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側文章來自「征塵憶事」網站，這個網站既非台灣官方網站，亦非大陸官方網站，而是一個站在中華民國觀點上寫史的網站，所寫的傘兵史，在我這個菜鳥傘兵看來，算是詳實可讀的，尤其這一頁寫的是老團長井慶爽的資料，所以我引用了他的文章。 國軍傘兵部隊始末 vanguard 傘兵部隊成軍　　抗戰後期，國府有鑒於盟軍於北非及西歐戰場，大量使用傘兵部隊，獲得不錯的戰果，於是在美軍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的建議下，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命第五集團軍總司令杜聿明著手成立傘兵部隊。杜氏受命後，即以第五軍特務營為基幹，於民國三十三年元月一日，在雲南昆明北郊崗頭村永豐寺成立國府第一支傘兵部隊——傘兵第一團。 　傘兵第一團成立時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但人事、補給、訓練均受杜聿明將軍督導，所以傘兵第一團實際上成了第五集團軍的直屬部隊。為了保密起見，傘兵第一團對外一律以“鴻翔部隊”的代號稱之。 　　傘兵第一團的編制為：團部、三個步兵營、特務連、及勤務連；步兵營轄營部、營部連、及三個步兵連；營部連則轄連部、通信排、重機槍排、及八一迫炮排；步兵連由連部及三個步兵排組成。傘兵第一團首任團長為李漢萍少將（湖南長沙人，黃埔軍校第六期、陸大第一期畢業），第一營營長初為鐘明達中校，後為鄧紹華中校；第二營營長先後為張致忱中校、喬九齡中校、李海平中校；第三營營長為呼保佑中校（後第三營因美軍顧問團之建議而裁撤）。 　　傘兵部隊成立之初，由於缺乏裝備及訓練器材，因此除一般之步兵基本戰鬥訓練外，只能著重於體能方面的加強。三十四年元月，傘兵第一團在首席顧問美軍柯克斯中校的建議下，由連營制改編為隊制，並開始由美軍裝訓傘兵。至此，傘兵部隊之建軍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擴編為陸軍突擊總隊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八日，為配合盟軍反攻，國府接受魏德邁將軍的建議，將傘兵第一團擴編為陸軍突擊總隊。因此，四月八日後來成為國軍傘兵建軍紀念日。擴編後之突擊總隊直屬陸軍總司令部，仍由李漢萍少將擔任司令，副司令為張緒滋少將，並接受美國之裝備及空降訓練。 　　美軍的空降訓練分三階段：第一階段為體能及一般戰技訓練，第二階段為突擊戰鬥教練，第三階段為基本傘訓。為培養傘兵幹部，美軍並於宜良縣成立傘兵學校，師資、裝備、教材，均由美軍顧問團提供，同時並于呈貢縣北校場機場，開始對傘兵官兵實施空中跳傘訓練。 　　由於美軍顧問認為國軍傘兵表現優異，突擊總隊旋奉命準備參與對日軍反攻作戰，直至抗戰勝利前，傘兵之所有作戰、訓練、及械彈補給等，一律由美軍顧問組全權負責主導。 　　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前夕，傘兵第一團已擴編成二十個突擊隊及兩個補充大隊。突擊總隊的編制為：總隊轄二十個突擊隊；每突擊隊轄三個步槍分隊、一個六○迫炮分隊、一個三○重機槍分隊、及一個爆破分隊；突擊隊隊長為中校編階，隊附編階為少校，國軍、美軍各一人；分隊長為上尉編階，另設美軍分隊隊附一員；全隊編制官兵一百八十人。 　　由於兵員缺乏，原傘兵第一團之員額只能編足五個突擊隊，分別以井慶爽、姜健、李海平、潘榮輝、段超群分任一至五隊隊長。第六至二十隊之兵源，則由駐防昆明附近之青年軍二○七師官兵中擇優編撥。此外，每一突擊隊，軍委會均賦予其保密代號，如第一隊為“定遠”，第二隊為“諸葛”等。 抗戰中的三次戰鬥 一、突擊廣東德慶南江口 　　三十四年七月，國軍反攻粵桂。為了策應國軍反攻，國府決心使用傘兵，空降于粵東梧州與桂西高要間，目的在破壞日軍補給線、西江水上交通工具、及日軍陸上交通設施，於完成任務後，待命佔領梧州及高要縣城，以利爾後國軍之前進。 　　七月七日，突擊總隊第一隊奉命擔任此任務，七月十二日，井慶爽隊長率全隊官兵，連同美軍十員譯員八人，于呈貢巫家壩機場，搭乘美軍第二十七航空運輸隊十四架C-47運輸機，成功於開平上空實施空降。 　　第一隊空降開平後，根據各方情報，得知日軍七萬正由廣州灣向廣州急進中，而陽江隘為必經之地；日軍于德慶附近建有倉庫，且日軍正將梧州撤退之物資沿西江運送。敵情如此，井慶爽隊長乃派第六分隊羅漢生上尉率該分隊攜爆破器材，急往陽江隘設障阻敵；其餘部隊由井隊長率領向羅店挺進，以截斷日軍水上交通。 　　突擊總隊第一隊經數日之偵查後，決定會同三羅民兵向德慶對岸南江口、南窯、及南渡之日軍駐地襲擊。 　　二十一日雨夜，突擊隊會同三羅民兵一大隊由羅定出發。二十二日五時，突擊隊以第二、三分隊為主攻，六分隊為預備隊，在迫炮及機槍的掩護下，向南江口日軍突擊；同時派遣工兵分隊配合三羅民兵，攻擊南渡方面日軍。南江口日軍遭突擊隊奇襲，猝不及防，退入碉堡死守；南渡方面，因三羅民兵誤時，導致日軍及時脫離。戰事正烈時，日軍由德慶以汽車載運增援部隊，逆襲三羅民兵，民兵潰散，井隊長急命第六隊截擊增援之日軍。正當戰況漸趨不利時，攻擊南渡得手之突擊隊，由側面迂回攻擊日軍，日軍不支，退回德慶城內。井隊長于完成破壞日軍交通補給設施後，沿西江撤回羅定。 　　此役國軍傘兵陣亡三人，負傷五人，日軍傷亡人數約為二十餘人。由於國軍成功的破壞日軍交通設施，導致西江水運嚴重受損。為此，日軍編組特遣支隊約三千人，前往羅定，準備捕捉國軍傘兵。井慶爽隊長鑒於眾我寡且身處敵後，決定進入山區，準備遊擊作戰。所幸不久日軍投降，突擊總隊第一隊奉命開赴廣州，受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將軍指揮。 二、突擊廣西平南丹竹機場 　　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突擊總隊奉陸軍總司令部電“著突擊總隊編為一個大隊，即由宜良火車運輸至呈貢飛機場飛運柳州再開往丹竹，掃蕩丹竹機場之敵，並擔任該機場之保衛。如遇八十九師先頭團到達柳州後，即協同東進。” 　　突擊總隊奉命後，由第二大隊大隊長林樹英上校，率第八、九、十等三隊，總兵力七百餘人，經空運柳州後，於二十四日抵達平南縣，二十六日，推進至吞塘。林大隊長除派遣部隊偵查地形，實施威力搜索外，美軍連絡官富賽爾上尉並親赴丹竹機場北方十五公里之仁義村設立指揮所，並與當地遊擊隊取得聯繫，獲悉日軍於丹竹地區之兵力部署。 　　三十一日，增援之友軍八十九師二六五團抵達，第二大隊與友軍會合後，決定以第二大隊擔任正面主攻：第八隊攻擊丹竹機場制高點蒲陽崖，第九隊埋伏柳江岸邊，預備截斷日軍之接應與撤離，第十隊負責突擊鳳凰山；二六五團擔任土村、馬鹿窩方面之佯攻。 　　八月三日，突擊總隊第二大隊于淩晨二時向日軍展開奇襲，日軍倉促應戰，紛紛不支退入丹竹機場，並趁夜急速沿西江撤退，我軍不及追擊，使日軍安然撤離。是役，日軍傷亡約百餘人，我突擊隊陣亡軍官三員、譯員一員，士官兵十九員，另負傷官兵二十五員。 三、突擊湖南衡陽台元寺 　　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突擊總隊奉命派遣一突擊隊，於二十七日，空降衡陽、寶慶、湘潭間，歸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指揮，襲擊及破壞該區內日軍後方水陸交通，並偵查地形。 　　突擊總隊命姜健中校率領官兵一百七十三人，於二十八日空降衡陽以北，集結于洪羅廟附近，稍後推進至渣江村埋伏，搜集敵情，並與當地民眾自衛隊取得聯繫。突擊隊獲悉衡陽西北之台元寺為日軍重要據點，且為糧食儲存要地，遂決心在當地民軍配合下，實施台元寺作戰。 　　八月五日清晨，突擊隊迫近台元寺，以第一、二分隊為第一線主攻部隊，三、六分隊為預備隊，四、五分隊提供火力支援。清晨五時，攻擊開始，突擊隊以迫擊炮與火箭炮向日軍陣地行破壞射擊，第一線部隊同時猛撲日軍陣地，日軍傷亡慘重，士氣不振，分向衡陽方面潰逃，我軍于上午十時收復台元寺。 　　此役我突擊隊大獲全勝，戰果豐碩，除擊斃日軍九十餘人外，另擊傷日軍五十餘名，我軍陣亡官兵四員，負傷九員。 抗戰勝利後傘兵的組織變更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同日，陸軍突擊總隊司令李漢萍少將奉命他調，改以馬師恭少將接任（馬師恭，陜西漢中人，黃埔軍校第一期，陸軍大學特科班畢業），同時，突擊總隊奉命進行組織調整。調整後，突擊總隊轄總隊部、四個大隊、兩個補充大隊、及特務隊、通信隊、輜重隊、情報隊等直屬單位。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突擊三、四大隊奉令空運南京，隨何應欽將軍參加南京受降工作，並隨後擔任首都警備任務。 　　三十五年三月，國軍整編，陸軍突擊隊整編為空軍傘兵總隊，初隸航委會，後改隸空軍總司令部。整編後傘兵編制為：總隊部、四個傘兵大隊（轄大隊部及五個隊）、一個補充大隊（轄大隊部及四個隊）、及特務隊、通信隊、輜重隊、情報隊等直屬單位。六月，傘兵總隊由昆明開上海，抵漢口後，奉命改駐南京，後複接任蘇州、昆山一帶防務，並分駐京滬鐵路沿線，擔任清剿蘇南共軍及土共之綏靖任務。三十六年六月，傘兵總隊移駐徐州，支持國軍對蘇北、魯南、及豫東之剿共作戰。 　三十六年十二月國軍編組快速縱隊，空軍傘兵總隊奉命改編為第三快速縱隊，移駐黃口，擔任豐縣、蕭縣一帶之剿共任務。三十七年三月一日，將原隊制改編為營團制，並變更番號為陸軍傘兵總隊，直隸陸軍總司令，歸第七兵團司令官黃百韜指揮。改為陸軍傘兵總隊後，原司令馬師恭少將調任陸軍八十八師師長，傘兵總隊司令由副司令張緒滋少將晉升（張緒滋，湖北黃崗人，中央軍校第七期，陸大特科第五期畢業）。 　　改制後之陸軍傘兵總隊轄司令部、訓練處、新聞處、傘兵團（團長先為張信卿上校，後為井慶爽上校）、輕裝備團（團長郭志持上校）、補充團（團長劉農畯上校），以及搜索營、工兵營、輜重營、通信連、衛生隊、及野戰醫院等直屬單位。 三十七年秋，徐蚌會戰展開，傘兵總隊因前在豫東戰役中損失慘重，奉命返回南京整補。同年十一月三日，傘兵總隊改駐蕪湖，擔任江防守備，十二月六日，返回南京，擔負首都衛戍任務。三十八年初，傘兵移防上海，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由上海警備旅中撥出兩個連，成立傘兵炮兵營。三月一日，補充團改編為傘兵第三團，同時傘兵再度變更番號為空軍傘兵總隊，隸屬空軍總司令部。三月二十三日，傘兵一、二團移往廈門，第三團改駐福州。其後傘兵一、二團陸續遷往臺灣，第三團于南下福州途中投共。 傘兵與豫東戰役 　　傘兵部隊在國共內戰期間，起初擔任地方綏靖任務，其後隨著戰事的擴大，加入徐州戰區，配合友軍，縱橫蘇魯豫皖戰場，戰功卓著。但在豫東戰役中，傘兵部隊遭受重大傷亡，損失慘重。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陸軍傘兵總隊奉命由司令張緒滋少將率第一、二團組成第三快速縱隊編入第七兵團（司令官黃百韜，下轄整二十五師、交二總隊、及陸軍傘兵總隊）戰鬥序列，北上山東。二十七日，忽奉陸總徐州司令部電令，改向豫東，協同整五軍夾擊杞縣附近共軍，以解區壽年兵團之圍。黃百韜受命後，星夜將部隊以鐵路運往豫東，六月三十日，兵團基本上已于商邱以西集結完畢。 　　六月三十日過午，黃百韜得知區壽年受困龍王店，邱清泉被阻於杞縣以西，戰況危急，遂立即下達攻擊命令，命快速縱隊為右縱隊，向于莊攻擊前進。七月一日，七兵團向西攻擊，沿途排除共軍零星抵抗，當日中午即抵于莊、金香寺、苗岡一線。黃百韜應援心切，鼓舞部隊不怕艱辛繼續向西攻擊，當日傍晚，快速縱隊攻克和合樓。… Continue reading

1我在傘兵服役前後六年半（1949、6-1955、9），有人問我：「打過戰嗎？」，嚴格的講 ; 我沒有，廣義的講 ;傘兵是我出生入死的地方，我是處在戰爭的邊緣。 「東山戰役」我是擦身而過，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以游擊傘兵總隊空降突擊支隊為首的三軍聯合部隊，突襲了閩、粵沿海交界的東山島。 平心而論這個戰役不算成功，但也不能完全以失敗論，但從此以後「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是終止了。 「東山戰役」我有太多的人要紀念了！第一位是我的排長賴子福，第二位是排附劉敬久，第三位是同一個連當兵的張念亨，還要再談連長羅冀，營長趙鳳章。 賴子福曾寫了一本萬言「無怨無愧」的小冊子，紀念當初壯烈成仁的袍澤，可惜他沒給我，但我有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四日聯合報的一篇專題報導，內容就是報導賴子福與「無怨無愧」。 2除了東山戰役我還談一些我在傘兵的人和事，尤其是畫友，真使我懷念啊！ 想家！難免的。 走在龍潭虎穴村的山路上，一片茶葉地，地的中間有許多平直的柏油路面，上面堆了許多未用的炸彈，聽說這是神風特攻隊起飛時的跑道，想想他們，想想自已，我們的命運竟是如此的相像。 五十年後，我這幸存者，能做這一份網頁，真是要感謝上帝，因為有不少人已經先我們而去了，我能做的就這麼一點點，再不做真的來不及了。 3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到北投郵局領一封掛號信，想不到是我的老長官艾管寧寫來的信，講真話我是流著眼淚讀完他的信，難到我不愛傘兵嗎？那兒有我的愛、恨、情、仇。 長官信中是這樣寫著：「前些日子，接到一位熱愛傘兵的老伙伴，寄來自張逸石的網頁中，列印有關對傘兵的敘述文字，看後覺得你對傘兵是一知半解，其中使用一些魯莽的措詞，不禁令我與他們一樣有氣憤的衝動，但念在曾是傘兵帳下人，相煎何太急，所以才給老弟你寫這信，讓你知道自已的錯誤在那裡，並請你在你的網頁內更正或刪除是幸。」 長官的話，我怎能不聽呢？能更正的我一一更正，不更正的我會一一說明，也更希望「熱愛傘兵的老伙伴」來信指正，我更希望看我網頁的人，知道我不是在說一些死無對証的話，如賴子福、余佐軍、李光宇、王夫華他們都故去了，有些人也不可能進天兵忠靈祠，就在我的網頁上安息吧！ 長官的信很長，我不希望只是摘要發表，就增加一些網頁詳細的談一些事。 4排長賴子福「無怨無愧」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天氣好。 新竹空軍機場十八架運輸機正待起飛，上尉副中隊長賴子福坐在第一架飛機裡，清晨五點半到達東山島上空，賴子福第一個跳出飛機，傘一開，地面炮火就開始向他們射擊。 按照計劃傘兵是在八尺門附近降落，主要是破壞八尺門和大陸相連的浮橋，以防共軍渡海。 空降部隊堅守了八個小時，中午過後，八尺門的潮水漸退，共軍的增援部隊紛紛渡海而來，傘兵隊員開始由四一○高地撤退，帶著飛虎旗的指導員張彪要大家不要走，與陣地共存亡，沒想到張彪最後被俘，飛虎旗也跟著飛了。 十八日，到達金門，十九日下午搭五架運輸機回龍潭基地，許多戰友就此一去不回。 之後的檢討大會更使人難堪，總隊長顧葆裕訓斥他們：「出發前頒發的飛虎旗失落在敵人手裡，打敗戰不殉職還有臉回來，副隊長以上幹部各記大過兩次。」 賴子福是我入伍時的排長 我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到傘兵的，那時他們住在廈門的對面集美，介紹我們到傘兵的就是 劉敬久，下一頁我專頁介紹。 我們一起四個人，楊信炎、楊迪平、余傳勛（右圖帥哥）、我。 賴子福是我入伍時的排長，上圖是我畫展時，他專程來捧場。左起第一位是楊迪平，伸出半個頭的是我，中間端坐的就是賴排長，右側女生是我的女兒珮芸。 賴排長已經作古了，在此紀念他。 5排附劉敬久 隨隊攝影師 今年（二○○四年）六月份的「傳記文學」，登出了一篇周軍先生寫的「西方公司與海空突擊隊」。 其中有一段：「現住在華盛頓的一位劉先生，是參與東山之役的傘兵隨隊攝影師。」 不錯！這人是劉敬久，他是東北人，一位大帥哥，是勝利之後加入傘兵的，少年時是在偽滿長大，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 我到傘兵就是他介紹的，是該謝謝他呢？還是要怪他呢？真難說！ 民國三十八年，我們剛到台灣，住在岡山。傘兵真是年輕的兵種，空中跳傘、地面演習、裝備展覽。還在岡山開了一間舞廳，又與中國電影製片廠合作，排了一齣話劇「岳飛」，在高雄演出，這岳飛就是劉敬久主演的。 在東山之役之前，約一個多月，傘兵司令部要召訓十名攝影人員，集訓一個月，這主考官就是劉敬久，我也去考了，結果名落孫山，後來集訓的都去了東山島，也有沒回來的，劉敬久是跑回來了，一臉的驚恐，頭搖個不停。 劉敬久終於到了美國了！ 江南（劉宜良）曾經說：「我生女兒，他（夏曉華）生兒子時，夏說：我們給他們最好的禮物就是生在美國。」 江南十四歲離家流亡當兵。… Continue reading

《中美关系白皮书》（英语：The China White Paper），正式名称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注重1944年至1949年间》（英语：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又称《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由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导发表对国共内战及中国问题立场的政治文件。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为辩护其对华静观政策。白皮书严词批评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失败，是中华民国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中国国民党负起全责，是为“袖手旁观”政策。白皮书被认为是国共内战中，杜鲁门政府为自己对华政策失败开脱。该书发表后，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当局，严重打击中华民国国军的战斗士气。不久，中华民国政府迁台。隔年（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月5日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声明，然而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惊觉错误，立即下令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并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决定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御体系。之后美国更在1954年和定都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作为新的对华政策。 1943年，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宋美龄作为蒋中正外交特使，于该年二月访问美国。她成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贵宾，在白宫住了十一天，并于2月18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王），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随后，宋美龄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总计有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3月1日，宋美龄本人首次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这也是她第三次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宋美龄成功完成对美国募款的任务。 但蒋介石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国美军指挥官史迪威长期不合，自1943年起曾两次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但因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美国的反对而未成。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亲自了解情况。华莱士到华后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给予很低的评价，但同意史迪威成为两国交往的障碍。8月中，罗斯福再三向蒋介石提出将中国大陆之军队交予史迪威指挥，为此特意将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罗斯福一度以接近命令的口吻向蒋提出要求，史迪威得悉后，亲自将该份电报交予蒋介石，并在他的日记中记下快慰之感。蒋介石回复罗斯福，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宁愿不惜脱离盟国独自抗日。最终罗斯福权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美国委任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工作。在任内魏德迈协助国民政府抗日，尤其在对国民革命军在训练、后勤及装备的提升有显著贡献。日本投降后的受降、接收等问题亦由魏德迈协调。1946年3月魏德迈返回美国，临行前获赠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中国发生全面的国共内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故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中国战局，马歇尔当时计划由魏德迈接替赫尔利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因消息走漏，中共大力反对，马歇尔因而改请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 马歇尔对蒋成见已深，希望成立联合政府降低蒋的影响力。由于“国民党人仍握有绝大部分权力，无意让出一丁点；而共产党人则寄望藉苏联之助，夺取整个政权”，他虽无力调停国共内战，但以军援要胁，处处牵制国军。最明显的一次，是逼迫蒋介石下达六月停战令使国军在四平战役 (1946年)中胜利后无法前进。另一方面对中共却无法控制，他的行为使中共站稳脚步并使国军士气低落。最后马歇尔调停失败，但是受到杜鲁门的宠信，仿佛立了大功，回美后昇任国务卿。 1947年中国时局转变，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又询问魏德迈使华的意愿，魏德迈拒绝但同意率团来华考察，魏德迈报告内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魏德迈建议美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但马歇尔反对，并且对国民政府实行了武器禁运。魏德迈意见不被马歇尔采纳，更以魏德迈建议美英苏共管东北对中国不敬为理由，将撰写之报告列为机密被束之高阁。马歇尔更以蒋将失败、援蒋有损美国威信为由，断绝对中国政府之援助，最后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之溃败。 1948年美国大选，因为杜鲁门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身上，为杜威竞选资助捐款，但大选的结果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总统。此事更加深了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反感。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但蒋仍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操控政局。阎锡山出任国防部长兼行政院长在广州发号施令。蒋介石先后访问菲律宾及韩国，商议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中国内部战事方面，1949年4月，中共突破长江防线，攻陷国府首都南京，中共在全国战事明显占了上风，中华民国大势已去。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随他国公使南下广州，而是留在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随后被召回美国。1949年6月，美国媒体还刊出了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承认中共的新闻。 杜鲁门政府清楚自己的对华政策，军经援助、调停行动均告失败，决定赶在国共分出最后胜负前，采取“袖手旁观”政策。在盟友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全面崩溃前尽速脱身。 美国早在1948年11月即打算公布一份指控国民党“误国”的报告，由于大选缘故，国务院拖至1949年5月，才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编纂“白皮书”，这个小组工作人员共有八十余人，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好友，前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法教授翟士普(Philip C. Jessup)领导。194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杜鲁门报告，《白皮书》要延后一周发表，同时军方对《白皮书》部分内容可能有保留，杜鲁门说应依现有计划日程推动发表。 国府对此事曾透过外交途径设法劝阻。1949年7月25日，艾奇逊报告杜鲁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国防部长詹森对《白皮书》所提出之疑点之性质及出版政策等问题，并告诉杜鲁门，他将在杜鲁门作最后决定前，提报军方立场之文件；杜鲁门相信发表《白皮书》是必要和适切的，要把发表时机与司徒雷登大使取得离开南京之许可合并考虑。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曾召见美国驻华公使蓝钦，请他报告国务院勿在此关头发表这样的文件，以免影响民心士气，同时外交部亦训令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做同样的表示。“飞虎将军”陈纳德也劝翟士普教授不要在此时影响中国民心，但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坚持下，《白皮书》仍在1949年8月5日发表了。 《中美关系白皮书》包括正文八章及附件八章，外加〈中美关系年表〉及〈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总共1054页，约一百多万字。介绍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中美关系。由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说起，说到1949年五月李宗仁致杜鲁门书为止，历述105年的中美关系。 在八章中，讲述前一百年的只占两章，其余六章都是叙述最近五年的事。其中收集了大量美国政府发表或未发表的对华关系有关文件，历任总统相关演讲，与国府往来的电报，几乎所有和中国有关之协议、国共两党的相关声明函件以及美国派驻中国大使定期给国务院写的报告。 白皮书附录颇多，其中较重要的包括美驻华大使代办乔治·艾哲逊给国务院的备忘录，建议罗斯福明告蒋介石，美国鉴于军事需要，不得不与中共合作；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些馆员给国务院的越级报告备忘录；1944年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和蒋介石的谈话纪录，内容为劝国府与中共合作；1947年魏德迈赴华考察的报告书，内容批评国府腐败，建议援助国府五年，且促使国府内站改革，同时将东北交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托管，以免落入苏联手中。 白皮书中收录《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可视为整部白皮书的的编纂原由与主要结论，也就是全书的核心。艾奇逊在其中说：“在合理范围以内，美国所做任何事，都没有改变中国局势的可能；美国若做其所未做的事，对局势也不会产生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造成的结果，结局是中国内部所决定的，是一方怠忽职责所形成的。” 白皮书主旨除了大力批评蒋介石集团治国的腐败与无能，强调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没有责任外，也对中共进行了批评。《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美国退出国共内战，不再援助国府，对国府“反共抗俄”的民心士气打击很大。 白皮书发表之时，宋美龄已在美国争取对国府的援助。1949年7月下旬，蒋介石召见助手黄仁霖，表示宋美龄来信，要他立即前往纽约。黄仁霖赶到纽约，宋美龄告诉他美国政府正起草白皮书的事，并委托他设法取得白皮书的誊本，或借助关系拖延、搁置白皮书的发表。第二天，黄赶到华盛顿拜访一些熟识的美国官员并说明来意，官员很直率的承认白皮书的事，且表示无法拖延或搁置发表，他同时将一份白皮书样本交给黄仁霖，宋美龄立即命黄仁霖返台并把样本呈送蒋介石。途中经过香港转机，黄在旅馆停留之时，机场的行李遭人打开搜查，幸好黄把白皮书样本随身携带，才免于被搜走。8月2日，黄仁霖赶回台北，将白皮书样本交给蒋介石。故蒋在发表前三日就提前知道白皮书的内容。 其时，蒋介石在浙江定海游历。蒋经国在1949年8月5日日记中写道，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事对国府反共抗俄民心影响极大，但蒋介石闻讯，却泰然处之，在庵门观月听涛，谈笑自若，对美国发表白皮书之事无动于衷，得力于“寓理帅气”之休养功夫。其实是因为蒋介石已在8月2日看过白皮书内容，故已有心理准备。 白皮书发表后一日(8月6日)，蒋介石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承晚会面，商议组成远东反共联盟。8月6日蒋经国日记说，上午，蒋经国以白皮书内容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投共之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觉惊异，反镇定非常。 蒋介石在8月6日的日记上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然而同时，蒋介石也对幕僚表示了自己的气愤，他对幕僚说：“美国常说中国重要，在援华时却又小气的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军援得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输的这么惨，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太不道德！”[15]在8月10日的日记，蒋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蒋介石的幕僚王世杰建议蒋对白皮书应以官方文件反击。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台北草山(今阳明山)，召集幕僚王世杰，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外交部长叶公超等开会，商议如何回复白皮书。叶公超首先拿出一份以外交部名义草拟，且经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修订过的文稿，蒋看后觉得内容空泛，王世杰随后拿出另一份自己草拟的文稿给蒋，蒋认为这份文稿比前一份好。… Continue reading

1947年7月，美国派出以魏德迈为团长的使团，访问中国，为美国政府是否援蒋收集决策依据。 根据使团的任务，组成了一个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及新闻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班子，人员多经魏德迈亲自挑选或同意，并有详细分工。 这些任务中还特别提到，要分析研究国民党政府如失去东北的资源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而这些资源如纳入苏联经济，可能对苏联作出的贡献。魏德迈使团对中国各个领域调查之广、之深，充分说明他确实准备要为这艘正在下沉的船更换船壳和管理班子。另外，也可以看出，美国担心国民党守不住东北，因而把这一地区作专题研究。 1、魏德迈的报告 魏氏一行于7月22日抵华，8月24日离去，一个月之内到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青岛、济南、沈阳、抚顺、台湾等地，分头进行了繁忙紧张的活动，自称接触了政府内外广泛的各阶层人士。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只不过为美国早已了解到的基本情况多找到一些旁证材料。 所以，在来华两星期之后，魏德迈就说，其实情况到处都是一样，只是为了“心理上”的原因才继续多跑几个地方。 魏来华后写回去的报告都是说中国情况恶化，人人争谈情况有多坏，却拿不出办法来。 他感到： “中国国民党人在精神上已瓦解…国民党士兵…根本不愿打仗。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冷漠而无效能”。而“另一方面，我们收到的报告说明共产党的队伍精神极佳，…他们的领导人，或者还有许多普通成员似乎都相信他们的事业”。他还提出一个论点：现在国民党人所持的哲学与珍珠港事件之后差不多：那时他们认为反正美国与盟国非打败日本不可，因此自己在抗战中可以少出力。现在，又故伎重演，认为美国已下决心反苏反共，就可依赖美援而自己少出力，以便保存实力巩固“反动派”的地位。因此，美国“应警惕中国人的这种阴谋，而要逼他们对目前的全球斗争作出现实的贡献”。 他所谓的“全球斗争”是，“推迟和制止苏联侵略，然后再通过政治、经济和心理的手段，和平地渗入属于苏联轨道之内的地区”。 这说明美国的确已进一步把战略利益与蒋政权的存亡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与蒋介石的一贯宣传相吻合。所不同者，美方怪蒋不争气，不得力；蒋方怪美支持不够。 除此之外，魏德迈还得出一个具体结论，就是肯定蒋介石一定守不住东北，认为必须劝蒋放弃东北守华北，又重新提出东北“托管”方案。这也不是新思想，而是魏自日本投降以来的一贯主张。 所以，这个使团确实收集了大量的、极为详尽的材料和数据，但是并没有什么新发现，只是进一步证实了蒋介石政权正在各方面走向败亡。 2、魏德迈的揭短行动 根据所调查到的情况，魏德迈的方针是对蒋“输血”和“鞭策”并用。他自认为有双重任务：“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证明美国援助不会白费；说服华盛顿，这一援助一定得给。” 但是对后一点，他奉命在中国不能作出承诺，只能回华盛顿去谈。于是在中国期间他主要在前一点上下工夫。 8月22日，魏德迈应邀在“国府委员会”和政府全体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事先，蒋介石当面请他“坦率”地讲，“有什么说什么”，同时，又托司徒雷登向魏打招呼，要魏不要过多指责政府。 司徒雷登予以婉拒，相反，鼓励魏利用他的独特的地位，尽量多指出国民党的弊病，认为这样或许能产生“休克”刺激的效果。于是，魏德迈以施主的姿态，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在国民党要员云集的会上，大训了一通话，历数其军队、政府、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弊端：贪污腐化、秘密警察横行、滥捕滥杀、滥用刑罚，等等。指责国民党失去人心而助长了共产党的势力。 魏还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精神资源破了产”。他告诉在座的国民党人在每一方面应该如何改革，并号召他们“奋起，作任何牺牲，必要时生命也在牺牲之列”。 一个外国政府的使者在一国政府最高会议上采取这样痛揭其短的做法，在外交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大员们面子上实在过不去。据说，考试院长戴季陶会后竞哭了。国府委员会曾建议委员一律不到机场送行。但是这一建议为蒋介石所否决，最后国民党要员还是都到了机场，蒋介石还派吴鼎昌代表其本人到场送行。 8月24日，魏德迈发表离华声明，除了要中共放弃“用武力强使人接受他们的思想”外，主要批评国民党“麻木、怠惰”，“卑怯的失败主义”，政府中“大多数人”“贪婪、无能，或二者兼而有之”，应该予以撤职。 声明的结论是：“中央政府必须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承认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 国民党方面对这样一项声明当然十分不快。特别是声明公开提出，中国的恢复“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引起蒋介石的敏感，他在魏德迈离华的次日即召见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详细询问魏德迈使华的背景，探听美国是否有意逼他退休或用其他办法要他去职。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说明当时美国人的气焰。 魏德迈临行前夕，在司徒雷登官邸宴请蒋介石夫妇及张群夫妇，中方客人都已表示接受。但当天下午蒋介石通知魏，因身体不适，不出席，不过宋美龄将欣然赴宴。 魏德迈竟临时将宴会取消了。而宋美龄专为此事从牯岭来南京，宴会决定取消时已经上路了。张群作为行政院长，竟遭如此蔑视，也感到大受侮辱。他事后向傅泾波抱怨说，美国“看来是以过去的殖民地或属国臣民来对待中国”。 当然，蒋介石集团最大的不快还是在于魏德迈并没有立即允诺给予大量援助。由于魏德迈必须遵守在华期间不作承诺的训令，蒋方也就无从知道他已下决心回美国向政府建议给予积极援助。魏本人后来说，他原以为他回国后不久，他的报告就会发表，才决定在华期间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早知道他的报告会被马歇尔压下，他就不会这样做了。总之，魏氏原来打算先打棍子再给糖吃，而打了一通棍子之后，糖却不能马上到口，致使国民党方面大为失望。 7月间美国公布魏氏之行的决定之后，国民党官方一片欢迎之声。外交部长王世杰、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都正式发表声明；官方报纸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并纷纷发表社论、文章。 他们都把魏德迈当作救命稻草，相信随之而来的将是大量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央社”认为这是马歇尔使华之后美国与南京之间最重要的事件。有的报纸甚至猜测美国将把中国包括在“马歇尔计划”之内。 到魏氏一行离去时，官方调子就有些不同，开始有反对声音。张群也公开表示了一些不满的意见，但也只限于说魏德迈等听取意见不普遍，会见的人多系不满政府人士而不愿多听政府方面意见，并称，魏氏所要求的改革已在实行，等等。毕竟，蒋介石必须依靠美援，而且仍抱有很大希望，因此，种种屈辱和不快也只能吞下。 他亲自发出指示，要新闻界对魏氏离华声明的批评加以控制。他还规定了对魏氏在国府委员会上讲话（当时未正式公布）的表态口径。 3、驻华人员的方案 魏德迈在华期间要求美国驻华人员就美国对华下一步怎么办出谋献策。当时驻华人员中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意见： （1）美国停止援蒋——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持此主张。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太平天国以来农民反对旧王朝的革命的继续，只不过这一次是共产党领导而已。他说：“目前的革命就算是共产党领导，仍然是中国的革命，而美国是主张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政府的形式的。” 他建议由联合国出面调停，冻结现状，这样美国可以主动一些，还有一次机会制止内战而不是帮助内战。 （2）要么大力助蒋守住东北，要么完全撤出——过去曾任“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的包瑞德持此意见。 他建议美国助蒋再作一次最后努力不放弃东北。要国民党派得力将领如范汉杰、傅作义或孙立人到东北去指挥作战。要国民党加紧严格征兵，动用空军力量，美国再为其紧急大量运送武器。他认为美国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如干脆撤出中国，因为“一个切去了自黑龙江至黄河的大片土地的孱弱的中国”不论是作为经济活动的地盘，或是作为对苏缓冲地区，对美国说来都没有用。 （3）主张美国援蒋以经济取胜——商务官员卡尔德持此意见。 他认为全部问题的大前提是美苏争夺，而国民党在这场争夺中不可能从军事上战胜共产党，美国可以从经济上帮助它取胜。美国应使用“肥料-粮食闪电战”的战略，以期迅速改善蒋管区人民的生活。同时给蒋政府道义上、技术上的支持，并伴以由美国严格控制的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把将近5亿美元的已经流到外国的中国私人资金吸引回来。他不赞成美国给中国巨额贷款，认为中国的百万富翁自己不愿冒风险为自己国家投资作贡献，却怂恿其政府要求美国进出口银行立即贷款，对这种无理要求应不予理睬。… Continue reading

1948年援華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為1948年4月2日美國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和《经济合作法案》合并案之一部份。援外法案本來用途是為了施行歐洲戰後經濟復興計畫，援華法案是計劃中的例外。另外，該法案原訂援助時間為一年。 1947年，杜鲁门政府就已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战后援助。主要包括： 1947年5月5日，美国驻军调部代表团物资处理结束，将价值350万美元之剩余物资转交国民政府；1947年6月27日，美国以约65.6658万美元的价格将1,300万发子弹售于国民政府，并向南京签发军用品出口证；1947年7月15日，美国航务委员会在华盛顿签订《售购战时建造船舶合约》，美国将战时建造之船舶159艘售给中国。194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获悉美国即将出台援助计划，立即向美方提出，在1948年1至3月间每月提供2000万美元紧急援助。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初的1948年援华方案是：向法、意、奥、中四国提供5.97亿美元临时援助，其中给国民政府1800万元。但周以德众议员为首的美国国会拥蒋势力要求扩大对蒋政权的援助力度，认为这个数“太可怜了，摊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大概75美分，要管吃、管穿，管治病，还要和共产党打仗”，根本不够。 1948年1月7日，南京政府派出以交通部长俞大维、中央银行副总裁貝祖貽为首的技术团队赴美商讨《援华法案》内容。1948年1月28日，行政院长张群宣布十点“自助计划”，声称要对中国财政经济进行全面改革，向美国示意，即将到来的美援是不会被浪费掉。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巴特沃思表示，“南京方面根本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难以支撑美国对华出口的规模，更不要说进口美国的武器弹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院，认为“鉴于当前形势，美国无力负担南京政府的全部军事经济”。1948年2月17日，美国国务院致电司徒雷登，要求他在华活动发言应注意两点： 避免扩大中方的预期，美国的援助不意味着华盛顿方面为南京政府的经济复苏和军事行动承担责任。美国的援助不包括：替南京政府终止通胀、稳定货币和大范围的重建。 法案宣称是“为了鼓励中华民国及其人民实现和平与稳定，宣示美国的对外政策，鼓励中华民国努力维护真正独立和诚信管理，以加强个人自由的权利”。 援華法案分為兩部分，并采取相应措施： 国会授权总统在未来一年时间内向中华民国提供总价值不超过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以用于进口美国的食品，棉花，石油，化肥，药品，煤炭和金属（但1948年6月众院拨款委员会又把经费减为2.75亿元）总统向中华民国再额外提供总价值不超过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特種捐赠（实际为軍事援助）美中双方约定在各自政府内部设立援助机构，监督、协商相关经济援助的使用情况。美中双方成立乡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帮助中国农村地区实现经济复兴。美中政府之间将签署一个经济合作协定，以促进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 《援华法案》的实施由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负责。1948年5月，原旧金山市长赖普汉被任命为该署中国分署(Mission to China)署长。6月7日赖普汉到中国，分署正式开始活动。1948年7月1日，国民政府专门在南京成立了“美援运用委员会”，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长张群任主席，委员包括了中華民國财政部部長王雲五、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王世傑、中華民國交通部部長俞大維，中華民國中央银行總裁俞鴻鈞，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主席孫越崎，上海市市长吳國禎、外交部次长刘师舜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经援团团长赖普汉于7月3日订立《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有效期两年），8月5日又换文成立了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美方2人、中方3人组成）。 1948年9月16日,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巴特沃思向副国务卿洛维特表示，应按照以下方针制定对华援助方案： 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派遣联合督查组对援助协调管理，包括近场监督;美国特派团要参与制定国民政府的政策;援助对象应为“中国”而不单指南京政府，以便美方最大限度地支援中国境内一切能有效抵抗共产党纲领的力量。《中美救济协定》正式签订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从中划拨出4,500万美元，用于对华实施救济工作。救济工作团团长吉尔·派屈克。内容主要包括： 使用其中的3,950万美元采购大米和面粉，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天津五大城市向市民抛售平价粮食。行政院为此成立了“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并通过了《京沪平津穗五市民食配售通则》，旨在利用“美援物资”解决五市民生问题。中美经济合作分署、美援运用会对配粮价格每月核定一次，2周或10天调整1次。但事实上，美国进口的配给米完全不能解决北平、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粮食紧缺问题，特别是1948年8月19日，实施金圆券改革后，粮食价格更是一路飞涨。使用其中500万美金用在医药物资方面的经费使用其中50万美金用在医种子与杀虫剂方面的经费售粮、售药与种子杀虫剂所得所有款项全部用于在华资助304个医药救济计划、96个福利计划、22个公共事业计划和85个农业救济计划。 1.25亿美元的赠款购买军事物资。但从1948年8月开始，中華民國国军在各路战场形势导致款项已全部拨付，但军事物资却难以运入中国。1948年8月，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根据美国政府指示，找外交部部長王世杰交涉，要求国民政府赶快成立监督机构制止军方日益猖獗的贪腐问题，否则，将停止对华军事援助。王世杰认为应尊重美方意见。军中的贪腐问题太严重，应尽快在军内设立监督机构，并推荐了政务委员雷震负责此事。8月底国防部给行政院呈递一报告，要求行政院将1至8月所欠的500万官兵的一成军粮折成现款尽快下拨，以提升國軍官兵作战的积极性。1948年9月1日，時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主持行政院会议讨论军粮问题。雷震在会上发言：当前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军费是目前最大的支出，负担极其沉重。为渡过当前难关，全国从上到下,包括军队，能节省的都要省。1至8月既已过去，国防部就应体谅国家的困难，可否不再要求补拨这笔时光已过的军粮款了。時任中華民國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聽了反驳：“古今中外，军事开支都是消耗的，既要军队打仗，又不想花钱，行得通吗？要不想花钱，那很容易做到：一是立即解散军队，让官兵们解甲归田；二是向共军投降！”会上，何应钦反对只监督军队对美援使用情况而不监督行政部门的美援使用：“听说行政院要设一监督委员会专门监督军方，以防贪污，这是谁出的主意？国防部有谁贪了污？行政院既不相信国防部，尽可撤换；有贪污腐化的，可依法严惩，完全没必要设这个机构。其他部委也管有钱物，行政院都不监督，为何唯独监督国防部？这种对国防部及军队另眼相看的做法，令人愤慨！” 1948年9月29日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特地命令顾维钧将密电转交给杜鲁门总统，呼吁杜鲁门推动这项特别军援物质的采办。直到1949年4月1日，仍有三分之一的军事物资尚未交付。据联合勤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黄仁霖回忆： 1948年底，蒋中正命令我把一船550吨的军火，运往北平，那是“华北剿总”所在地，由傅作义指挥。我告诉傅作义：虽然这550吨轻武器军火，数目不大，但是这批军火是1.25亿美元‘援华法案’中的第一批，蒋先生要我向你保证，随后的军火将继续不断地运来。事实上证明，几天之后，1949年元月31日，傅打开北平城门同中共议和了。我必须提出这是很悲惨的，因为这项“援华”物资的第一批，事实上落入了共军手中。对于这项秘密，我始终守口如瓶不曾泄漏。并不是我怕受到惩罚，因为我是奉命行事。而且我把军火交付他的时候，他还在守城。我只是害怕，一旦这个消息泄漏出去之后，中共便会向外宣布。原计划在1950年6月前援助资金全部落地。1948年秋，国民政府卷入了1948年美国总统選舉的选边站队。在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的情势下，美国政府原来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为了挽救政策困局，避免失去中国，美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政策，认真考虑要转变既有的对国共双方的关系了。首先，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经济上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停止，政治上则袖手旁观，等待尘埃落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停止军事援助，减少经济援助，冷却政治外交关系以及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等一系列举措，逐步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初步实现了从扶蒋反共向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政策转变。其次，采用软硬手段拉拢中共政权，孤立苏联。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并经过讨论于10月间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文件。该文件在对华政策目标上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把“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成了“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已确信无疑。马歇尔在内阁会议上说：“国民党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它。1948年11月上旬，驻华美军联合顾问团已得出一致看法，除非使用美军在中国作战，不论美国给多少军事援助，都不可能挽救蒋；而直接派遣美军对中共作战是不可能的。1948年12月杜鲁门为应付国会压力，派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实地了解中国经济及过去的美援运用状况。霍夫曼与“美援委员会”的高官王世杰、叶公超等人会谈时，政府当局认为机会难得，应抓住时机要求美方提供紧急援助，向霍夫曼提出扩大援华问题。霍夫曼回答：“美国的对外援助是一年向国会申报一次，现在提紧急援助不大可能。”“过去援助并不少，但蒋委员长及其将领太无能，令我国政府非常失望。最令我们伤心的是，援助你们的许多武器落入共产党之手，共党再用这些武器打你们。如果我国政府再像先前那样援助你们，你们政府岂不垮得更快？共产党军队得到的武器岂不更多？我想，如果美国政府再要援华的话，不能再援助蒋领导的政府，只能帮助愿意保持自己自由的人民。” 1948年11月30日，宋美龄抵达华盛顿访问；12月10日杜鲁门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茶话会。茶话会进行半小时后，杜鲁门邀请宋美龄进入总统书房，给她半个小时会谈。宋美龄提出： 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制定作战计划以及后勤供应等工作；希望华盛顿能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杜鲁门回答：“中美友谊在历史上是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感到抱歉，因为‘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支持中国。”杜鲁门随后向报界发表声明，透露美国承诺的4亿美元即将用尽。 1949年2月初，国务卿艾奇逊坚决主张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运送《援华法案》的剩余物资，杜鲁门决定：“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艾奇逊认真执行总统的“拖延启运”政策，使从美国开往中国的货船暂停出港。 1949年年初，美國決定將援華法案延長至1950年2月15日，不過款項仍未悉數匯入；停止該法案也讓國共內戰戰況急轉直下。1949年末，中國共產黨佔領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区，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1950年1月，美國杜魯門總統停止該法案軍援部分，但宣稱仍繼續進行援華法案中的經濟援助給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同年3月，在親國民黨的美國議員運作下，該法案宣佈延長到翌年。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對台的中華民國政府態度轉變，之後，該法案的4億多美金軍政援助陸續合併至「共同安全法案」、國際開發法案，該等法案為1950年代－1960年代的美援台灣法源，也陸續增加其金額。而法案金額操作者則為台灣政府與美方的美援運用委員會。 Continue reading

胡 美 任东来约14102字[内容提要]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是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 举措。在马歇尔调停期间,为了压制蒋介石配合调停,1946年7月29日马歇尔宣布停止向 国民政府提供美援。在蒋介石未做出相应回应的前提下,8月18日杜鲁门总统认可了这一禁 令。这项为调停而设计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马歇尔预期的影响。不过,它部分地导致了国民 党军队军火供应的严重短缺。针对军火禁运给国民党军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围绕者禁令的 解除,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国际冷战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最终同意 解除对华军火禁运。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美援军火禁运 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是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国内外许多著作中都 有涉及。本文基于中美两国档案资料,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对华军火解禁的 缘起、军火禁运的颁布、影响及其解禁进行梳理,进而加深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复杂性的认 识。军火禁运令的颁布军火禁运可以说是马歇尔使华期间,美国政府就中国内战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出的最严 厉的制裁措施。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禁运令的颁布时间,颁布人和颁布等具体问题,看法不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几个月里,中国局势日渐恶化,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险。 在此危急关头,受美国总统杜鲁门之邀,马歇尔将军以总统特使身份赴华,调停日益紧张的 国共关系。在调停初期,马歇尔取得了成果,国共顺利达成了四大协定。为保障已有的调停 成果,马歇尔竭力将战火控制在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在占领长春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东北 问题。但在占领长春后,蒋介石下令军队继续向北征战,企图一举攻占整个东北。东北事态 一发不可收拾,国共矛盾再度激化。在东北受到挤压的中共军队只好谋求在华北的战略空间, 于是冲突范围从东北进一步扩展至华北。局势开始超出了马歇尔能力所及。国共军事冲突在东北的激化及在华北的蔓延,既加深了马歇尔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增强 了中共对美国的敌意。如果内战继续向华北蔓延并扩大,将意味着马歇尔调停初期的成果毁 于一旦。对此,马歇尔失望之至,他向蒋介石抱怨道,“政府在东北之军队,继续不断向前推 进,……使鄙人之调停工作,极端困难,且可使人之调停,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中共 方面则将矛头直指美国一手美援一手调停的双重政策,认定美援助长了国民党的内战势头。 因为如果美方不向蒋介石政府提供装备给养和运输工具,战争便不会扩大。中共代表警告说, 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不及时制止东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导致内战在全国范围的爆发。迫于马歇尔与中共方面的双重压力,加之东北的军事行动已达其力量极限,蒋介石于 6 月6日发布东北停战令,持续了近半年的东北内战暂时平息下来。为了推行美方政策,保证 停战期间的调停效果,马歇尔开始考虑动用其调处的一张王牌——美援。6月4日,他告诉 蒋介石,在东北停战问题解决之前,美方不再提供海军船只帮助国民政府运输军队和补给品 到东北,并将这一决定通报杜鲁门。这一措施成为马歇尔撤出美、挽救调停迈出的第一步。东北休战谈判期间,国民党依仗军事上的优势,漫天要价。它要求中共军队撤出东北的 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企图将中共势力分割在若干孤立而互不联系的地区。实际上,这些条 件是让中共“完全处于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连马歇尔都认为“太苛刻了”,“共产党不可能 接受”。谈判遂僵持下来。蒋介石却利用这一时机,进行战争动员,加紧备战。在黄埔军校成 立纪念的庆典上,为“坚定大家之信心”,蒋介石发表了“充满剿匪意味”的演讲,声称国民 党已拥有足够的军力,充足的财力彻底打败共产党。随着谈判的僵持和战争气氛渐浓,中国的和平希望日渐黯淡,马歇尔日益担忧其在华使 命的成败。这一担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美国政策的认识,以及对自己使华目标的理解。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中国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帮助中 国成为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它希望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国能够代 替战败的日本,作为美国的朋友在亚洲发挥稳定作用。显然,任何内战的爆发都会摧毁美国 这一追求数年的战略目标。更重要的是,一旦内战全面爆发,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深入观… Continue reading

　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是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国内外许多著作中都有涉及。本文基于中美两国档案资料，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对华军火解禁的缘起、军火禁运的颁布、影响及其解禁进行梳理，进而加深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复杂性的认识。 　　一、军火禁运令的颁布 　　军火禁运可以说是马歇尔使华期间，美国政府就中国内战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出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禁运令的颁布时间、颁布人和颁布等具体问题，看法不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几个月里，中国局势日渐恶化，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险。在此危急关头，受美国总统杜鲁门之邀，马歇尔将军以总统特使身份赴华，调停日益紧张的国共关系。在调停初期，马歇尔取得了成果，国共顺利达成了四大协定。为保障已有的调停成果，马歇尔竭力将战火控制在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在占领长春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占领长春后，蒋介石下令军队继续向北征战，企图一举攻占整个东北。东北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国共矛盾再度激化。在东北受到挤压的中共军队只好谋求在华北的战略空间，于是冲突范围从东北进一步扩展至华北。局势开始超出了马歇尔能力所及。 　　国共军事冲突在东北的激化及在华北的蔓延，既加深了马歇尔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增强了中共对美国的敌意。如果内战继续向华北蔓延并扩大，将意味着马歇尔调停初期的成果毁于一旦。对此，马歇尔失望之至，他向蒋介石抱怨道，“政府在东北之军队，继续不断向前推进，……使鄙人之调停工作，极端困难，且可使鄙人之调停，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中共方面则将矛头直指美国一手美援一手调停的双重政策，认定美援助长了国民党的内战势头。因为如果美方不向蒋介石政府提供装备给养和运输工具，战争便不会扩大。中共代表警告说，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不及时制止东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导致内战在全国范围的爆发。 　　迫于马歇尔与中共方面的双重压力，加之东北的军事行动已达其力量极限，蒋介石于6月6日发布东北停战令，持续了近半年的东北内战暂时平息下来。为了推行美方政策，保证停战期间的调停效果，马歇尔开始考虑动用其调处的一张王牌–美援。6月4日，他告诉蒋介石，在东北停战问题解决之前，美方不再提供海军船只帮助国民政府运输军队和补给品到东北，并将这一决定通报杜鲁门。这一措施成为马歇尔撤出美援、挽救调停迈出的第一步。 　　东北休战谈判期间，国民党依仗军事上的优势，漫天要价。它要求中共军队撤出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企图将中共势力分割在若干孤立而互不联系的地区。实际上，这些条件是让中共“完全处于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连马歇尔都认为“太苛刻了”，“共产党不可能接受”。谈判遂僵持下来。蒋介石却利用这一时机，进行战争动员，加紧备战。在黄埔军校成立纪念的庆典上，为“坚定大家之信心”，蒋介石发表了“充满剿匪意味”的演讲，声称国民党已拥有足够的军力、充足的财力彻底打败共产党。 　　随着谈判的僵持和战争气氛渐浓，中国的和平希望日渐黯淡，马歇尔日益担忧其在华使命的成败。这一担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美国政策的认识，以及对自己使华目标的理解。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中国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帮助中国成为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它希望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国能够代替战败的日本，作为美国的朋友在亚洲发挥稳定作用。显然，任何内战的爆发都会摧毁美国这一追求数年的战略目标。更重要的是，一旦内战全面爆发，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深入观察，马歇尔并不认为蒋介石政府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他曾经对国共军队做出过这样的评估，“从武器装备和训练上说，政府军也许稍胜一筹”，“如果人与人比，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比国军强。中共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与之相反，国军的部队，少校军官以下的都不知道”，马歇尔由此认为，“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府军不可能摧毁中共军队”。7月份刚刚访华的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也有同感，他当时听到许多国民党将领谈论，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强大到很难被击溃。” 　　导致马歇尔对中国内战忧心忡忡的另一个因素是苏联。虽然苏联军队在5月份已从中国东北完全撤出，但苏联政府却并没有减少对中国事务、特别是对美国在华行动的关注。苏联撤军后，它不断引用1945年12月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文件，敦促美国撤退华北的军队。苏联舆论还不断增强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批判力度，指责美军在华北不是“帮助国民党解除日军武装”，而在帮助转运国民党军队“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作战”。6月，苏联还曾发表文章全面批判美国对华政策，并威胁“苏联不会对美国对华政策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如影相随的苏方压力，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了极大的掣肘。马歇尔担心国共战争的升级可能会让“苏联政府采取公开或隐蔽的干涉行动”。因此，为避免美苏在中国的直接对抗，美方的政策不得不顾及到苏方的反应。 　　与苏方压力同时到来的还有中国人民的反美呼声。随着内战的扩大，中共及其影响下的人民群众也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美国和美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他亲自起草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援和美军的大量驻扎，是中国内战爆发和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共反对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和收回一切对国民党的援助，并立即撤走驻华军队。作为第三势力的代表，民盟领袖罗隆基也指出，“马帅力谋和平，而同时美国政府又在尽可能供应正在从事内战的军队，……撤出美国的支援是马帅处理本问题最有力的要挟，一旦援助停止，政府就不得不谈判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歇尔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蒋介石所奉行的武力政策不仅有可能将美国拉入这场不得人心的兄弟睨墙之争，更为严重的是，它可能会导致美国与苏联的直接对抗。中国政府现行的武力政策促成了当前中国局势的恶化，而持续不断的美援则部分地助长了蒋介石的强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更大规模的援助。如此巨额的援助使马歇尔在整个调停期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中美关系白皮书》不得不承认：马歇尔一方面“努力协调中国两大对立集团问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以武器和军火援助两集团中的一个”。马歇尔痛苦地发现，美国提供的援助越多，蒋接受调停的愿望便越小，他对局势的控制力就越弱。正是这一认识，促使他要求国务院向蒋介石重申美援是有条件的。国务院也认为，美援将鼓励蒋介石“通过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主张给予国民政府以有条件的支持，将美援作为迫使蒋介石做出合理让步的“杠杆”。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就认为，如果国共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而诉诸战争，国务院将“考虑从中国撤出美军和停止物资支援”，以“增加中国人自己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接着，马歇尔直接向国民政府要员表达停止美援的意向。6月20日，他警告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如果中国爆发全面内战，“海军陆战队可能撤离，第7舰队将驶离现驻地，包括租借物资、剩余物资、借款等项在内的美援将被掐断”。 　　马歇尔的这一威胁性暗示并未阻止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和军事行动。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起了猛烈进攻，开启了全面内战。7月中旬，蒋介石调动50万军队，向苏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规模进一步扩大。7月22日，马歇尔告诉俞大维，战争的深化将导致美苏两国在东北的较量，为避免卷入这场大国之争，美国很可能会采取完全撤出中国的政策。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美联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停止向中国政府运送军火武器，希望这一行动能帮助美国促成中国和平的努力。”一项酝酿中的政策计划正渐趋成熟。7月23日，中国政府驻华盛顿的物资供应委员会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出口准许证，运送从美国商业公司和战争资产管理局购买的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这批军火是抗战时期美国专门为中国制造的，中国政府早在年初就依据《租借法》购买了这批军火。在国务院的马歇尔助手卡特上校当时已得知他的禁运意向，遂询问马歇尔这批物资是否正常供应。马歇尔告诉卡特，他并不反对禁运，“只要禁运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美国将对一切尚未运出的物资实行禁运，不论这些物资是否已经付款。”7月29日，马歇尔正式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8月，当中国物资公司再度提出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事宜时，国务院当即明确拒绝发放这批弹药的出口许可证。这批物资遂成为禁运令实施后第一批被禁物资。 　　考虑到禁运对国共内战的影响、特别是对蒋介石集团信心的打击，当时的禁运是秘密实施的，不仅没有公布，就连国民政府也没有通知。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有待于杜鲁门总统的正式批准;二则马歇尔想给蒋最后的机会，观其后效，为自己留下撤销禁令的余地。为了争取最后转圜的机会，马歇尔还特地安排了杜鲁门8月10日致信蒋介石。杜鲁门在信中发出了“最后通谍”：在短期内，“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真实方案已在制订”，否则，美国将修订其对华政策。对于美方态度的这一变化，国民政府中也有温和人士主张慎重对待。外交部长王世杰曾向蒋建议，战争之举至少应当缓行，“对于中共问题，至少尚须更作六个月之忍耐”，宜先就整军等问题达成协议，“六个月内，如该协议不能实行，政府自可自由行动”。但蒋介石在与陈布雷等人商讨后认为，王世杰的担忧纯属杞人忧天，“马帅态度尚不如其声明之焦急”，故根本未予采纳。面对蒋介石的置之不理，杜鲁门在无奈之余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8月18日，杜鲁门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宣布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与内战有关的部分货品，不再给中国政府发放出口作战物资的出口许可证。 　　二、军火禁运的影响 　　对于军火禁运所产生的影响，学界的看法不一。资中筠认为，禁运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些被禁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已有大量的库存，而且，在实施过程中，禁运也逐渐放宽。陶文钊也认为，由于存在美式军备的库存，加上缴获了日伪军的大量枪支弹药，因此“短期的停运军火没有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起到抑制的作用。”邹谠认为，虽然国民党坚持认为禁运造成了军需品运华的耽搁和小型武器军火的短缺，但禁运“对蒋委员长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影响”。台湾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董显光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禁运“严重削弱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共军事上的优势”。 　　由于禁运令本身的机密性，以及国民政府方面详尽、有针对性的统计数据和军事战报的缺乏，全面评估禁运的实际影响有一定的困难。但从一些问接的资料，依然可以大致看出其效果。它的确给国民政府高层带来了强大的压力。得知禁运消息后，俞大维便向马歇尔抱怨，美国的这一政策“将我们的政府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蒋介石得知该消息的第一反应便是“国军补给，遂因此而完全陷于困境矣”，并认为“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勉强回到了谈判桌。禁运所能带来的压力也仅够将蒋拉回到谈判桌，但没有对谈判本身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谈判中，蒋一再坚持8月6日提出的所谓五项条件，这一条件比此前六月谈判的条件远为苛刻。对于中共提出的缓和建议，国民政府不但一口拒绝，还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实现停战，中共必须先提交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人员名单，同时还坚持，在1946年11月的国民大会召开前，政府不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军队也不会放弃最近进占的地区，等等。 　　显然，禁运所产生的压力没有给国共谈判带来实质性的积极影响。同样，它也未能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起到即时的阻滞作用。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战火迅速席卷了几乎整个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到9月份，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占领了蒋先前要求共产党撤出的大部分地区和铁路线，把先前提出的五项条件变成了现实。军事上的顺利推进使蒋确信，军事攻势足以迫使中共做出政治让步，最终实现其政治图谋。9月30 日，他向中共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张家口发起进攻，并于10月11日攻占了张家口。战事的频频得手似乎让蒋介石集团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在10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大夸海口说，“三个月至多五个月”消灭中共军队。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仅黯淡了马歇尔的调停前途，而且彻底摧毁了国共和谈的希望。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后，周恩来通知马歇尔，“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谈判)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目睹调停濒临绝境，马歇尔只好连连向杜鲁门抱怨，“没有能从蒋介石那边得到任何让步”。11月15日，国民政府不顾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反对，单方面地召开了国民大会，“一手关闭了”国共“和谈之门”，马歇尔通过禁运推进国共和谈的希望彻底破灭。 　　禁运未能在短期内获致效果，但并不意味着禁运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像禁运这样的事件，其后果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显现，而存在一个滞后期。禁运实施前，国民党已储备了巨大的美援军火库存，足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军事进攻。在这段时间内，自然很难体现出禁运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弄清楚禁运带来的真实影响，需要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 　　首先要注意的是，国民党军队持续、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使得其及时地补给军火变得愈加迫切。据统计，1947年国民党军队的军火消耗量，明显高于抗日战争时期年均消耗量，也高于抗战时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1947年的步枪损耗是抗战年均损耗数的300%，手机枪是7627%，轻机枪是379%，重机枪是278%，手枪是473%，迫击炮是741%，山、野、榴弹炮是476%，枪掷弹筒是 542%，火箭筒是4170%，枪弹是202%，迫炮弹是320%，步、山、野，榴炮弹是138%，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62%，火箭弹是567%。即使用抗战时期军火消耗的最高年份与1947年相比较，这个数字依然非常惊人。1947年的步枪消耗是抗战时期最高年份的267%，手机枪是110%，轻机枪是177%，重机枪是211%，手枪是2244%，迫击炮是101%，山、野、榴弹炮是118%，枪掷弹筒是157%，枪弹是114%，迫炮弹是 23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81%。如此巨大的军火消耗可以判定，国民党军队进行内战的规模远大于此前抗战的规模。 　　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国民党军队军火库存量急剧减少，美式军火的告罄意味着军队不得不依靠自产军火维持今后的军事行动。为及时将消耗的军火给予补充，国内军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以补充前线所需。1947年步枪生产量是抗战时期平均年份的436%，手机枪是694%，轻机枪是393%，重机枪是296%，手枪是2469%，迫击炮是370%，山、野、榴弹炮是165%，枪掷弹筒是245%，火箭筒是 2745，枪弹是177%，迫炮弹是434%，步、山、野，榴炮弹是16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79%，战防枪弹是186%，火箭弹是212%。虽然生产量比抗战时期大为增加，但国民政府自产军火依然难抵其巨大的消耗。1947年1-6月枪弹的生产量是15797750发，而消耗达35903400 发，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2.27倍，迫炮弹的生产量为146355发，而消耗量则达到201737，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1.38倍。 　　虽然兵工署多次要求一线部队提高军火利用率，“务使少量弹药获最大战果”，但是，再高的利用率也无法抵消日益扩大的内战所带来的巨大消耗。在禁令颁布后，尽管在禁令刚刚颁布的1946年8月，美国便与国民党签订了有关转让太平洋岛屿上剩余物资的协定，部分剩余物资也开始到达中国，但内战所消耗的军火量如此之大，这些剩余物资的到达不足以弥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亏空，国民党军火库存量无可挽回地急剧减少，弹药短缺的问题在禁运实施半年后明显起来。当时，各补给区要求补充军火武器的战报频传，但均因库存耗尽而无法满足。例如，1947年2月27日，联勤司令部兵工署外勤司致电西安第七补给区，要求补给中正式步枪3 000枝。但“以往屯存第七补给区之中正式步枪，均已支配无余”。1947年4月4日，南京外勤司转给兵工署军械司的特急电报中称，补发给206师的步枪因库无存品而未能拨发到位。 　　对于那些国民政府不能生产的军火，如山炮、野炮和榴弹炮炮弹、战防枪弹、火箭弹等，其供应就只能完全依靠有限的库存来维持。最为致命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都是美式装备，“因其装备几全为美国所制之故”，零件不能从其他国家购得，“装备自若干部分损坏而有置换之必要时，禁运令便阻止中国向美国市场购取其所需”。因此，禁运实施后，一旦库存的美式军火和库存零配件告罄，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就等于被缴械了一半，美式装备的优势反而成了劣势。 　　为了获得足够的军火，国民党开始试图从其他途径获得军火，缓解军火紧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946 年10月，英国政府接到了中国方面的武器请求。对于中方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军火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在禁令颁布前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颁布禁令的同时，美国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要求它们采取同步的行动，这一请求得到了它们的赞同。自1946年8月，英国政府就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军火，随后还进一步将禁运的范围扩大到飞机零件以及相关资料等方面。这些国家与美国的配合行动，杜绝了中国自其他途径补充军火的可能性，强化了禁运的效果。 　　对于军火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有所察觉。1947年3月21日，他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且武器、运输车辆和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均已为国民政府自身的能力所难及。负责军火供应的联勤部兵工署体会到的军火供应压力更加迫切，“各战区消耗太大，需补弹药过巨，美械日械弹药久无来源，国造弹药因材料及预算关系产量有限，以致供求悬殊，无法筹补之苦。”为了克服弹药供给紧张所带来的劣势，兵工署不得不要求各战区依目前弹药产量及库存现状，“屯弹基准酌予减低，并就现存之产量补充”，并申请国防部“尽量充实本署制造预算以便增产，并请大量外购弹药输入济补”，共同克服当前弹药严重不足的难关。 　　与此同时，直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中共将领也发现了国民党武器装备补给的短缺不济。1947年2月 1日，在陕北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告诉中共中央：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4月，马歇尔的助手艾尔文·吉伦中将给国务院提交了一份3月31日当天中国美式军火供应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军火库存供应天数在25-123天之间浮动。在他看来，从当前国民党军队的消耗来看，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将即刻耗尽这一军火库存。 　　军火供应紧张状况明显后，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说禁运所带来的军火的减少尚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话，那么，它给士兵精神上带来的影响就很难精确估算，但它肯定存在。 　　为了争取美援，1947年7月，蒋介石曾这样向司徒雷登控诉军火短缺的负面影响，“基层军官日益感觉到军火供应的短缺问题，并且影响着他们的士气，这种情况在满洲表现尤甚。”与政府军士气低落相反，中共在美国军火禁运期间的士气高涨。对此，驻沈阳总领事1947年5月份呈报国务院，“国民党士兵由于不能获得增援而对前途灰心失望;而共产党军队则更加团结，士气更加高涨。”1947年3月，美国约翰·K.索尔斯陆军上校从延安回到南京，因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关系，他在延安待了5个月。据他说，中共对国民政府方面弹药供应紧张状况非常清楚，在战斗中，他们设法尽可能地迫使政府消耗物资。在他看来，当时无论战场上，还是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来看，中共都表现得比政府“更有信心”。 　　禁运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存在于禁运期，而且还延续到禁令取消后相当长的时间。从1946年7月禁令开始生效到1947年5月26日解除禁令，历时十个月的禁运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是一个解禁令可以消除的。禁令撤销后的两个月，魏德迈率领“事实调查团”来华，他发现禁运所带来的军火短缺问题尚未得到缓解。到达东北后，魏德迈发现，由于枪械弹药补充的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的新六军。其军长廖耀湘告诉魏，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对于械弹的短缺程度及其影响之深，连魏德迈都始料未及。 　　与军火禁运令所带来的迟滞效果相同，在禁令取消后，军火禁运同样带来了后续军火的供应紧张。 1947年3月份开始凸显的军火匮乏，不仅造成了军火库的亏空，而且透支了应有的军火库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1947年以后国民党军火供应的持续紧张。例如，禁运令是从1.3亿发7.92毫米口径步枪子弹开始实施的，十个月后的开禁，也以恢复这批子弹的供应开始的。为得到这批军火，国民政府整整等了十个月。另据魏德迈报告，纽约怀特工程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在战争期间住在苏北，他亲眼见到成千上万的军队撤退，皆因弹药不继。… Continue reading

1946年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 。 7月23日，民国政府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出口准许证，运送从美国商业公司和战争资产管理局购买的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这批军火是抗战时期美国专门为中国制造的，中国政府早在年初就依据《租借法》购买了这批军火。对此，马歇尔表示“ 美国将对一切尚未运出的物资实行禁运，不论这些物资是否已经付款。” 7月29日，马歇尔正式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8月，当中国物资公司再度提出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事宜时，国务院当即明确拒绝发放这批弹药的出口许可证。这批物资遂成为禁运令实施后第一批被禁物资。 在颁布禁令的同时，美国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要求它们采取同步的行动，这一请求得到了它们的赞同。 自1946年8月，英国政府开始停止向中国提供军火，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飞机零件以及相关资料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 由于美英在当时巨大的影响力，没有一个武器出口国向国民政府出售武器。这些国家与美国的配合行动，杜绝了国府自其他途径补充军火的可能性，强化了禁运的效果。 得知禁运消息后，俞大维便向马歇尔抱怨，美国的这一政策“将我们的政府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蒋介石得知该消息的第一反应便是“国军补给，遂因此而完全陷于困境矣”。 禁运未能在短期内获致效果，因为像禁运这样的事件，其后果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显现，而存在一个滞后期。 禁运实施前，国民政府已储备了巨大的美援军火库存，足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军事进攻。但是国军持续、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使得其及时地补给军火变得愈加迫切。 据统计，1947年国军的军火消耗量， 高于抗战时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国军军火库存量急剧减少，美式军火的告罄意味着军队不得不依靠自产军火维持军事行动。 为及时将消耗的军火给予补充，国内军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以补充前线所需。虽然生产量比抗战时期大为增加，但国民政府自产军火依然难抵其巨大的消耗。1947年1~6月枪弹的生产量是15797750发，而消耗达35903400发，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2.27倍，迫炮弹的生产量为146355发，而消耗量则达到201737，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1.38倍。 1947年3月之后，国民政府的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储存的美式军火用完后对国军作战产生了极大影响。 对于国军部队军火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有所察觉。1947年3月21日，他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另据报告，纽约怀特工程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在战争期间住在苏北，他亲眼见到成千上万的军队撤退，皆因弹药不继。 在东北，魏德迈发现，由于枪械弹药补充的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的新六军。其军长廖耀湘告诉魏，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 不止在东北和苏北，各个战场上枪弹缺乏都成为普遍现象。例如，1947年2月27日，联勤司令部兵工署外勤司致电西安第七补给区，要求补给中正式步枪3000枝。但“以往屯存第七补给区之中正式步枪，均已支配无余”。1947年4月4日，南京外勤司转给兵工署军械司的特急电报中称，补发给206师的步枪因库无存品而未能拨发到位。 当时交战双方的情况很清楚，国民政府购买使用美国武器，战争的另一方使用苏联武器 ，美国的决议实际上只捆住了国民政府的手脚，掐住了国民政府的脖子。国民政府既失去外援， 损失的武器系统得不到有效补充，而对手却有苏联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双方力量对比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 1947年5月26日，美国宣布解除武器禁运，但实际恢复供应又是在几个月之后。在禁运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政府在战场上的优势被大大的缩减了。 Continue reading

整编第11旅杨伯涛，甲中。 整编第18旅覃道善，甲下。 整编第29旅荣光典，甲下。 整编第39旅司元恺，甲下。 整编第99旅朱志席，甲下。 整编第105旅刘汉玉，甲下。 整编第110旅廖运周，甲下。 整编第116旅刘润川，甲下。 整编第118旅高魁元，甲下。 整编第172旅朱乃瑞，甲下。 整编第185旅李仲辛，甲下。 Continue reading

【内容提要】 日械部队在国民党军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抗战胜利时，受外援减少和自给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蒋介石在抗战末期确定的美械、国械列装计划实施受阻。为摆脱部队整体装备水平不高的局面，国民党军将利用重点转向收缴的日军装备，日械部队由此出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日械部队已占国民党军的半数以上，规模和数量远超同期的美械、国械部队，形成了包含主力军、师部队，要塞炮兵和特种兵部队，宪警和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完整结构体系，成为国民党军在战争期间的绝对主力。但由于国民政府工业基础薄弱和组织能力低下，日械部队显露出筹划管理不善、装备整修缓慢、军畜配备不足、物资分配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最终在消耗巨大而难以补充的困境中走向消亡，成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编制和装备体系改革失败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国民党军　武器装备　军队编制　日械 在中国军事近代化转型的历程中，日式武器曾被各派武装力量广泛装备使用。1945—1946年是抗日战争到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过渡阶段，缴械日军成为蒋介石政府控制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争取有利态势的工具，日本投降交出的武器更是成为其武装军队的重要资本。长久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军制和装备的研究，多以全面抗战初期引进的德械和抗战后期输入的美械为主。这些研究涵盖武器装备、军援军贸和编制体制等诸多领域，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面貌。然而，对于抗战胜利后出现的规模更为庞大的日械部队，目前还鲜有论著问世。因此，对这一群体的规模和种类详加考察，结合现有对德械与美械部队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厘清抗战前后国民党军制和装备的发展脉络，还能更大程度地还原过渡阶段国民党军的全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衔接研究提供更多支撑。 日械部队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1944年下半年起，鉴于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的表现，国民政府决定整编全国美械与国械部队，并逐步提高美械装备数量，作为对日反攻的主力。这一举措在抗战结束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美国对华军援政策变化，国民党军的主要作战对象也由日军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内外因素的变化已不再支持原有的整军构想，日械部队应运而生。此后，日械部队的发展演变与多项历史事件紧密交织，诸如受降日军武器的利用程度、战后军人的遣散安置、国共和平谈判的进展等。尤其是在蒋介石“军队嫡系化”的大背景下，陈诚先后以军政部部长、国防部参谋总长的身份主导整军工作，对日械部队的成军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日械部队系依托战后收缴的日军装备编配而成。抗战结束时，这些装备尚不完全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因此在规划上颇显仓促，方案建制也迭经变更，换装进程较以往的德械、美械部队更显混乱而复杂。虽然国民党军武器制式化和编制统一化的尝试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但在抗战结束时仍混乱不堪，使用日式装备还要考虑与既有体系融合的问题，故其规模和定位也不易理清。迄今为止，学界对日械部队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各部队获得的日械数量种类不一，其规模如何？相较其他部队战力几许，有何缺陷与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本文立足于原始档案、当事人回忆及其他相关史料，试图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装备构成入手，以受降日军武器的处理、利用为主线，从武器利用率、资源分配、编制结构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还原日械部队的成军过程与整体面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民党军接收日本海、空军的装备相对较少、交付时间长、堪用率不高，未对之后的战争进程产生关键影响，因此本文中提到的日械部队，特指陆军部队。 一、 成立原因、武器来源及换装经过 （一）战后国民党军的状况和日械部队的成立 1945年9月侵华日军投降时，国民党陆军共拥有步、骑兵119个军350个师，炮兵46个团，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宪兵等特种兵共121个团又38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军事机关、学校等在内，总兵力达591万余人。但从整体上看，装备水平并不理想，火力、机动力、保障能力等衡量战斗力的重要指标均不高。 首先是各作战单位火力孱弱。全军2/3左右的军、师没有炮兵支援单位，各军、师部队中配备军属炮兵营的只有76个，师属炮兵营仅有51个，有编制的亦多数处于缺编状态，用迫击炮代替身管火炮的现象比比皆是。以第九战区为例，1945年9月，其所辖2个集团军、8个军、32个师，连同各挺进部队在内（不含各独立炮兵团），仅仅装备迫击炮323门、战防炮21门、山炮8门。第九战区作为抗战后期交锋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麾下竟没有一个军、师单位能配齐12门制的山炮营，全军部队火力配备之境况可见一斑。 其次是军畜及保障物资匮乏。彼时的国民党军骡马化都尚未完全实现，畜力配备严重不足。陆军步兵部队配备骡马数仅107291匹，缺额数接近六成。骑兵部队编制85302匹，实际只有44394匹，情况最差的第二战区，3个骑兵师每师只有马68匹、骡290匹。其余兵种部队缺额情况更甚。除此之外，全军的工兵装备、运输车、通信器材及被服、粮秣等物资亦十分缺乏。 再次是武器制式化程度偏低。其中，轻武器因尚可自制，装备的统一性稍好，基本以德系7.92mm口径为主；重武器则全赖进口，来源供应没有稳定保障，呈现出“万国牌”的局面。例如，装甲部队的200余辆坦克，型号有8种，来源国家5个；炮兵装备的3000余门火炮，来源国多达12个，其中美械和国械共占比超过一半，其次是德械和苏械各占10%左右，日式火炮仅占装备总数的5%。从这个装备结构比例可以看出，此时日式武器装备比例微乎其微，日械化的概念尚无从谈起。 针对军队结构臃肿、装备低劣的状况，早在1944年7月底黄山整军会议上，蒋介石便筹划精简兵力，提高部队装备水平。初步的整军方案，计划将全军缩减到200个师左右，其中美国方面承诺用美械武装90—100个师，另半数使用国械，并由陈诚研究制定战后所需武器生产计划，以作长久之用。但在实际施行中，两项任务的推进均遇重重困难。 首先是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当时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完整的军工体系，加之战争期间国内生产能力遭到巨大破坏，武器装备生产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军工系统早已不堪重负，在战争结束时国械部队一共只充实了13个军40个师。国民政府虽然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了部分在华的日本工厂并获得国际援助，但考虑预算紧缩及休养生息的需要，仍对军工产能进行了压缩，关闭、合并军工厂过半，人员也减至战时的六成左右。此时，单纯依靠国内生产已很难满足部队的装备需求。 其次是外援方面面临困境。因二战期间美国的保障重点在欧洲，加之滇缅地区运力不足，输入中国的美式武器有限，仅占美国对外军援总额的3%。这些援助还要兼顾诸多军种，远不能满足国民党军换装需要。战后，随着主要敌人日本的投降，美国已无继续军事援助国民政府的必要。1945年8月21日，美国宣布《租借法案》停止使用，仅兑现二战期间未交付的装备物资。1946年8月，美国国务院又发布对华武器禁运令。除按照当月底签订的《中美关于让售战时剩余物资协定》出售太平洋战场部分剩余物资外，其余美援暂时停止。因此，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械部队只能维持在13个军39个师的规模，距组建90—100个师的目标相去甚远。 在装备供应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国民党军始终无法通过自产或外援的方式完成全军换装，战后收缴的日械便成为其整军备战的不二选择。 即使在抗战末期，日军的整体装备水平仍远高于国民党军。按照战后同盟国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中国关内、台湾，以及印度支那等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114万余人，均向国民政府缴械。这些日式武器种类齐全、数量庞大，性能也较国产装备为优。特别是在重武器、坦克装甲车辆、军马和汽车等国民党军装备的薄弱环节，可利用资源甚多（详见表1）。 为掌握这批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在蒋介石的指示下，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1945年8月21日专门致电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所有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武器、弹药……应立即妥为保管，不得移动，并应绝对保持完好状态……听候本总司令派员接收。”为防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获得日军武器，9月10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时再次重申：“日军一切武器器材，必须完整缴交我所指定之部队长官，切勿损坏、散失及落于‘匪’手，致扰乱地方。”这样，在独揽受降权的前提下，国民党军从16个降区接收了数量庞大的日军武器。1946年2月接收完毕后，蒋介石无不得意地称：“日军武器本月均已如数缴完，而竟未为‘共匪’所得，此乃大事也。” 除表1列项之外，国民政府还接收有日军各类电台、电话机、发报机41576台，其他通信器材32097部，工兵器材80余万件，冬衣裤900万件，夏衣裤4300万件，其他军衣、外套、雨衣等200万件，各种粮食1亿公斤，各种工厂105个单位。面对突如其来且数目庞大的军备资源，陈诚也不禁感叹：“这样大量的物资，突如其来地交给我们接收、保管并分发利用，实在是一件破天荒的事。” 除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区域外，蒋介石还就挖掘苏军手中的日械资源进行了尝试。自1945年10月12日正式启动东北接收工作后，中苏双方就处理战后东北遗留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谈判。11月9日，蒋经国与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就撤军及关东军武器移交事宜达成协议，苏军答应将手中余存的部分日军武器移交国民政府使用。这些装备对日后进入东北作战的国民党军提供了补充。 （二）整军工作的推进和日械部队的成立 抗战胜利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为核心的最高统帅部体制，作为战时状态的延续仍继续运行，直到1946年5月才被新的国防部体制取代。“过渡时期军委会的主要职责有两大类：一方面是为发动内战做准备，核定各类整理计划，协调推进包括“复员”“整军”在内的军队编制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领导全国战区的对日受降事宜，接收美、加、英各国的军援物资，并根据整军目标的调整，制定各种军械利用计划。收缴和利用日械工作在此框架下展开，贯穿国民党军在1944—1946年两次全国性的整军工作，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9—12月），主要是各部队按降区清点收缴日械，同时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以确定接受日械武装的部队番号。从1945年9月国民党军开始接收日械起，至10月下旬，除部分技术装备尚未接收以及东北苏军掌握的日械外，国民党军的对日接收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军委会开始讨论1946年度军事预算及施政方针，重新确定裁编的部队数量。在11月11日召开的第一次复员整军会议上，蒋介石指示军政部拟定《复员官兵安置计划概要》，具体规划了官兵复员工作进度表，当月底开始筹划制定“充实日械部队之番号与计划”。12月8日，自1944年7月开始的第一次整军工作宣告完成。鉴于缴械和复员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初步进展，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部长陈诚为中央军事机关改编委员会主席，统筹负责1946年度全国军队的整编工作，日械部队武装工作也逐步付诸实施。 在陈诚最初对日械资源利用的评估中，预计收缴的日军重武器可装备40个师，轻武器可装备100个师。但蒋介石一开始对美方能提供30个军90个师的装备计划寄予厚望，故仅计划以日械装备13个军35个师及部分地方保安部队，分别是十一、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二、八十一、八十二、九十六、九十七军，浙、皖、鄂、赣、粤、闽、桂、豫、陕9省保安团，南京、上海、武汉警察厅（局），以及26个宪兵团。此时的日械更多是对美械、国械部队的一种补充，但由于美方迟迟没有兑现承诺，日械装备计划也随之做出变更。在评估部队实际需求后，整体的利用原则大体确定为： 1.山、野、榴炮等压制火器，在全军范围内广泛列装。因美械无法到位，各部队重装备缺乏的情况远比预期严重，这使得需要补充火炮的军、师数量大大增加，充实炮兵装备成为日械部队武装的首要工作。鉴于补充缺口巨大，为不致发生混乱，陆军总司令部特做出如下说明：“在编制上已有炮兵部队，而火炮器材马匹不全者，准就收缴之日方火炮器材马匹按编制编成。但原无炮兵部队者，非先经军政部核准，不得重新成立。后迭经军政部核定……或转军政部统筹计划，查核拨配之。”至1945年12月31日，各战区上报需配备的炮兵营数量共126个（军炮兵营25个、师炮兵营101个）。 2.轻·中型迫击炮、掷弹筒、枪榴弹等步兵支援火器，根据部队实际需求补充列装。这类装备国内可以自产，国民党军在抗战时期也有一定的装备基础，只是受限于产能和制造工艺，在数量分布和性能参数上参差不齐。因其战斗利用价值相对较高，改造整修也相对容易，列装原则定为在现有编制基础上，根据需求拨补部队。 3.手、步、机枪等步兵基础火器，不在主力部队中大批列装。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军轻武器配备也相对充足。虽然收缴的日式步、机枪数量庞大，但日系的6.5·7.7mm枪弹与国内主流的7.92mm枪弹口径不通用，性能较国产枪械也无明显差距。1945年底的第二次整军计划确立轻武器自给的原则后，兵工署决定不再进行6.5mm弹药的生产。实际上，顶着巨大后勤压力去改变原有的轻武器结构，实无必要。不过，作为辅助战斗的手枪是个例外。因整体装备基数不大，对弹药量需求也不高，手枪在日式枪械中装配比例较高。 新的列装原则大体确定后，最初拟定的列装部队开始据此逐步进行换装。至1945年12月24日时，一共装备完成日械部队36个师。 第二阶段（1946年1—7月），主要是进一步核实前期收缴的日械数量，结合陆军新编制以及坦克、汽车等装备接收情况，全面系统地规范日械部队的装备编成。 为进一步细化装备利用，规范军需粮秣等配套物资的整补事宜，1946年1月4日，蒋介石指示陈诚尽早拟定完善的装备方案。2月13日，日械全部接收和统计完毕，陈诚于次日拟具《军政部收缴日军武装物资利用办法》。根据前期的装备利用情况，该办法对各类武装事项做进一步核准和规范，将所有物资区分为火炮、步兵武器、战车、工兵器材、通信器材、汽车及油料、马骡、被服、粮秣、卫生器材10大项，以装备各兵种部队。该办法中规定的主要装备标准（要点）如下： 1.需装备炮兵营的军、师部队数量核减为111个，其中军炮兵营33个（已编成14个）、师炮兵营78个（已编成27个）。轻武器已换配11个军31个师，各部队可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下一步装备重点是宪兵和地方保安部队。 2.骡马总计配备55个军又2个师、1个集团军和1个长官部。 3.工兵器材优先补充各独立工兵团和日械军、师属工兵部队，次配发担任重要任务之国械部队，美械部队非特殊情况不得配发。 4.汽车除组建新的独立辎重汽车部队外，其余配发标准为：战区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各10辆，集团军司令部及军部在前方者各5辆、后方者各3辆，师在前方者各10辆、后方者各5辆，宪兵团2辆，骑兵团3辆，炮、工、通信、铁道兵团各5辆，独立炮、工、通信营各1辆，补给区司令部和区兵站司令部各10辆。 5.战车仍在转运中，待在北平、武汉、徐州三地集中完毕后再做处理。 6.被服分为两大类，棉制军服按国民党军样式修改后配发各军、师部队，呢料军服、雨衣、皮鞋、钢盔等优先拨发各地区特种兵部队，剩余再配发其他调整之部队。 7.粮秣、卫生器材按相关标准配发各军、师部队后，妥善储存利用，以卫生车辆编建12个卫生汽车队。…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