和一条宽(甸)赛(马)公路穿越其间。当地人戏谑说，这里的地形像个大马圈，“千里驹”进了“马圈”，只能是死路一条。 正当大队敌人踌躇满志地进到叆阳边门不远时，突然遭到迎头一阵炮击。成串的炮弹呼啸着飞过，在行进间的敌队列中爆炸。敌军不得不散向公路两侧，队伍大乱。这突如其来的炮弹，不仅打懵了敌军，也让我潜伏部队大惑不解。战后才知道，这是放列在叆阳边门东高地的4纵炮兵团干的。由于提前进入阵地，而前沿又无大部队警戒，该团一见大队敌人奔来，便以榴霰弹迎头痛击。谁也不曾料到，这一通有违令之嫌的炮击，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军大炮一响，立即引起了李正谊的警觉。他根据多年的经验判断，哪里有大炮哪里必然有我军主力。但这和此前所得到的情报有很大差别，为此，李正谊不得不停在原地查明情况，并请示杜聿明。而就在他犹疑不决之时，我4纵主力8个团已形成对其包围之势。 夜幕降临，敌人的厄运也随之降临。 30日晚，新开岭战役全面打响。我集中8个团的主力，以猛烈火力向敌发动攻击。“千里驹”师四面被围，山谷两侧的高地上杀声震天，直到此时，李正谊才感到形势不妙。但“千里驹”师毕竟是久经沙场，李正谊很快醒过神来，开始组织部队反击。他知道，只要夺取山谷两侧的制高点，他和他的“千里驹”就会避免灭顶之灾。 战至天明，25师以损失近千人的代价，为自己获取了一个喘息之机。李正谊抓住我军防守中的一个漏洞拼命突击，终于攻占了可以俯瞰整个战区的制高点——老爷山。暂时的得意，令李正谊的骄横之气再度燃起。面对杜聿明的无线电询问，李正谊狂妄地坚持“只要弹药，不要援军”。 老爷山一失，整个战场态势立刻发生了逆转。“千里驹”师居高临下，利用一些当年日本人修筑的碉堡、堑壕和工事，以及手中的美制自动火器，拼命抗击着我军的攻击。争夺老爷山，成为整个战役的关键。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军打得狠，也打得苦。我10师28团连续攻击9次，全部失利。与此同时，更有不利消息传来：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又一支凶悍的王牌师——新22师拼命来援，距新开岭战场已不足1天的行程。 客观地说，以我4纵当时的实力，要想顶住当时国民党两个王牌师的合力攻击是不可能的。打还是撤？关键时刻，几位纵队领导一碰头：敌人狠，我们要比敌人更狠；我们苦，敌人比我们更苦。决定集中炮火，抢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彻底收拾“千里驹”这匹“烈马”。 预备队全部集中起来，几位纵队领导下到师，师长下到团，主攻团团长、政委亲自带突击队，参谋长带尖刀排，全军气势如虹，杀声震天。我军的炮兵集中炮火猛轰老爷山，炮弹打中了敌师部附近的汽车，到处是烈火浓烟，人员、牲口、车辆乱冲乱撞。我投入总预备队向敌展开进攻，一举将敌3000人的反冲击队击，  溃，打乱敌师部指挥系统，夺下了老爷山。至此，“千里驹”被全歼的命运已无可避免。 李正谊见大势已去，命令他的副官处长王凤鸣上前线督战，“杀身成仁”坚守阵地；自己却匆匆忙忙换上士兵服装，坐上吉普车逃走。公路上一群群哭嚎的敌军伤兵挡住了吉普车的去路，李正谊大喊一声：“增援来了，弟兄们，公路两旁卧倒！”骗得大家都趴到两旁，他的吉普车却加足马力冲了过去。李正谊逃跑了，副师长段培德和副官处长王凤鸣因为换装赶不上吉普车，气得在后面边追边骂。李正谊的吉普车刚开出不远，司机就被我阻击部队打死，汽车翻到了沟里。李正谊下车想跑，左腿中了一枪。当我军战士端着枪冲上去的时候，他脸上的大麻子都吓得发紫了。 新开岭战役，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只是一场小仗。然而，解放战争甫一开始，便在东北战场上一口吃掉国民党美械装备的一个整师，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指出：这是对国民党进犯者的“一个沉重的歼灭性打击”。11月3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萧华电，庆祝南满我军歼灭敌人一个整师的大胜利。 此役歼第25师8000余人，俘少将师长李正谊以下5000余人，缴获步枪、轻重机关枪、冲锋枪、短枪等共2887支（挺），山炮、迫击炮、机关炮、速射炮等117门，汽车3辆，装甲车4辆，电台13部，各种弹药100余万发。 战后，国民党军重建了25师，但再也无人称其为“千里驹”了。 Continue reading

1944年9月昆明防区司令杜聿明从第五军抽调干部为基干在曲靖大营房组建第207师，1945年元旦正式成立。7310人，师长方先觉中将，副师长李修业少将，参谋长陈大云少将。师直属部队全部驻昆明全部是云南从軍青年；其他三个团是从陕西空运到沾益后转曲靖。 这三个团的从军学生，一部份是流亡学生、大部是陕西学生。 第619团 驻曲靖大营房 团长张越群少将,第620团 驻三保镇,团长庞少将第621团 驻曲靖大营房 团长傅宗良少将105mm榴弹炮炮兵营75mm山炮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连搜索连卫生队无线电队每团编制3个步兵营、迫击炮1连、37mm或者57mm反坦克炮1连、特务排、卫生队各1；营辖3个步兵连与1个机炮连。装备有冲锋枪约1080支，卡宾枪约540支，M1步枪约4500支，重机枪72挺，轻机枪约270余挺，火焰喷射器约27个，60mm迫击炮约170门，81mm迫击炮约36门，75mm山炮12门，105mm榴弹炮12门。 1945年4月编入新六军。方先觉是黄浦三期生又是第八军老军长，不可能去给廖耀湘当师长，才由当过第五军参谋长后任第49师、第200师师长的罗又倫于1945年4月5日继任第207师师长。抗战胜利后，自云南曲靖出发汽车运输东行三千里到达湖南长沙；由长沙以火车及民船，水陆并进运到汉口；由汉口分乘轮船至上海；在上海换上皮衣，坐上诺曼地的登陆艇，赴河北省秦皇岛登陆；转乘北宁路火车，出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随同新六军进入东北。经沟帮子进驻盘山。1946年5月下旬随国军攻克四平，第207师一举收复东丰、西安（今辽源）、海龙、磐石、桦甸、金川等六县，俘虏数以千计，战力到达登峰之时，青年兵复员的时间也到了。全国青年军八个师都已复员了，唯独第207师仍在东北战场作战。师长罗友伦在六个月内，完成第一期青年军人的复员退伍，招收东北知识青年当士兵接替，从此第207师的全部青年士兵均为东北人，基层干部都是西北入伍的青年军人，关内关外打成一片。 1946年9月扩编为二旅六团的整编师。1946年9月第207师傅宗良第1旅为基干编成第三快速纵队，罗友伦兼任纵队司令官，师长罗友伦带第一旅暨第三快速纵队进关驰援华北战场，驻居庸关，隶属北平行辕，支援国军进攻张家口作战。1946年9月末，东北国军打破停战令，发起对南满与北满进攻的前夕，东北民主联军命令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切断中长铁路，首先攻克西丰县城，求得歼敌一部，然后西进威远堡，进攻新开原、老开原，拦腰切断中长铁路，牵制和拖住国军使其不能北上进犯哈尔滨。207师工兵营单独据守辽宁西丰县城，方在办理第一期青年兵复员退伍之际，10月2日21时突遭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九师围攻，战至10月4日晨，县城守军860余人被全歼，207师工兵营营长周民强阵亡，其中毙伤300余名，缴获轻机枪40余挺，重机枪4挺，六零迫击炮5门，冲锋枪30余支。1947年初由华北返回东北，在四保临江战役第二次临江保卫战中，归第五十二军指挥，207师由新宾出发在二线配合第195师的进攻作战。1947年2月7日，207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张勋）增援在高丽城子被围歼的第195师，于柳河县三源浦，遭第三纵队的第七、九师先头部队的堵击；2月8日中午，共军两个师大部队赶到发起围歼，207师第二旅第三团（缺一个营）及保安团被歼1670人（其中毙伤200人，俘虏1470人），第二营营长邰孝钦阵亡。1947年5月，第三快速纵队更名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二快速纵队。1947年5月22日五十二军撤出通化向沈阳转进，第四纵队的第十一、第十二两师，沿通化至新宾公路，追击至欢喜岭附近，207师决心以奇袭欢喜岭之敌，命第一团团长李定，率步兵两营、山炮一连，以汽车输送至三棵榆树，利用夜暗秘密迂回至敌军侧背。时值拂晓，敌军正在河边洗涤，炮兵猝然轰击，步兵发起包围攻击，敌军在毫无预警之下，惊惶万状，四散逃走，是役俘虏敌军一千三百余人、步机枪八百余枝，迫炮十八门。在今通化县三棵榆树镇欢喜岭村东侧200米处建有无名革命烈士墓，安葬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第12师某连正在河边洗衣服时遭到袭击牺牲的连长以下7人。 1947年7月三旅九团制，加上炮兵团、补充团，約35,000人，80多门炮。1947年7月扩编的第3旅，旅长为刘少峰、许万寿。下辖第7、8、9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从该炮兵团一个连于1947年10月19日在营盘被歼灭 1947年东北秋季攻势中，207师布防态势： 第1旅位于抚顺的浑河以北地区布防旅部于10月11日由下章党撤回抚顺城二团、三团分别驻守在抚顺城、前甸、章党、三家子（今属大柳乡）等地一团团部（团长许万寿上校）率领曾天曙、王富仁两营7个步兵连，1个反坦克炮连、1个山炮连分别驻在营盘、二伙洛、关门山（今属哈达镇）、南杂木等地第2旅负责浑河以南的抚顺市区及搭连嘴子、东社（今大伙房水库淹没区）、救兵台、阁老沟（今石文镇阁老村）等据点的防务；第3旅在后方补充兵员训练。东北民主联军中路前线指挥所由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组成，针对抚顺地域的第207师的进攻部署： 第三纵队仍驻开原附近，继续迷惑敌人，使敌不能全力对抗四纵队。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指挥进攻第207师的战斗第十师负责歼灭关门山之敌，十师指挥所在榆树沟，负责指挥营盘战斗。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与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负责围歼营盘之敌；第十师第三十团占领大东沟、三家子（今属哈达镇），江南河村（今被大伙房水库淹没）一线，准备打东社援敌；第十师第二十九团集结在石灰窑子（位于营盘以北），准备临时参加打援；第十二师（欠第三十六团）保护十师、二十八师两侧安全，师部驻下哈达第三十五团在山城堡（属大柳乡）、公家寨子（今大柳乡公家村）、两家子（属大柳乡）一线第三十六团在上、下年马洲和上、下哈达一线（均位于营盘以北的哈达镇）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包围下章党之敌，能单独歼灭则单独歼灭，不能单独歼灭则待解决营盘之后，协同歼灭辽东军区独立第二师负责围歼南杂木、二伙洛（位于营盘以东）之敌李红光支队第三团佯攻营盘，协同二十八团三十六团围歼营盘之敌10月16日第四纵队第十师第28、第29团，第十二师第36团从东西南三面围攻抚顺营盘村。207师第一团团长许万寿上校，率领营长曾天曙、王富仁等两营，防守该地。10月18日晨发起总攻，10月19日突破防御体系。战至第七日，罗友伦率领师主力和第52军第195师赴援解围，自抚顺发起攻击，空军掩护，一日之间，进展七十华里，连破敌之阻援部队，到达营盘，与守军会师。第二营营长王富仁，第一连连长朱世和、机枪二连连长欧阳年、第八连连长马天福等四员阵亡，伤亡官兵一千五百余人，其中大多为东北第二期青年兵。毙伤共军不下万余。《四野阵中日志》记载：10月17日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第10、第12师，第10纵第28师，辽南独2师及李红光支队奉东总命令攻击抚顺以东之下哈达、营盘、下章党、南杂木地区之国军第207师，新六军第169师上午增援抚顺。4纵12师36团3营教导员韩大光（山东威海人，烈士牺牲经过见《胶东子弟兵》下册第197页，36团团长江海同志的回忆文章）在内的数百人牺牲。 1947年11月初，第四纵队第十旅，附炮数门，进攻本溪外围据点歪头山，守军为第二团的一个加强连，以车站为核心据点，苦守十四昼夜，被解围获救，全连仅剩战士二十余名，连长孙超双目失明，四肢冻伤成残。 1947年12月底的东北冬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在辽河以北地区集结兵力。207师奉命以一个旅进出万金台、老边，以掩护第九兵团主力之作战。12月26日晨，第四、第六等两个纵队，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三昼夜，万金台西北角阵地被突破，第六团第二营营长胡秀峰阵亡。共军集中兵力攻击团指挥所，团长蔡岳阵亡。 1948年4月207师扩编为第六军，辖207师三旅九个团、第195师三个团，及两个守备总队，罗友伦兼任沈阳区防守副司令官、沈阳城防司令、陆军官校第三军官训练班主任等职。第207师为扩大情报机构，师参谋处二科扩大为二处，将原二科所属两个情报队改编为独立大队(便衣总队，对内仍称情报大队)。队部设有保防、特情、反间三个系和一个督察组；当时下辖三个中队，活动于沈阳、抚顺、本溪等地。第六军军部及第一九五师驻防在沈阳，第二〇七师的第二、第三等两个旅驻防在抚顺，第一旅（欠一个团）驻防在本溪。207师决心扫荡抚顺周边之敌，以第2旅旅长王启瑞少将，指挥所属第四、五、六团，及第一团、师炮兵团、师搜索营、师突击大队、师通信营之一部，以秘密迅速之夜行军，奇袭白旗寨附近之辽宁军区独立第一师。 1948年9月，罗友伦以胃溃疡离开沈阳到北平住院，辞去所有军职，由戴朴接任。遼瀋戰役时廖耀湘奉命集结兵力(其中包括207师笫三旅)南下给锦州解围，在辽西被全歼。沈陽仅剩207师第一、第二两个旅及第53军等部队。一旅原驻本溪、二旅原驻抚顺，奉命集中沈陽，一旅驻皇姑屯、二旅驻东大营。沈阳解放时只是东大营一带及皇姑屯附近207师稍作过抵抗。 1948年12月第207师分散逃出的3000余人为基干在上海招兵重建该师，再撤退到台灣。1952年11月与第363师并编为第69师。师长王启瑞/周中峰（1950年7月）。 Continue reading

东北的二月仍是寒冬刺骨，部队突然又过江，把离江三十公里远的德惠城包围了起来。用两天的时间，把敌人的外围的据点全部拔掉将敌人压在德惠城内。但是打德惠的6纵三个师和独立2师，由于轻敌竟没有确定主攻方向，而是一个师打一面，觉得只要打开一个口子横竖都能消灭敌人。（这是后来总结时才知道的，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打德惠，在我们16师我们团是打主攻。一营是突击营，三连是尖刀连。和往常一样我们宣传队都分到各连去参加战斗，我和三连指导员“小乌龟”关系比较好（因为他演戏时扮演过乌龟，所以就落下这个外号），他们这次又是尖刀连，所以这次战斗我到了他们连。 上级动员时讲，我们有80门大炮，一定把德惠打开，把新一军50师消灭掉，命令部队坚决打进去。 总攻开始了，炮火轰的德惠城四处冒烟，我跟三连运行到前沿阵地。全营火力组织的很好，打其一点，敲开突破口，炸开鹿柴和铁丝网，炸掉敌人的碉堡，打得很顺利。我们三连从炸开的口子冲了进去，敌人的炮火集中打向我们打开的突破口……。在炮火中我和三连一气冲到了德惠街里，边冲边打，城里到处都是敌人。我们从南大街向北打，开始敌人没有准备，都被我们突然攻进来的部队吓懵了。后来看我们只进来一个连队就组织反击围攻我们。反正我们冲击敌营里面了往哪里打枪都是打敌人，但我们也是四面受敌。 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来时，连长急了，在一条小街折回来去接后续部队。部队也伤亡一些人，小乌龟的棉衣都打着火了，脸也叫炮弹熏黑了。敌人向我们喊话，让我们缴枪，说把我们包围了。我心想：什么包围？这用你说，爷就是冲进来打你们的。我们一顿手榴弹砸过去，向回头路冲过去。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皮带被打断了，直到挎包跑到肚子前面了，我才发现我的皮带断了，挂在皮带上的鸭嘴手榴弹也丢了。 我们三连转到一条小街时，部队停了下来，连长和指导员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再从原路突出去。我们立刻组织好火力，向突破口方向扑去，突然从我们刚才撕开的突破口的敌人后面开火，突破口外面我们的部队向里打，我们从里面往外打，夹在中间的敌人受不了，立刻溃散，我们又冲了出去。在越过敌人的战壕时，我看到我们一个战士腿被炸断，我双手兜起他背上就往外跑。背人时，我哈下腰看到敌人尸体旁边有一双美国大皮靴顺手操起，一起拎了出来。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竟能背着一个伤员飞跑，从城里突破口冲出来，一直把他背到我们的前沿阵地。看到我们的人时，我的劲突然就没有了，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别说是背他，我自己都站不起来了。可能是劲一下子都用光了，战士给我一点水，喘了口气才恢复过来。 我随三连撤下去休息，在离德惠四五里远的一个小屯子搞饭吃，把伤员送到卫生队，准备晚上再冲。因为我们已经打进去一次，打进去打出来还不到三个小时，路熟也有些经验。但连长要求后续部队一定要跟上去。指导员小乌龟脸让炮火熏黑了，头发也烧了一片。他开玩笑说：“这回真是名副其实的和尚了，不用法师剃度，大炮替我落发为僧了。”“和尚兵”是我们自己叫的，因为我们几乎个个都没结婚，有的都三四十岁还是光棍儿。指导员小乌龟看我没有皮带，就把他扎裤子的皮带给了我，还是日本的，比我炸断的那条好多了。 打仗时吃饭是没有一定时间的，炊事班把饭做好放在那里准备着，连长下令“吃饭”，大家就知道又有任务了。等了很久也没让上去，清晨，连长下令“吃饭”，我们终于盼到任务了。可是任务是：部队尽快撤到江北。敌人为解德惠之围，拼凑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八十七师共十二个团兵力，增援上来了，企图把我们堵在江南。 部队分几路向北撤，走到江边一看，我们前几天过江时，江面冰封得好好的，炮车、马车还有三辆坦克如走平地，可现在汹涌的江水推着大冰块滚滚流下来。部队在江边停了下来，张天涛政委（后来在辽西会战中牺牲，当时不到三十岁）站在江边喊话：“同志们，蒋介石这个狗娘养的，把松花江炸开了，把小丰满的水闸拉开放水，想把我们拦在江南把我们吃掉。现在他们从南满抽来部队，我们一定要让敌人扑个空，趟水过江去。同志们死都不怕还怕冷吗！冲过去！”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敌人的汽车马达声和灯光告诉我们敌人离我们很近了。 部队开始过江了，有的棉裤没有脱就下去了，齐胸的水，水底下还是原来江面的冰层。因为国民党的飞机把松花江上游的江面的冰炸开了（冰有一丈多厚），江水漫到冰上面来了，加上炸碎的冰排，碰上人就把人碰倒。我到江边时天刚黑，但有月光和雪地映照还是能看见人的。江边的雪让白天的太阳晒化了一点，但太阳一落山又冻了起来，加上北风一吹，江边的雪水冻成象鱼鳞似的小刀片。听别的战友说：要脱棉裤，如果穿棉裤下去，一是在水里走不动；二是上了岸小北风一吹马上就冻硬了，腿打不了弯走不了路。 我把棉裤脱了，裤衩也脱了，光着屁股，把棉衣用皮带扎在胸前，棉裤围在脖子上。我把破棉鞋也丢掉了，我想我上了岸穿那双高腰的美国大皮靴。这下可吃亏了，光着脚丫走在鱼鳞似的小冰片上，又冻脚又刺脚，我如果不是叫这双大皮鞋冲昏了头脑，我穿着破棉鞋不是不会扎脚嘛。后悔也来不及了，在冰天雪地里脱光了就够冷的了，现在还要来个冬泳。我将两脚放到水里，两桶清鼻涕马上就窜了出来，上下牙打得直响，咬都咬不住。后面的炮声已经靠近了，有的炮弹已在江面上炸开了。我想反正不死就得过江，快走一些还少挨一会儿冻。我就拼命往江心走，越走越走不动，冰水已经到了腰部，还要抗点水流，不然就被冲下去了。眼看到江心中央了，下来一块大圆桌大小的冰块向我冲了过来，我想躲过去，拼命往前走，但走不快，结果被它在后腰划了一道血口子。当时也不知道痛，人都冻麻木了。现在听说动手术有一种冷冻开刀法，我相信一定不会痛的，当时我就没觉着痛。我冻得快要僵了，真的走不动了。江中心有一辆大车拉着伤员，车上都叫冰水漫过了，我爬上大车，哪知道这辆车的马也拉不动了，驭手正动员车上的伤员下车，我只好又下来。第二次下水比第一次还难受，好在再往前走水也就浅了些，走的也快了些，眼看快到岸了，有希望了。上了岸我就跑，顺着路跟着人群跑，没有穿裤子，风一吹好像暖和了不少。可能是在水里散热快，出来就跑步，散热慢了些。我怕冻僵不敢停了下来，也没穿那双大皮鞋，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一直跑到宿营地。在路上不穿裤子跑的，不只我一个人，很多。但穿棉裤下水的吃了亏，他们上了岸，裤子都冻成两个大冰桩，怎么也迈不动步，还是把它脱掉扛着棉裤跑，棉裤冻得邦邦硬。 到了宿营地，生了很多火堆，有人开始烤火烤棉裤。我把棉裤穿上暖和多了，自己找住处，房子里是没有我的份，伤员都住满了。我在老百姓的草垛掏了一个洞钻了进去，再用一捆麦草堵上洞口。开始睡的很香也很暖和，快到天亮时被冻醒了，不知谁把我堵洞口的那捆麦草拿去烧了。 第二天我开始穿我发洋财的那双大皮鞋，因为鞋子大，我又没有袜子，就把谷草揉软放在鞋里，就像靰鞡似的。行军一天我就知道它的“优越性”了，像两只熊掌似的，重的你迈不开步，两个脚后跟都磨出了血泡。好在走了一天就住下整训了。我想：我这土包子开不了洋荤。就把它甩了，领了一双棉鞋。 在我这一生最难忍受最难忘的就是这次零下三十来度赤身趟渡松花江。 Continue reading

1946年底，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史称“一下江南”战役，我们7旅20团参战打完靠山屯后回师北上，过江休整。不到一个月，农历12月27日，我们又二下江南，在陶来兆的方向过江。 还没有走完两天的路，19团在焦家岭与敌新1军一个团接上火。我们随着团部进驻一个叫滴水壶的小屯子。 那天正是农历年三十，今年的年三十枪炮声代替了爆竹。屯子里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我们在屯子里吃罢饭，下午队伍就拉倒焦家岭。 焦家岭是一个突出的小山岗，山岗上都是一些大院套，墙有6米多高。敌人盘踞在大院里顽抗，我们连在向焦家岭的山脚运动时，就伤亡了6个人。连长吩咐我把伤员送到包扎所，把他们的枪支送回连部驻地，交给司务长，再回到阵地来。 送完伤员后，我背六支步枪还有子弹带和二十几颗手榴弹，差不多一百多斤往连部驻地奔去。我们连部驻地就在焦家岭山岗脚下也是一个小院套。 焦家岭上的敌人居高临下能把小院看得很清楚。我刚进门院内就落了一个炮弹，把窗户纸都打着火了。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劲，背一百多斤弹药还能健步如飞，一个箭步窜到屋子里。 就在这时，我的背后一声爆炸，好像谁推了我一把，一下子摔倒在门槛上。我心里想可能挂花了，我活动活动手脚好像没有痛的地方。 我爬进房里把枪支子弹袋和手榴弹拖进房里，发现枪托叫炮弹打断了，手榴弹袋也被打破几个洞。大概有手榴弹护腰才没打到我的后腰。我的狗皮帽子的耳朵也被打破了，心想好悬，差一点就见马克思了。 老司务长在烧开水，他打量我一下：“怎么样挂花了吗？”，“没有，我带的枪和手榴弹袋都挂花了。”我开玩笑地讲。 我把枪交给他，他问我们连在那个阵地后，我就往院外走。刚一跨出门好家伙又来一发炮弹，我马上躲回屋里。我想：妈的，炮弹跟上我了，刚才不打，单等我出来打，这不是专门想打我么，为一个人开炮划得来吗。 我突然想起一定是司务长烧水烟囱冒烟，敌人认为这里有部队。我就转身告诉司务长：“敌人发现这里有烟火老向这里打炮，你换个地方烧。” 老司务长说：“不怕，水快开了，他们有炮弹就叫他们打吧，消耗消耗他们的炮弹也是好的。”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馒头还是白面的，塞给我。我接过馒头就往外跑，敌人还是不停地向这个烟囱冒烟的小院里打六零炮。 回到连队的阵地这是一个天然的小通沟，一人多深。沟沿上是用雪临时堆的步枪和机枪射击位置。这时敌人不时打来冷枪冷炮，可能是搞火力侦察。因为天太冷，机枪都用棉被包着，团部还给我们调来一个水压重机枪，也用棉被包着，不然就打不响。 排长都集合在连指挥所，连长传达上级布置的任务：现在敌人一个团叫我们一个师包围在焦家岭，今天下午开始总攻击，我们的任务是佯攻，掩护九连冲上去。 连长还给大家下了一个奇怪的命令：不准尿尿，要听命令才能撒尿。这是啥命令？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也没敢问。打起来之后才明白是为了那架水压重机枪，不打枪时就得把枪管里的冷却水放出来，不然里面的水就冻了，容易把枪管冻坏。打枪时要加水如果打一带子弹不加水，枪管就热了，子弹打不远。存水的水壶也冻成冰了没有水，所以只有用尿当冷却水用。（那时要有防冻液多好） 当掩护九连往大院冲锋时，这一招真的用上了，几个人就把水压机枪的水管尿满了。不过水管的口小了一些，尿的里外都是尿，一开火枪管打热了后那股尿骚味就甭提了。火力支援完成后，射手和弹药手熏得直恶心想吐，逗得大家笑的直拍大腿。 九连冲锋时，全团的机枪都集中到一个山梁上，一声长号音一齐开火，象刮台风似的呼呼叫。九连一个排一个排地往上冲，冲到焦家岭敌人大院的墙底下，敌人也打不出枪来，只是六零炮还在还击。 九连的战士翻不过墙，墙有两丈多高手榴弹丢不进去带的木梯子没有跟上来，又没有准备炸药包。没办法，只好退到墙外一个大草垛后面，这时敌人的重机枪也响了，一发燃烧弹把草垛打着了。 九连同志没办法只好往下撤，通过一片开阔地时敌人的火力猛射，我们火力也压不住了，九连的伤亡很大。 我们小沟里也落了几发炮弹伤亡了几个人。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虽然没有月光，但是满天星斗加上一片白雪地还是可以看清楚一些地形和来往的人影。 晚上命令传来把我们警卫连拉上去了。这次不从九连冲锋的方向打，而是从南边小山岗冲上去。临时指定我给连长当通讯员，这样连长身边就带了三个通讯员。 我们连运动到南边的山岗脚下，山岗脚下一排五间大瓦房，我们从大瓦房后面爬到山岗脚下，一排在右二排在左，三排跟在一排后面。 当听到八连发起攻击时（他们是佯攻我们是主攻）我们就一下子冲到有三百来米的小山岗上，虽然敌人也有轻重机枪封锁但火力并不强，（看来八连佯攻起作用了）我们没伤亡几个就冲到一个小土地庙前面的土坎一线。 我跟连长一起蹲在小庙台上，小庙后面就是几户人家，没有大院套。敌人在墙里面挖枪眼，挖得墙壁咚咚响，连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敌人的机枪火力正封锁小庙这一片，猛烈地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连长命令我快到团部指挥所告诉团长我们连冲到屯子边上有墙挡着进不去，要求给一门平射的迫击炮来就可以冲进去了。 我接完命令立刻就往山岗下跑，好家伙敌人的火力立刻都朝我这个在雪地上奔跑的人开火，子弹呼啸在耳边象刮风似的，子弹一道红一道绿在我脚下直窜。我猛跑了一段路一下子摔倒了，当时我以为叫子弹打着了。 我滚到一个小粪堆后面摸一摸我的腿和胳臂没有痛的地方，“不怕，没打着”。这时敌人也不朝我开枪了。我在粪堆后面使劲喘口气，把棉大衣扣子解开，这样跑时大衣就不拌腿了。我往右边滚了一米远爬起来就狂跑，敌人的枪又向我开火了。 由于我先向右滚了一米多远敌人没打着，可是敌人的火力追着我打，我越往下跑敌人的子弹越难打到我，因为这里地形是鱼脊梁似的有十五度的小斜坡，子弹只是在头上吱吱叫。 快到连的预备阵地了，我一头扎到雪沟里。正好连指导员和文书都在那里，忙把我拉起来问“怎么样？打着了吗？”我摸摸身上说“没事，敌人子弹不敢打我，我还没看到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什么，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告诉了指导员连长的要求，指导员让我马上到团指挥所报告。我马上跑到团指挥所，团长宋维轼听完我的报告就叫参谋长（以后在辽西会战中牺牲，还是我用大车把他的尸体送到师部）带五连一个排和一门迫击炮随我到警卫连前沿。 我在前面带路，从五间大瓦房后面向我们连预备阵地小山沟运动。快到连预备阵地时就听见小庙方向传来一阵阵紧密的枪炮声，我当时想可能连长等急了，组织部队冲上去了。 我在前面拼命跑起来，刚到小山沟我们连的人就从小庙撤下来了。有的人挂了花，有的人是爬下来的。连长没有下来，通讯员小黑子也没有下来。 只听见通讯员小胖子向指导员讲：我们正趴在小土坎一线，敌人的六零炮向小庙吊上了，专打小庙的小土坎一线，连长叫他通知一二排先撤下去，我去通知等爬回来就不见连长了。指导员叫小胖再上去找连长，如果挂花了就把连长背下来。并告诉我小胖背不下来你再上去，这是死命令。 我和小胖爬上沟沿，小胖叫我在那里等他。他一个粪堆一个粪堆往上运动，不久就看不见了。我等了他几分钟，但我好像等了半天了，我正要往上爬就见小胖子背着连长爬下来了。 快到鱼脊背的下坡路时突然在他身边落下一发炮弹，他的大衣叫炮弹的冲击波吹得一扇就再也不动了。我马上爬了过去，一摸小胖的头，脑浆子沾了我一手，还热乎乎的。 小胖子没救了，我一摸连长冰凉，我估计已经牺牲了。我再看了看往下撤的地形，心想这一来非挨炮不可，干脆抱着连长往下滚吧。把连长放到我身上，开始滚得很费劲，再滚下去往下的坡度大些，加上滚几圈有些惯性力，就这样一直滚到沟里。 连长已经牺牲了，伤不大，但打在头部的动脉上，血都流光了，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身上已经凉了但还没僵硬。那年他才二十四岁。回到滴水壶大院里我和卫生员把连长脸上、身上的血迹擦干净。把连长包里的新军装给连长穿上。 天亮了，指导员让我去买棺材，多少钱都行，一定要好的。我跑了好几个大院在屯里发现一口大红棺材，外边还画了不少花纹。一看那院套的架势还是个不小的地主，管他呢，抬走！回到连部大院里我告诉指导员是地主的棺材，指导员就不吭声了。后来全连（实际只有半个连，其余都牺牲了）把连长葬在焦家岭对过一个小山脚。 连长留下一个小挎包，指导员给了我，说我把连长背回来的，做个纪念吧! 这个小挎包是黑布的，虽然已磨得有点发白，皮包角也坏了，但我还是很珍惜它，一直带在身边。 我们把连长葬了以后，中午，总部用六匹马拉回一个大炮，我不认识什么炮，反正炮筒子有大腿粗，炮弹头有两尺长。一下子拉来四门。我们要求当突击连，连不够编成排，团里不同意，结果让我们给三营当预备队。… Continue reading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战役结束后，我们师集结常熟县大义桥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于七月六日奉命南下，向福建进军。任务是在军的编成内，会同二十九军、三十一军解放福建，消灭盘踞在：福州地区的国民党李延年兵团。    李延年兵团，原属国民党第六兵团，是在淮海战役中，纠集残兵败将重新组建的。败退福州后，辖二十五、七十三、七十四、九十六、一0六等五个军的残部，约六万人。分驻福州市郊、马尾、连江、福清等地。这时的蒋军如惊弓之鸟，士无斗志。从布防来看，就是摆出从闽江口向海上逃跑架势的。因此，我军在作战部署上，是提防敌人逃走这一手的。我们师的主要任务是沿闽江两岸向福州前进．直捣李延年的老巢。    我军的作战行动，进展神速，攻势凌厉，蒋军一触即垮。敌人海陆逃路已被我二十九军、三十一军截断，敌分路突围逃跑，此时，军命令我师向仙游方向追击，当我们进至福州近郊南屿时，老乡报告说国民党九十六军已仓促渡过乌龙江，正在翻越双峰山朝永索方向逃窜。我们分析其企图可能是先退厦门，再逃台湾。为此，师即请示向永泰追击歼灭该敌。军首长立即同意了师的计划并指示，为了方便指挥，师的指挥应该推前。情况紧急时不必请示，师可相机独断决定。据此，毛会义师长，王敬群政委带一个团，尾九十六军之后，以三倍于敌的速度纵跨双峰山猛追；张冲凌副师长、翁默清主任带一个团，沿福州至永泰公路前进，争取插到敌人前边，截断敌人退路，堵住敌人，尔后会同师主力歼敌。我和军务科张桂梅科长是跟随张副师长一块行动的，于八月十九日夜到达永泰以东四十里的葛岭，部队已连续行军三十六小时没有吃饭。该团在此吃饭后，师仍决定他们继续前进，再走九十华里，插到永泰城以北大明洋、桥头岭一带堵住敌人。这时部队的疲劳程度是可想而知，这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刘天祥团长、田志春政委、郝越三参谋长的带领下二活没说，带着部队就走，终于赶到了敌人的前面，占领了有利地形，把敌九十六军堵截在永泰城以北地区。我们随张副师长的前指是第二天上午到达作战地区的，看到山坡上还停着几具蒋军尸体。人们说这是某团与敌九十六军一个干部团遭遇被我击毙的敌军官。敌人很快收缩到山上去了。    大约十四时，从对面山上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姓王的团长，约有三十岁，另一个是少校干事。他们二人受国民党九十六军副军长黄振涛的派遣，来接洽要求起义。张副师长和翁主汪研究后，由翁主任接待了他们。那位姓王的团长说：“久闻贵军闻名天下，我们黄副军长决心率部起义，弃暗投明，特派我们二人来与贵军接洽”。翁主任说：  “你们已陷入重围，当前只有无条件放下武器，你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同时对他们作了一些开导。但他们二人又不敢作主，要求我们派人与他们黄副军长面谈，决定此事。这时师首长命我带两个通信员同他们二人前往。行前翁主任交代，要我以军作战科长的身份去见黄振涛，是受二十八军张副军长派遣去谈判的。他并告诉随我去的两个通信员，在敌营对我要以科长相称。    我们出发后，从敌人占领的山上又来了一个排长。说他们一个营集中在前边树林内，他们营长派他来联系起义。张副师长立即命令他说：“告诉你们营长，把全部武器每五支捆成一捆，部队立即下山，行动要快，如果慢了，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你们。”其实张副师长唱的是空城计，这时他跟前只有一部电台和一个通信班。不久，敌人这个营真的按照张副师长的命令执行了。我们去敌营谈判的一行五人，于十五时，在蒋军王团长和少校干事的引导下来到了九十六军军部，见到了黄振涛。此人约五十岁，中等身材，他很客气的接待了我。在一个小楼上，我们之闾的谈判就开始了。在场的除了那位王团长和少校干事外，还有一位上校处长，一位师长，一位副师长。谈判开始后，我开诚布公的宣布了张副师长对我交代的意见。我说；  “我是奉张副军长派遣来的，对于你们王团长代表黄副军长所谈九十六军要求起义的请示．当面对你们表示我们的态度。我对于国民党部队和人员。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承认起义：第一，起义者完全是主动的、自愿的，并非在任何外力的强制下，被迫的行动；第二，虽然起义是被迫的，但由于起义者局部的行动．对当时整个战场形势有很大影响和推动时，也可以看作为起义(例如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的起义)；第三，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具备，如果过去长期与我军保持有联系，  ‘身在曹营心在汉’，且有贡献的人员．他虽然早想起义．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不能起义者。对于这种人员．虽然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来归。但我们仍认为他是起义的。我们军首长研究了黄副军长的要求，认为你们不属于上述情况，你们不具备起义条件，当前你们是孤军被围，出路只有一条，无条件放下武器。当然，黄副军长生动派人与我们接洽，这是很好的．我们表示欢迎。在此，我郑重地向阁下表示，你们全军一旦放下武器。生命安全是绝对保证的，个人的财物不受任何侵犯。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这一点黄副军长谅有所闻。    我们正在谈话。突然村外枪声大作。一颗子弹从窗口飞进，这时黄振涛的卫士正好坐在窗口上，子弹穿进他的屁股内，顿时爬在楼板上直叫。在这紧张的情况下，我和通信员小侯带着联络旗到村外联系，这时卧在稻田埂上的我军战士，看到我们后，都站了起来。经询问他们是某师的借粮队，约有六十余人，在某团姚守诚副致委带领下来到这里突然发现敌人的。我对一个班长说：“姚副政委我是熟悉的，请你转告姚副政委，我是某师作战科田参谋，正在这里同敌人谈判叫他们投降。该敌很动摇，今晚有逃跑的可能，你们来的北边山上是我们的防务空隙，请你把这个情况向姚副政委报告，如果你们今夜能协助守住北边山口，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我们师张副师长和翁主任在桥头岭东边山上。”    我们又回到小楼继续谈判。黄说：“田科长代表贵军所谈起义之条件，我们正是属于你说的第三种情况。我们在江北徐州会战时就想起义，那时我们九十六军驻蚌埠，以后又移驻浦口，由于刘汝明监督很严，我们没有起义的机会。这一点你们十兵团的联络部长同我们的代表接洽过，他完全了解这一情况。你们可以给他发一个电报，把这一情况澄清。”这一情况使我当时不好回答他，为了打破僵局，我说：  “黄副军长讲的这件事。王团长在我们军指挥所未曾提起，你们同我兵团联络部部长过去驳系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是否可以再向我们军首长请示再定呢?”黄说：“请示一下好，那就再麻烦田科长辛苦一趟，同我们的王团长一起去报告张副军长，我在此立候佳音。”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周围逐渐黑起来。在回来的路上，那位王团长和少校干事，由于我们逐渐熟识，就一再向我提问，我乘机对他们俩人进行了教育和解释。    王问：“我们放下武器后，将如何处理呢?”我说：“你们放下武器，标志着你们走向薪生。过去你们是为蒋家王朝卖命的，从今以后你们就站在人民方面了。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建设新中国，你们二位还年轻，今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大有作为的。”那泣少校干事问：  “地主是不是将来都要消灭?”我说；“今后全国要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谁也不能靠雇工剥削别人生活，这样不就消灭了地主剥削了吗?那不是以后就没有地主了吗?这就是说，是从经济上消灭了地主剥削，那种认为要从肉体消灭地主的说法，是对共产党政策的歪曲，是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我们在黑夜里边走边说，开始还有路，以后就没有路了，都是走山坡、田埂。走了许久，一直找不到部队。届来我们用手电照着高声呼叫，恰巧师指拜所就在跟前的山上。我把谈判情况详细向张副师长、翁主任汇报后，张副师长对王团长说：“你回去告诉你们黄副军长，他说的那个情况，当前没有办法搞清楚。眼前当务之急，首先是无条件放下武器，解除两军的武力对峙，否则你们的安全我们就无法保证。当然你们过去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向上报告，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你们的情况只要符合我们党的政策，那是一定可以按政策办事的”。王团长这时说：“我一定回去说服黄副军长下令无条件放下武器。”翁主任又对他们放了进一步开导。这刚东方已经发亮了，我们又重返上山。    昨天我们上山时，对敌军的情况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完全不象打仗的样子，山上根本没有构筑工事，稀稀拉拉的人群已毫无斗志。所以这次我们上山，便把某团一营带上山了。我们一到山上，营长孙保寿同志立即指挥部队控制了几个山头。这时敌军也没有反抗，我们也就放心了。    我同黄振涛见面后，传达了张副师长的命令：“无条件的放下武器。武器、弹药、器材就地集中，我们派人接收。所有文件、密码要妥为保存不得破坏。如有发现破坏行为者，我们是要追查严惩的。”这时那位王团长完全站在我们方面说话。一再给黄振涛介绍我们的情况和动员黄赶快缴械。我看出，这位王团长与黄的关系是很好的，不仅说话随便，而且特别亲密。这时，黄振涛才把他们军长逃走的事告诉我。他说：“昨天王团长下山前就找不到他了，他是带着二百余人和两担金银离开部队逃走的。”正在混乱之际，黄又带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师长与我见面。也说：“我们今天这个变动，这位师长一时想不开，难过的哭了一夜”。我说：“你不应该难过，应该高兴才是。你从今天开始站在人民方面了，我祝贺你!”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一再摇动着说：“田科长，我十分惭愧。”这时太阳已从东方冉冉升起，缴械投降的四千余名国民党官兵，向永泰城方向转移，它标志着国民党九十六军的番号已彻底消灭。    九十六军全体被俘官兵集中永泰后，得知还有相当数量的散兵隐藏在山沟里，这时我们又组织部队进行了一天搜剿。第二天我到俘虏营中去看黄振涛，他是同四十余名团以上军官关在一起的，这时师警卫连站岗的一名战士叫我田参谋，黄振涛疑惑的问我：“你不是田科长吗?”我说：“昨天同你开了一个小玩笑，我是作参谋工作的，张副军长也不是，他是张副师长。”黄说：“这没关系，我很久以前就不想干国军了，我是愿意放下武器的，过去只愁报国无门。”他随即交给我一封信，我拆开看，是一份用钢笔写的文件，标题是“同二十八军田科长谈判备忘录”内容都是上面所谈到的情况。我当即表示，一定要向张副师长转交。黄又说：“我还要请你帮一个忙，我的卫士跟我几年了，现在子弹还留在屁股内，请你帮他把子弹取出来吧!”我当即表示。一定帮忙，随即把他送到了永泰县立医院。我把情况向这里的负责人介绍后，他满口答应照办。我也就放心走了。我们全师在此休息了几天后，即移驻福清，准备执行攻打平潭岛的作战任务。《渤海铁流》 Continue reading

战前一般情况 江陵地理形势     江陵古称荆州，位于长江北岸，东南约十华里通沙市，由沙市过江通公安。江陵北扼襄(阳)、樊(城)要道(由江陵至襄阳有公路)，东通监利、沔阳，西达董市、宜昌，城垣高近三丈，城的外壕积水深丈余。草市在其东，太晖观在其西北，成为犄角之势，城北十华里的回龙桥，系丘陵地带。江陵四周地势平坦，湖沼沟渠纵横交错，东有月湖，西有当阳河从北面南折入沙市，流入长江，西北有马河，河深丈余。江陵城利于防守，不利进攻，自古以来，系兵家必争之地。第七十九军守住此地，即可以阻止解放军南下渡江，同时还可以掩护长江，使其交通畅通无阻。 江陵附近阵地工事的构筑与防御设施     江陵城系长圆形，周围达十余华里。城墙均系大砖砌成，城高约三丈，有东西南北4个门，并有高大门楼，各门均系两重门。城的侧防部(即城垣的凸出部)计16个，1948年冬由第二军等加以改造，并在外围构筑了东西两小据点。城的侧防部筑有许多轻重机枪掩体，城南外河窄水浅，就在城外城根下约五六尺处，筑有重机枪掩体两个(掩体内有掩蔽交通壕，由城根下可通城内)，以补薄弱点的不足。     城垣上有的筑背墙、有的筑横墙以为掩蔽。东西两小据点，东据点在城东约三里处的草市(此地可通沙市，切断江陵后路，系军事上的要点)。市区房屋，从南到北，成长方形。草市东西两面隔着水，无法徒涉，南面系坟堆及干田地，筑有少数工事，作为预备阵地，北面地势平坦，系一片稻田。     在城的北端附近，利用小高地筑有工事，轻重机枪掩体、迫击炮掩体及掩蔽部、散兵坑、交通壕等，密如蛛网，阵地前设有两道铁丝网，主要道口并埋设地雷，城的东西两面也构筑有少数工事，形成一个很坚固的小据点，和江陵城成为犄角之势。     江陵城西侧系一片广阔而平坦的水稻田，沟渠也很多，就在西北角利用太晖观的小高地构筑工事，作为前进阵地。在西门外利用房屋外沿及街道，构筑有轻重机枪掩体，并设许多障碍物，如铁丝网、木栅等，也形成了一个小据点。     七十九军到达江陵后，不但加强了以上两小据点的工事，还将城西南角至荆江大堤正面横广约4里处，新构筑了第一道防御阵地，又由城南起至荆江大堤止，再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以确保沙市军部后方的安全。阵地内轻重机枪掩体、迫击炮掩体、掩蔽部、散兵坑、交通壕等，多似鱼鳞。阵地前沿，设有两道铁丝网，并埋设了许多地雷。阵地前左右侧方，利用独立而坚固的房屋设立独立小据点，以阻解放军接近主要阵地带。     荆江堤上，由前到后，设有相距约200公尺的独立碉堡3座，藉以控制堤内外一片平坦地。以上阵地的重新构筑，木料大约用了7000方，人工约3万。 通讯设施和补给     有线讯路——南通公安，再由公安东通石首，西通松滋、枝江至宜都第十四兵团总部；北通襄阳，后因襄阳、荆门先后被解放军解放，已于1948年冬及1949年春先后被切断；东只通到监利境内的观音寺；西经董市、白洋至宜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     无线电通讯——在沙市的第七十九军有无线电台两部，一部专向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通讯，另一部专向宜都第十四兵团总部通讯。     粮饷补给——第七十九军的粮食补给问题，原系随军补给站向当地兵站分发。部队进驻湖北境内后，凡设有兵站的地方，就由随军补给站向当地征购补给；到沙市后，改靠川粮供应。     军饷问题——1949年3月以前系由重庆西南行营补给司令部按月负责照发(全军计发金圆券20余万元)，4月南京政府逃迁之后，就改发全军副食费计金圆券12万元，5月武汉解放、华中“剿总”垮台后，重庆西南行营补给司令部借口财政无着而停止发给。从此，不但饷项领不到，连副食费也发生了问题。后由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下令各绥靖分区司令部，将所有辖地的国家税收一律截留。第七十九军奉令后，就以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第三绥靖分区司令部名义，将沙市、江陵、监利、公安、石首等县的国家税收一律截留，除留下12万元作为军部的副食费外，多余的每月上缴川湘鄂绥署作统一支配。     枪弹补给——第七十九军于1946年在四川整训时期，全军的枪弹已经补足，1948年冬及1949年春先后在房县及荆门被解放军打垮之后，枪弹消耗及损失很多，虽多次申请补充，但只补充了一次；武汉解放后形成断绝状态。 战前双方态势 解放军动态     1949年4月中旬，陈少敏所率领的解放军江汉独立第二旅集结在沔阳及监利地区，当月下旬曾向沙市外围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二团发动突击，双方激战约半日，因阵地坚固，解放军突击未奏效，而转向沙洋一带集结。江汉独立第一旅在当阳附近集结，同时襄阳、樊城地区也有番号及兵力不明的解放军在集结。5月1日，解放军江汉独立第一、第二两旅主力即向江陵第七十九军作进迫态势。 第七十九军态势     第七十九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第九十八师师部及直属部队驻沙市，以第二九二团担任沙市外围东边防务，以第二九三团为师预备队(缺第二九四团)。第一九四师及直属部队驻江陵城，以第五八一团负责江陵城的防务，以第五八○团负责江陵城外草市据点的防务(缺第五八二团)。第一九九师(缺第五九五团)驻沙市，为军总预备队。保安总队位于江陵城，暂归第一九四师指挥。 第七十九军作战计划     当面的解放军兵力近万人，于5月1日迫近江陵城后，就在江陵城北门外构筑工事，前后计5日，只派小部队向江陵城外作试探性攻击，其主力没有向江陵城及草市第一九四师的阵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显然，拟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行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军部根据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攻击命令的指示，随即制订如下作战计划：     着第一九四师师长徐会春统率该师主力(留两个营在草市防守)及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三团和第一九九师第五九六团，于5月6日拂晓前，向江陵城外解放军攻击前进，务将解放军驱逐到十里铺以北地区；着第九十八师，于5月5日即令第二九三团由沙市开进江陵城，暂归第一九四师指挥；着第一九九师于5日即令第五九六团开进江陵城，暂归第一九四师指挥；着军属炮兵营(缺一个连)于5月5日即开进江陵，暂归第一九四师指挥；通信线路由第一九四师通信连负责架设，并随时延伸，保证和军部随时通话。… Continue reading

莱芜战役中的桂系部队 1947 年国共莱芜战役，国民党“离奇”惨败，其司令官王耀武气得直骂：“就算六万头猪，也不会半天全被捉去。”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其中有何内幕？本文将为我们一一揭晓。作者殷颖先生当时是国民党四十六军（原桂系王牌军）一八八师政工队员，在这场战役中死里逃生。本文为其亲历纪实。 ——编者 六万大军魂断“口袋阵” 1947 年2 月23 日正午，莱芜战场上响起了第一枪。 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六军与陆军第七十三军并行在平整的大汶河( 古称汶水，是黄河在山东境内的唯一支流) 河谷中，四周毫无遮蔽的掩体。战争突然爆发，大家一时措手不及。两个不同番号的军队，原本有各自的作战指挥体系，但在慌乱中一搅和便全乱了套，连长找不到自己的兵，重机枪的枪身也找不到它的机架。军队都在茫然地奔逃流窜，却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突围。炽烈的炮火却加强了，机枪和迫击炮如炒豆子一般在四面八方响起，子弹嗤嗤地在身旁密集穿梭，前后左右的战友们，一个一个中弹倒地…… 头顶上，两架国军飞机在低空盘旋。飞机似乎已经分不清敌我的阵地，只能盲目地用机枪扫射，而眼前中弹倒下的，却是国民党士兵。 我盲目地随着军队向前奔跑。一会儿瞥见我所在的一八八师的海师长骑在一匹白马上，身后跟了几个卫士，海师长惶恐地问他的左右：“有没有情报，有没有情报？”急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但不久，他的人马便消逝在喊杀声与硝烟中了。我随着一批散军来到一条干涸的小沟中，发现有一簇国民党士兵正坐在那里，大家都把枪械丢在一旁，根本没有打仗，似乎已经投降了。这时冒出了几名解放军，上来向俘虏收缴武器、手表和钢笔。这是他们最喜爱的战利品。有一个人看了我的符号，说：“这是一个政工队特工。”（注：广西部队初入山东时，对当地的风俗民情十分陌生，便在青岛招考了一批青年政工队员，协助文宣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但也没有盘问。因为他们主要是来收战利品的，收取完毕，他们便急急忙忙地走了。留下这些不战自降的国民党士兵，茫然地坐在那里，口中喃喃地用广西话咒骂着。 我那时年仅十七岁，年轻气盛，不甘心就这样成为俘虏，便独自一人逃离了这条干沟。正跑着，突然感到右膝受到重重的一击，右腿便一下子跌跪在地。眼前落在地上的，是一颗未爆炸的木柄手榴弹。幸亏手榴弹未爆炸，让我保住了一条小命。但已经难以再行动了。腿疼得厉害，根本不能弯曲。右膝盖上满是鲜血，我以为是被手榴弹撞伤的，把棉军裤拉上来后，才看到右膝盖上有一个弹孔，血流如注。旁边有几个解放军跑来察看，有人说：“这个小孩挂了花，腿保不住了。”另一个人递给我一卷绷带，让我把膝盖缠裹起来。 这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吐丝口的战争也已接近尾声，只剩下零星的枪声。战场上笼罩着浓到处散落着弹壳和被撕毁的证件，满地都是关金票（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 年发行的国币）。我在附近找了一根断树枝做拐杖，勉强站起来，想去找一个地方栖身。不远处有一间小庙，我便走了进去，但那里已经躺满了重伤号，呻吟哀号此起彼伏。一夜无眠。 我挨到天稍亮，便拖着伤腿走了出来，却遇到了政工队的其他战友，他们都没有受伤，但是被俘禁闭在屋里。原来，战争进行时，他们都卧在地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受到奔波之苦，天亮后，都被押解到解放区去了。我当时是重伤号，被遗弃在战场上，等待死亡。 死里逃生，博山情暖 死里逃生，博山情暖 我不甘心等死，便拄着树枝，跛着腿前进。当时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能走回博山去，也许可以在那里求得一些帮助——博山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城，我所属的四十六军曾驻扎在博山城外大柳行河畔，在河对面一户卖早点的郭姓人家借灶煮饭。为了避免遇到解放军，我决定白天休息，夜里赶路。这样昼伏夜行地走了几天，终于回到了博山。 本以为解放军攻占博山后，这里的居民会闭门不出，冷冷清清，不料街上的景象却让我惊呆了：街巷中挤满了人，竟都是出来慰问我军伤兵的。当初四十六军进入博山时，一反国民党驻军的常态，对当地百姓秋毫无犯，礼让有加，让他们十分意外，也极为好感，认为四十六军是军风军纪最好的部队。所以现在军队溃败，散兵游勇们逃回博山城，几乎每一家都开门迎接慰问。我同样也被人拉到家中，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他们叹息着我们的不幸，好像久别的家人。 博山街上不断走动着解放军，但人们似乎毫无顾忌。解放军仁义之师的风范使博山人除去了戒心，而放心大胆地接待国民党伤俘。到晚上，解放军的纠察队来了，将我们这些伤俘们集中起来，送到一处学校去暂时收容。我仔细想了想，博山人虽热情好客，乐于助人，但毕竟我不认识他们，唯一认识的，是住在博山城外大柳行的郭家，便决定去看一看，能不能得到帮助。 天亮之后，我扶着木杖从城里走出来，找到了大柳行那条河堤，试着去找郭家的小店。但我却失望了，这一带的民居都门户深闭，郭家这间小店房门也用砖砌起来封死了。我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当时拄着木杖站在那里，不知何去何从。 正当我失魂落魄时，奇迹出现了，我认识的那位郭老太太忽然现身，她一把将我拉过去，跨入一个大杂院中。原来他家的小女儿正在河边洗菜，远远地认出了我，便立刻丢下菜，跑回家中，告诉她母亲，郭老太太便出来将我拉进去。 我一进院子，马上被全院的人包围。我当初只认识郭老先生一家，但他们都说见过我；国民党部队在吐丝口被击溃后，他们都非常挂念我，不知道我怎样了。特别是郭家，看到我活着回来，就像见了亲人似的喜出望外。大家找出一套旧棉衣，让我将染血的军服换下。前院的朱家提供了一间客房，让我暂时住在那里疗伤。我就这样被送进房中，躺上了一张木床。我自从在战场上负伤后，都是睡在山沟里，卧在带雪的冰地上，现在一下子躺到木床上，如同一步登天。这是我生平睡过的最舒适的一张床。桌子上立刻摆上了煎饼和热粥，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充满了温暖的关怀与爱意。我完全被爱淹没了，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一口饭也吃不下，一股热流涌上胸膛，泪水在眼里滚动，只想大哭一场。大院里住着一位宋老太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位曾经在医院中作过看护兵的人，来为我取腿上的子弹。这人用刮脸的刀片当手术刀，既没有消毒，也没有麻醉，要我咬牙忍一忍，一刀划下，那颗子弹便流出来。他所有的医药只有双氧水与红药水，便用这两种药水在伤口上胡乱涂抹了一些，然后就包扎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宋老太太一直在旁边流着眼泪为我祷告。她的祈祷为我带来了平安与好运，我这条伤腿竟然就这样奇迹般地痊愈了。 在全院浓浓的爱与关怀中，慢慢地，我便能跛着腿走路了。在郭老的一再坚持下，我从朱家转移到郭家去住。但当我住进去，才发现郭老的家中，只有一间非常简陋的卧室，也只有一个土炕，是他们夫妇和女儿共住的。我来之后，这个土炕便让给了我和郭老睡，他的妻子女儿只好临时到邻居家去打游击借宿。而我一住下来，却是长达两个月之久。这期间，郭家都将我奉若上宾，每次吃饭都由郭老陪我先用，我们吃完后，郭老太太和女儿才可以吃。我心里非常不安，多次提出异议，但是郭老家风如此，不容更改。 我在郭家疗养了两个月，伤处已经渐渐收口。郭家便计划让我到济南去。他们找了一帮在博山与济南之间贩卖焦炭的脚夫，付给他们带路费，要他们护送我到济南。临行前，郭老全家大哭，郭老太太紧紧抱着我不忍心分离。这两个月下来，我已经成为他们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 就在那年早春的四月，我跟着拉煤车，踏上了去济南的路途。 重返故地，酬谢恩人 后来又历经辗转。1949 年，我随部队撤退到了台湾。 1984 年初，大陆开放海外通信，阻隔了四十年的亲情才能以书信沟通。我立即写信给郭家，不久便得到了回音。郭老已经谢世，郭老太太和她的女儿还在。我马上托香港友人汇了一些钱过去。但郭家却回信严肃地拒绝了，表示生活能过得去，不需要资助，只盼着在有生之年能见一面。但我仍然按时寄款过去，作为奉养，一直到郭老太太逝世。 1987 年，我第一次返回大陆，主要目的便是到博山探望救命恩人。那时两岸初通，要去博山这种小地方，还有相当的难度。记得“中旅”还特派了一个人跟随我的全程。 来到博山，见到郭老太太后，中旅经理交代了任务：“你们这位客人，是从海外冒了生命危险来看你们的。你们谈一谈，中午在一起吃个饭。我在下午两点接他回去。”老太太请求我多住几天再走，中旅表示绝对不行，他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我是特地提前告别了青岛的家人，来郭老太太家里过节的。 四十年过去了，郭老先生已过世，昔日大院中的那些人也都星散或去世了。郭家也迁到了另外的地址。由于时间的匆促，我们几乎什么话也没有多说，午餐时，我特别要求再尝尝久别了四十年的煎饼的滋味。四十年的别离，却只有四小时的重聚，想起来还是很悲哀的。 我第二次去博山，是1992 年，那次在郭家住了两天。郭老太太已是86… Continue reading

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 平如美棠 我是新六军少尉 辽沈，平津，淮海战役亲历记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系列 战途 程一鸣回忆录 雪泥鸿爪—姚拓说自己 关山夺路 三十年见闻杂记 方静回忆录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