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一个由贫农上升为小康家庭。1926年，李嵩中学毕业，家里无力继续供其读大学。李嵩不顾父亲强烈反对，1926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入伍生队。 1929年6月军校毕业时恰好国民政府警卫团扩为警卫第一旅（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任该旅第3团（团长冯圣法）少尉排长。从此，与俞济时、冯圣法两位上峰结成了一生的历史渊源。1930年1月，警卫旅扩为警卫司令部，下辖两个旅，俞济时任警卫司令兼第一旅旅长，李在第1团（团长冯圣法）任第1营中尉连附。1930年12月警卫司令部与教导第一师合编为警卫师，师长冯轶斐，副师长俞濟時兼第1旅旅长，李任第1团（团长张世希）第1营上尉连长。1931年3月，警卫师扩编为警卫军，军长兼警卫第一师师长冯轶斐，警卫第二师师长俞濟時。李任警卫第2师第3旅（旅长杨步飞）第5团（团长张世希）第1营上尉营附。1931年底警卫军番号撤销，警卫第一师改为第87师，警卫第二师改为第88师，师长俞濟時，李任第88师第262旅（旅长杨步飞）第523团（团长冯圣法）第1营上尉营附。 1933年1月俞济时任浙江省保安处长，组建了7个保安团，骨干军官均为黄埔生。1933年4月李调任浙江省保安补充第2团（团长高致嵩）少校团附。1934年3月任浙江省保安补充第2团第3营中校营长。1934年2月俞济时率保安第2、6、7、8团开赴赣东北，围剿方志敏、寻淮洲等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5年7月俞济时被任命第五十八师中将师长不久，将其原属三个浙江保安团调湖北宜昌、沙市一带，与第五十八师并编，李任第174旅（旅长张镜明）第348团（团长徐心同）第1营中校营长。 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由王耀武第51师（辖周志道151旅、李天霞153旅）和俞济时第58师（辖吴继光174旅、邱维达172旅）合编组建第74军，俞济时任74军军长。1937年11月李升任第58师（师长冯圣法）第174旅（旅长朱奇）第348团上校团长。南京失陷后，李嵩的部队被歼殆尽，李嵩死里逃生。1938年4月，李嵩任经补充重建的第347团上校团长。1939年9月第58师缩编为三团制，第347团改称第174团，李嵩仍任团长，之后于1939年9月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2月李任第58师上校步兵指挥官，不久军长王耀武将第51师步兵指挥官张灵甫调升第五十八师副师长，在俞济时、冯圣法旧部中“掺沙子”。1942年10月，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因“临阵脱逃”被枪决后，张灵甫接任师长。1944年3月王耀武升任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一百军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李嵩于1944年4月升任第100军第19师（师长唐伯寅）少将副师长。 1946年1月，随第100军以“受降”名义进至江苏泰州一带请教新四军，副师长李嵩被控“杀害中共江都县委机关干部，破坏了该地区的基层人民政权”，率部在青龙一带“清查户口”时，下令将查出的三女两男共五名共党活埋。1946年5月，第100军第19师被整编为整编第83师第19旅，李嵩任第19旅副旅长。1946年7月，粟裕部发起“苏中战役”，该旅被歼。李嵩得知冯圣法被任命为东北交通警察总局局长，于是回到老上峰麾下，于1946年9月出任吉林铁路警务处“简任四级”(相当于少将)处长。带着一批原第19师旧属，组建了辖三个警务段(相当于团)、三个独立大队(相当于独立营)编制四千人的“护路”武装。1946年10月所部改编为吉林铁路交警总队，改任少将总队长。1947年上半年，“国防部二六○组”组长冷克被军统派到暂编五十二师配备电台遂行监视任务，到职未久，便将师长刘伯中在1947年4月其塔木战斗中对所属陈团被围坐视不救，在该团被歼灭后又“借机侵吞全团粮饷达两个月”，并且“枉杀士兵多名”等罪状电报南京，使刘伯中被“撤职押办”（借其胞兄刘咏尧时任国防部军职人事司长兼参谋次长之便，调国防部任少将部员，后调徐州剿总任中将副参谋长，未到职）。1947年11月所部编并了暂编第52师，任少将师长，其中原东北保安杂牌部队的暂52师缩编为第一团，吉林铁路警务处部队改编为第二团和第三团。1948年由于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肺病，并对军事前途失去信心，李嵩“请长假”辞官返乡。郑洞国极力挽留，李嵩只获得两个月医病的短假。1948年10月17日在吉林长春被第60军军长曾泽生扣押胁迫起义后，[1]先后入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佳木斯解放军官教导大队、东北军区政治部抚顺解放军官教导团。由于暂编第52师起义后被成建制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李嵩任师长时的血债被彻底揭发控诉，较之其他被俘后所属部队消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易控罪，而且李嵩是军统的交通警察部队出身。[2]1951年11月8日被东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处刑前于同年12月病逝。 经反复慎重的调查审理，1986年11月17日，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一、撤销原东北军区军法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对李嵩的判决。二、对李嵩以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妻子：蔡凤仪 Continue reading

民国37年（1948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太原战役中包围太原。8月中旬，蒋介石飞到太原，命令阎锡山死守太原。后来蒋介石又在8月下旬将国军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自西安空运到太原，支援阎锡山。 黄樵松抵达太原后，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徐向前司令员、高树勋将军等人致信劝说，决定发动起义。11月3日早晨，黄樵松约戴炳南进入太原城，同国军第三十军参谋长仝学曾商量起义计划。戴炳南在同仝学曾等人商量后，于当晚赴阎锡山处告密。黄樵松于当晚12时左右在太原绥靖公署遭到阎锡山诱捕。随后，阎锡山派人于11月4日在太原的外围防线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一兵团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侦察参谋翟许友、黄樵松的联络官王正中（时任国军第三十军谍报队长）等人逮捕。此后，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将戴炳南由师长升为第三十军军长，并奖赏3万元，另派飞机将黄樵松、晋夫等人押往南京，后来黄樵松、晋夫、王正中于11月27日在南京军事监狱遭到处决。 民国38年（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乘飞机逃离太原。戴炳南见势，乃通过收买商民寻找隐藏地点。同年4月18日，戴炳南放出谣言称自己于当天已在指挥战斗时被炮弹炸死。事后，他还让家人为自己大办丧事，自己换上便装准备乘机逃出太原城。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太原市公安局随即发出指令，搜捕戴炳南。在清查俘虏营的时候，戴炳南的马弁李士杰被查出，后李士杰经审问供出了戴炳南的藏匿地点。4月26日，戴炳南被逮捕。同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戴炳南，庭长兼审判长裴丽生，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1949年4月26日，戴炳南在太原市开化寺阴阳巷2号院戴炳南的连襟家里被逮捕 戴炳南临刑照片 Continue reading

　刘伯龙(1899—1949)，贵州龙里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参谋长、代理总队长、新编第二十八师中将师长、第八十九军军长等职。1940年12月任第六十六军二十八师师长，赴缅作战。后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1948年底率部驻防贵州，与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发生尖锐矛盾。1949年11月18日被谷正伦诱至晴隆县政府，被伏兵枪杀。 民国三十八(1949)年初冬，时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之谷正伦袭杀刘伯龙，震惊西南三省。然未几谷正伦因病赴香港治疗，贵州全省乃至西南亦相继解放。刘伯龙被袭杀事件成为一桩悬而未决之公案。谷正伦与刘伯龙身临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两人何恨之有，不可同戴一天? 留在大陆的中国国民党下级军官对此事件撰写多篇回忆录进行阐释，文史研究者也推出相关文章，可谓众说纷纭，故刘伯龙事件成为国内文史界各执己见的话题。主要结论为：刘伯龙拥兵自重，为谷正伦所深忌，且觊觎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诸要职日久，欲绾权符，逐谷“逼宫”，谷正伦因此计杀之。该结论看来合情合理似无懈可击，但就当时全国形势而言，中国共产党已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建政，解放西南指日可待，且解放军已经控制贵州多个城市，谷正伦、刘伯龙应同舟共济才合乎常理，谷正伦临阵杀将让人费解，此疑点一也。另省城贵阳已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黔中重镇安顺于1949年11月18日解放，刘伯龙正值当日在晴隆县被杀。晴隆县于1949年12月19日解放。从时间上来推断彼时国民政府军政权力在贵州已是日暮途穷无争夺之必要。况杀刘伯龙之后谷正伦即退守盘县，因病卧床不起，经蒋介石特批赴港医治，谷欲将军政权力移交贵州绥署副主任王文彦或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二人推脱不愿接手，可见当时贵州军政权力已是避而犹恐不及之烫手山芋，如说刘伯龙欲夺此军政权力必有它图，此疑点二也。诸般疑点使刘伯龙事件扑朔迷离，云遮雾罩让人难以释怀。原第二野战军17军政委兼军长赵健民，在大陆出版《赵健民文集》，其中《普安会议》一文中记录有关刘伯龙与共产党联络之经过。赵健民记录如下：解放军进入贵阳市后，中国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就通过维持会向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七军接洽投诚，并要求照陈明仁方式予以改编。五兵团迅即将刘伯龙接洽投诚一事电报三野刘、邓首长。刘、邓随即复电：一、同意刘伯龙所提两个条件：立即集中，停止抵抗，听候开到指定地点改编。二、可以允许刘伯龙部队不编散的要求。然刘伯龙欲投共却行事不密为谷正伦所察，谷正伦请示蒋介石，并得“着吾兄权宜处置”之答复。谷正伦即授意参谋长张法乾打电话给刘伯龙，言谷正伦体衰多病，无能任职，欲把黔省事务相托于刘伯龙。此计正中刘伯龙之下怀，欣然赴会，未几，刘伯龙持谷正伦之委任状得意而出，即被伏兵袭杀。 Continue reading

1946年秋，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重庆中央公园枪击案》的文章，破天荒地披露了光天化日之下两名超重量级的“官二代”在中央公园一言不合就拔枪相向，造成无辜路人多人受伤的惨剧，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报纸没敢指名道姓。 　　数日后，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的“云南王”龙云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出道歉声明，声称自己“管教不严”，致使自己的三儿子龙绳曾与人发生争执后竟动用武力，他在此特地向伤者的家属表示歉意，并甘愿出医药费和慰问金。 　这时人们才知道枪战的主角之一是龙三公子，至于另外一方的身份也很快随着老百姓的口耳相传浮出了水面，那就是没人敢得罪的“女魔头”——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伟。 　　事发地是重庆中央公园（今重庆北温泉公园风景区），当天一贯男装形象的孔二小姐突然心血来潮，换上女装出游。她在大群保镖、保姆的护卫下如众星拱月般地去游园，那份富贵滔天的气焰，常人靠近都要被熏个跟头，甚至比政府要员出行还要威风。老百姓知道这个喜怒无常的混世魔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纷纷避之唯恐不及。孔二小姐挪用军饷、当街枪杀警察、车撞宪兵的“壮举”早就传播大街小巷，别说是达官贵人，就是“党国”高官在她眼里也就一般的等闲视之，至于普通人那就是如同草芥了。惹到这种人，不死也得掉层皮。 但好巧不巧的是，当天她遇到了一个和自己半斤八两的对手。 　　当天正在中央军校深（混）造（吃）进（等）修（死）的龙云三儿子龙绳曾也和一帮手下到公园游玩。事情起因是孔二见到龙绳曾调戏民女愤而出手干预。这点可以确认，至于孔二小姐为什么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有各种说法了，有人说龙绳曾胆大包天竟敢吃豆腐吃到孔二头上，也有人说是孔二看不惯居然有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搞事，还有说法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孔二也看上了龙三调戏的那个民女所以起了争夺之心。 　　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心理，孔二小姐介入了这桩事情了。 　　要说这位龙三公子，那也是“混世魔王”级别的纨绔子弟。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期间殴打教官，随滇军主力驰援抗日前线一路游山玩水贻误战机，枪击陈诚的座车等，仗着有他老子龙云罩着，在云南堪称是无法无天。抗战胜利后，老蒋利用“五华山事件”逼龙云下台，将其软禁在重庆。龙绳曾也随其父到了重庆，被安排在中央军校学习。 这次两人狭路相逢，看到对方前呼后拥的架势，都知道对方的来头不小。但出于面子，谁也不想后退半步，最初双方先是自报家门，企图凭借自己的“名头”吓退对方。这一回合孔二略占上风，毕竟龙云此时被软禁，而孔二小姐的一干长辈却个个都是红得发紫的当权人物。龙绳曾见落了下风，嘴上却不肯饶人，最终惹得孔二发飙，掏出手枪朝天连续鸣枪企图吓住对方，但龙绳曾岂是那种吓一下就会退缩的人物？他也不甘示弱，拔出腰间的配枪朝着孔二小姐所在的方向就是一通乱射。孔二见龙三如此不懂规矩，居然不先鸣枪，顿时大怒，也举起手中的手枪开始朝龙三的方向连连射击。 　　这下子局势顿时失控，本就已经上火的两人根本不顾准头地互相对射，公园内一时枪声大作、流弹横飞。但双方的保镖心里都很清楚对方是个不好惹的大人物，要是贸然跟进的话，万一对方有什么三长两短，自己肯定会被当做替罪羊。所以他们虽然也都拔枪在手，但只是尽力护住自己的主子，或者朝天开枪表示自己没闲着吃干饭。枪响后，很快就有人报警，随着拉着警笛的警车呼啸而至，孔二和龙三的手下感到大事不好，要尽快离开现场以便遮掩，于是在众人的苦劝下，这两位才罢手，在各自手下的簇拥之下扬长而去。 　　最终拔枪交火的两位当事人毫发无损，但有多名无辜的路人却因中了流弹受伤，甚至有人失血过多倒地昏迷不醒，几乎丧命。待孔二和龙三两拨人扬长而去后，姗姗来迟的警察这才把伤者送去就医，幸亏没有闹出人命。一些有正义感的记者将此事报道出来，一时间给双方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压力。恃宠而骄的孔二小姐根本不以为然，她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何错之有？而龙云就不一样了，考虑到“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自己已经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云南王”了。 　　于是，他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龙绳曾狠狠训斥一顿，然后抹下老脸登报道歉，接着拿出钱垫付伤者医药费，再请重庆各大报纸的总编和记者吃饭，塞给他们“车马费”若干，请他们“笔下留情”，替自己儿子擦屁股。 　　至于孔二小姐，在回去后自然先是找老爹孔祥熙和老妈宋霭龄大闹了一场，又找了小姨妈宋美龄要求替自己“做主”，把那个胆敢忤逆自己的纨绔彻底整死。 但孔祥熙和宋美龄骄纵孔二归骄纵孔二，但也不是完全无条件骄纵。他们考虑到龙云虽然已经失势，但毕竟当了几十年的“云南王”，对滇军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把龙云逼得太紧，滇军和滇系出身的将领难免会节外生枝。既然对方已经首先登报道歉了，那就不如就驴下坡好了，双方各退一步，皆大欢喜。于是孔祥熙和宋美龄都对孔二小姐连哄带劝再加一丢丢吓唬，孔令伟也只好偃旗息鼓，不再坚持追究此事。 　　在双方的克制下，这一场神仙打架，小民遭殃的旧时代悲喜剧就此落幕了。 　　孔二小姐此后继续横行无忌，直到1949年解放前随家族逃往国外，老死异国他乡，龙三公子则回云南招兵买马，幻想重振龙家的声势。他在解放军横扫大西南之际表示愿意起义。但他不甘心接受我军的约束，暗中和各路土匪勾结，甚至妄图杀害解放军干部，在争取无效的情况下，我军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龙绳曾的匪帮，横行无忌的龙三在战斗中负隅顽抗，被我军击毙，最终落得了一个可悲的下场。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这两个混世魔王当时是用什么型号的手枪对射的呢？ 　　虽然当时中国流行的手枪型号五花八门，品牌众多，但手枪也分三六九等，也是要“内卷”的，不同阶层的人用不同型号的手枪。孔令伟和龙绳曾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二世祖，这个身份决定了两人都绝对不可能去用盒子炮这种“丘八”用的货色。俩有身份的少爷和小姐，拿着“盒子炮”对射，这画面怎么看怎么不和谐。 　　孔二小姐虽然平时一直以一身男装打扮示人，并很早就学会了打枪，还是宋霭龄亲自从军营里选的教官手把手地教会的，但她毕竟是个生理上的女性，根本驾驭不动毛瑟自动手枪对女性而言过剩的威力和后坐力。 　　其实孔二小姐从来就不缺好枪玩，经常有人为了讨好她送给她各种精致的小手枪，比如因为无证驾驶轧死了她的狗而和她不打不相识的汤恩伯就曾经送她一支象牙柄的镀金袖珍手枪，但这类手枪的性质更多的是平时把玩的工艺品，属于一旦开火就立即贬值的玩物，根本不是用来防身的。 　　左轮手枪倒比较适合女性使用，但这玩意换弹太过繁琐，以中央公园枪击事件的互射持续时间和导致多人被流弹击中的火力密度，个人认为不大可能是火力持续性存在先天性不足的左轮手枪。 　　那么，有哪种在中国流行的手枪是既体型小巧秀气、适合女性使用，又能保持必要的火力持续性，又符合使用者高贵的身份呢？个人认为最可能被孔二小姐拿来当做防身武器并拿来和龙三公子对射的手枪应该是系出名门的勃朗宁M1910型半自动手枪，也就是中国有钱有地位的上层人士津津乐道的“花口撸子”。 勃朗宁M1910型手枪是美国轻武器设计家约翰·摩西·勃朗宁的代表作之一，是FN公司早期著名产品。该枪采用简单的药筒座力反冲式设计，后座力很小，结构小巧，便于隐藏在衣袋内。由于枪口套上有一圈十分漂亮的“滚花”（为了分解时不容易打滑），所以在中国的用户中有了“花口撸子”的绰号。由于该枪的体积和质量都不大，威力介于军用和民用手枪之间，威力和携弹量都比较适中，适合用作非战斗人员的自卫手枪使用。所以在中国大受欢迎，销售量仅次于“毛瑟自来得”手枪。 　　该型手枪采用7发弹匣供弹，使用勃朗宁7.65×17毫米手枪子弹，有效射程为50米，子弹初速每秒295米。 　　从视觉上，“花口撸子”给人的感觉是过于秀气，缺乏视觉威慑，被视为“女人用的手枪”，一部分经历过战火的军人也觉得“花口撸子”给人整体感觉就是“好玩不中用”。这是因为“花口撸子”在设计时主要的定位就是二线人员和自卫手枪，并不是特别偏向战斗手枪的缘故。作为自卫手枪，“花口撸子”是十分合格的，深受有自卫需求的达官贵人、商贾名流和名门闺秀的喜爱，反而让“花口撸子”粉丝的身价档次碾压“毛瑟”手枪的粉丝。此外，当时的警务和特工人员也看中“花口撸子”的小巧及可靠，也愿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携带一把这种手枪作为性命的最后一道保险。 　　龙绳曾出身将门，自然也是从小玩枪玩到大。不过他身材细瘦，肯定也玩不动盒子炮这种后坐力大的枪，再说也不符合他的身份。而M1910这种“女人用的手枪”他碍于身份和面子也不大会使用，适合龙三公子使用的手枪应该是一种看上去比较有男人味道、但后坐力适合他细瘦的身板，档次也要配得上他“二世祖”的身份。此外，龙三公子还有军职在身，所以配备的应该是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将领的制式手枪，而当时中国军队中高级将领的制式手枪当中，身材比较小巧、威力适中，适合细瘦身材的男子使用的型号非柯尔特M1903型半自动手枪莫属。 　　柯尔特M1903型半自动手枪的原型系约翰·勃朗宁在1902年设计的半自动手枪，是FN公司早期著名产品。采用后坐作用原理、单动扳机，军用版本的握把底部更附有枪带环。由于该型枪的高可靠性、高准确度、重量轻、装填迅速，在推出后便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广泛的半自动手枪。卖到中国的M1903手枪系美国柯尔特公司根据勃朗宁卖给他们的M1903手枪专利生产的民用型手枪（区别于FN公司生产的军用手枪），由于枪把上有奔马的图案，中国人习惯称之为“马牌撸子”。 　该型手枪采用8发弹匣供弹，使用勃朗宁7.65×17毫米手枪子弹，有效射程为50米，子弹初速每秒318米。 　　“马牌撸子”最初进入中国是因为20年代上海租界工部局为租界警察订购的一批数千支柯尔特M1903型手枪，成为“马牌撸子”进入中国的开始。30年代，财政部长宋子文组建税警总团时，将“马牌撸子”作为军官配备的标准手枪。同时还竭力将此枪向蒋介石进行推荐。于是蒋介石为中央军的中高级军官购买了一批“马牌撸子”当做标准自卫武器，随后其他各路军阀的中高级将领也有样学样地跟风购买。由于该型手枪价格较贵，一般只配备给军界警界的中高级军官，民间保有量极少，但由于军警方的采购量都不少，因此在中国的“撸子枪”市场保有量中，“马牌撸子”占据第二位。 　　使用过这种枪的人普遍认为“马牌撸子”结构简单，动作可靠，加工精良，枪弹威力适中，手感极好。外形美观之余也不失威武，是一把适合体格不够强壮的成功男士使用的枪。 Continue reading

　杭鸿志(1907—1988年)：字振民，江苏铜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后，先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一师上尉连长、上尉参谋兼军官训练班教官、少校团副、国民党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员，毕业后留校任中校研究员、上校兵学教官、少将教务处副处长、中将教务处处长、兵学研究院中将主任兼代教育长等职。1949年12月，组织重庆陆大起义。 1987年，在厦门眺望金门岛 20世纪70年代在连云港参观 1986年，在南京梅花山赏梅 1953年，刘伯承颁发给军事学院优秀教员杭鸿志的奖状 晚年杭鸿志在家打太极 1966年杭鸿志在上海与孙女 　■编者按：在雨花台功德园，长眠着很多科学家、艺术家和老革命家，他们的名字也许您并不熟悉；天文、土壤、古生物、化工、物理、水利、航天、音乐、绘画……他们工作的领域对我们来说也似乎有些陌生。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发现》周刊联合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人物”，为您介绍这些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诞生，他一生中历经风雨坎坷，却始终追求真理。他以三尺讲台为战场，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将领。他亲自组织陆军大学起义，为解放重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直到晚年时仍为当初所做的决定而感到庆幸。刘伯承曾亲自题词“为保卫国防而做有德有才的教师。”年过八旬，他还在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奔走。 (实习生 赵红星 记者 白雁) 　　陆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员之一 　　1907年6月，杭鸿志出生于徐州市一个名叫华祖庙的小山村。杭鸿志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家中有些田产。杭母知道再置地必遭人嫉妒，便把儿子送去读书。18岁时，杭鸿志经国民党党员魏树三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30年1月，杭鸿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活动。不久，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杭鸿志与党组织也失去联系。他投奔到表兄张振汉的部队。 　　时隔不久，这支部队就要到鄂西与红军作战，杭鸿志极度苦闷，毕竟离开中共党组织半年不到，现在要与革命同志对垒，心中甚是难过。正在苦痛之际，国民党南京步兵学校招考学员，杭鸿志报考后被录取。后来杭鸿志成功考入陆军大学(旧中国最高军事学府)。1937年，杭鸿志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并留在陆大开始了他的军事教学生涯。 　　当时，重庆时常遭到日寇空军的疯狂轰炸，杭鸿志抱病来上课，他对学生们说：“日寇疯狂侵略中国，现在又狂轰滥炸我国战时首都重庆，它的险恶意图是要使我们中国亡国灭种。你们要牢记孙中山先生‘爱国若命’的遗教，联系实战经验，刻苦学习战略战术，学成以后，赶快返回前线，继续与日寇搏斗，争取最后胜利！”说这话时，杭鸿志情绪十分激动，声泪俱下。学生们听后深受感动，同声痛哭。 　　组织陆大起义，为重庆解放起到积极作用 　　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杭鸿志作为“陆大”的负责人之一，认为“陆大”不能随国民党的覆灭而覆灭，应该把“陆大”交给共产党管理。1948年，“陆大”从南京东迁上海，但是特别班第八期学员还留在重庆。 　　1949年5月，杭鸿志回到重庆“陆大”，并开始为陆大起义作具体准备。他认为要先做通“陆大”教官的思想。当时“陆大”教官关中一接受国防部的委派，要到绥远热河一带组织地方反动武装，还领了一些活动经费。他举棋不定，就从广州赶到重庆，征询杭鸿志的意见。杭鸿志劝他道，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都已基本被消灭了，况且共产党本来就是靠打游击起家的，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只能自取灭亡。后来他听取了杭鸿志的意见，没有行动。杭鸿志自己也受多方“垂青”，白崇禧以重金500银元月薪邀请杭鸿志去他那里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12月1日上午，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陆大附近，杭鸿志等在陈济生的带领下前去欢迎。解放军十八军杨参谋长接见了他们。他们对解放军表示欢迎和致敬，汇报了陆大的情况，同时把陆大的车辆交归解放军指挥。之后他们就回到陆大召开全校人员大会，宣布起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陆大起义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了很大震动。紧接着，当年陆大的优秀学员在四川各战略要地先后起义。解放军解放西南的战役很快于12月底胜利结束。 　　调入南京军事学院，担任教员组组长 　　杭鸿志于1950年被选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当时在军事学院工作的原国民党军官教员占了全院教员总数的80%。负责创办军事学校的刘伯承在生活上对他们非常照顾。凡教员的办公桌椅、家属住房都优先照顾，甚至连文娱晚会票也规定给教员每人两张，带夫人一起去。刘帅视力很差，但经常审批教员的教案，用蝇头小楷进行修改。刘帅的言行使杭鸿志等广大教员深受感动，激励他们刻苦钻研业务。 　　建院初期，图书资料十分匮乏，杭鸿志把自己珍藏的军事著作六大箱全部捐赠给院图书馆。杭鸿志先在战史教授会任教员，后又到司令部工作教授会任教员组组长。他在司令部工作教授会的时间最长，一干就是7年多时间。演习是军事学院教学训练的重要内容。杭鸿志组织参加了1951年6月安徽临淮关陆军师江河进攻实兵示范演习，这是解放后我军首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他在教学过程中，对学员循循善诱，尽心尽责。 　　刘伯承亲自题词：为保卫国防而做有德有才的教师 　　解放初期，南京军事学院有许多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为我国创办高等军事学府做出了贡献。但也有少部分苏联顾问，看不起中国教员。一次，一位中国教员到一位苏联顾问那里希望得到指导，这位顾问看都没看，就在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使这位教员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杭鸿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想，要不依赖别人，自己就必须能站起来。他刻苦钻研军事学术理论，很快编写出了《司令部工作概则》和《师防御战斗的司令部工作》等讲义。杭鸿志的突出成绩，受到了刘伯承的表扬，被授予首批优秀教员称号，刘帅亲自题词“为保卫国防而作有德有才的教师”。 　　当时，为了加快对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非常辛苦，每天教学采取8小时一贯制，上午6堂课，下午与晚上对学员作解答，中午不休息，大家很快地吃些点心，就算了事，经常工作到深夜。对学员们提出的比较复杂的问题，杭鸿志他们还需要“开夜车”，第二天很早又起床了，仍然精神抖擞，刘伯承元帅对他们的评语是“三更灯火五更鸡”。 　　为祖国统一鞠躬尽瘁 　　1958年11月，杭鸿志转业到江苏省政协工作，担任省政协对台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文革”期间，杭鸿志历经磨难。 　　“文革”结束后，年迈的杭鸿志仍牵挂祖国统一大业。他呼吁台湾当局与在台故友和中共携手合作。为做好这项工作，杭鸿志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频繁接待台湾和海外友人，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等组织的许多重要联谊活动。 　　在与海外友人的交往中，杭鸿志十分注意工作方法，让来访与探亲者亲身体验。有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国民党高层人士，30多年后再回大陆，登上中山陵，看到陵园被保护得如此完好，不禁肃然起敬。他回去之后，接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在海外游子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1987年的深秋，杭鸿志在厦门参观，手持望远镜远眺金门，面对海峡，这位为两岸架桥努力30余载的老人不禁动了感情，满怀信心地对随行人员说：“祖国统一的这一天一定能看到，一定能！” 　　子女眼中的父亲 　　在儿子杭树欢的眼中，父亲杭鸿志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杭树欢说：“父亲过80大寿时，我想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好好庆祝一下。父亲知道后，连忙摆手，说‘不用，简单点就好’。”后来民革的同志自发地为他祝寿，送了一个生日蛋糕和一块寿匾。他便亲自买了一些月饼送给民革的每一位同志，表示感谢。 　　而对于孙辈来说，杭鸿志更多体现出的是慈爱。1974年，杭鸿志去大西北看望女儿杭树美一家，女儿在纪念他的文中这样回忆父亲的探亲经历：“外公来后，孩子最高兴，因为他们多了个依靠。一天中午，江江(杭树美大儿子)放学回来，刚进门便嚷嚷道：‘外公，今天有二指膘的大肉(指猪肉)，快去买肉，快去买肉！’当地猪肉供应比较紧张，听完外孙的话，老父亲匆匆赶去，肉早已卖完，连一根骨头都没有了。看着两个长得又高又瘦的孩子，老父亲只好经常去小饭馆炒几个带肉的热菜(纯肉的菜不供应)。因为当地的口味很辣，所以老父亲总是特别嘱咐：‘别放辣椒，别放辣椒。’” Continue reading

隐蔽战线的斗争，不见战火硝烟，却见刀光剑影。不见肉搏厮杀，却见生死命悬。一片波谲云诡、扑朔迷离背后，是不见血的较量，是斗智斗勇、坚贞不屈的生死考验。 1947年秋，在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保定、兰州乃至上海等地的秘密电台相继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曾藉“北平谍案”之功，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我党这次隐蔽战线的重大损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又给中共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1947年3月，中央机关为了作战需要撤出延安，在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在此期间，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源源不断地向中央传递信息，让中共中央对胡宗南部队了如指掌，从而在周旋中占得先机，安全无恙。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都已出现反攻势头。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挥师南下，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摆开一个倒过来的“品”字阵势，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同时，西北野战军趁国民党刘戡、董钊等部南撤之机，乘胜追击，相继收复葭县、吴堡、靖边、子洲、横山、吴旗、安塞、志丹等地。华东野战军也在此时发动了胶东保卫战，先后歼敌六万余人。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一举攻占17座城市。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北段连战连捷，既全歼河北保安第六纵队，又将冀东重镇沧县、青县、永清以及兴济、马厂、唐官屯、陈官屯等车站、据点一并拿下，直接威胁天津防务。随后，晋察冀野战军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又一举解放石家庄，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敌人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先例。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也从朱官寨移师葭县西南15华里的神泉堡。 一封非常密电预示隐忧 时间到了9月，在陕北的一个秋夜，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被一份来自古都北平的密电搅得睡意全消。这封密电来自中共北平秘密电台，电文说：“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刚由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改为保定绥靖公署主任的“封疆大吏”——孙连仲。而电报则出自时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这封密电所传递的似乎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却并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的欣喜，反倒大为震惊，因为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建立于1946年，隶属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北平情报小组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作用重要的地下党组织，其情报网络十分广泛，甚至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正因为能够接触到国民党核心部门，他们提供的情报不仅准确、及时、而且机密性极高，参考价值非常大，多次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的作用，曾多次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 此次密电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而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少将就是通过他，认识了叶剑英，后来由叶剑英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谢士炎加入党组织后，积极为党工作，先后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但是，即便北平小组有这样高端的情报来源，但与孙连仲这样人物接触却属于统战工作的工作范畴，并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的斗争最忌节外生枝，如果盲目地建立横向关系，会增加不必要的危险。所以，北平秘电台发出这样一份密电，势必会把其情报系统完全暴露在危险当中，极有可能陷入敌人一网打尽的圈套里。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周恩来自然深晓其中利害关系。所以，当他看到这封密电时立即意识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于是，周恩来派人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说：“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告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北平秘密电台上。 情报工作疏漏埋下祸根 屡建奇功的中共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先不论国民党情报机构的监听、搜寻力度，其实，当时北平秘台本身的工作疏漏就已经给自己埋下了诸多隐患。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极为迫切，中央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大量的情报信息迫使北平电台不得不每天发报，有时每天发报时间达7个小时，这样连续不断，而且持续时间长的电波很容易被监听到。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平密电台还越界工作，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身为孙连仲“智囊”的他极力想促成孙连仲起义。但是，当时孙连仲的态度并不十分明确，他所属兵力也不多，华北国军的主力部队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如果孙连仲贸然起义，一旦有失，必会被第34集团军围歼。所以，中央判断孙连仲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故对余心清的密电并没有积极回应。但出于良好的愿望的余心清却十分“积极”，他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在招待会上，他当众传达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孙连仲将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这一举动造成了巨大的反响，美联社随即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巧的是，此时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同时查出孙接触的中共情工人员。蒋介石亲自命令调查，加大了国民党当局的调查力度，从而拉开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惨遭灭顶之灾的序幕。 当年负责侦测北平密台任务的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容德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严格训练。接受任务后，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的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所在位置，其采用的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而身处危险之中的北平秘密电台全然不知，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的同时，也日益清晰地暴露着自己的位置。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500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从早上6点钟开始发报。 未防“飞贼”监视电台暴露 国民党保密局圈定的这一范围当时有近百户住家，电台究竟在哪一家？况且侦测车还不能精确地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大张旗鼓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造成将电台转移、失去线索的结果，那岂不是竹篮打水？面对繁复和两难的局面，保密局颇感棘手。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算是大功率的电器了。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所在。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当场抓获。没有直接证据，保密局很难给被捕获者定罪。 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内号称“活阎王”的特务头子。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斗争。经谷正文之手．20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1955年4月11日，他还策划、实施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段云鹏这个名字在国共两党的情报部门可是赫赫有名。在“军调”期间，他曾参与密谋刺杀叶剑英，未能得逞。此后，他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市长，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他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 谷正文给段云鹏的任务是：每天清晨五点钟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6点钟开灯起床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段云鹏就有了重要发现，他发现交道口京兆东公街的24号院，每天大约在6点10分左右都会开灯，一个男子在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便会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子，将箱子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样子十分像发报。不过因为屋中的男子背对着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7点钟，男子又会把箱子放回床底下。段云鹏的这一发现，实际上就是北平秘密电台的工作规律，一个苦心隐藏、工作出色的地下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遭遇预谋抓捕叛徒变节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人们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其实，在专业的情报人员眼中，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场景，真实的现场不可能这样，“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那样即便电报员没有像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收报的一方警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 抓捕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的时候突然进入抓捕，这样才不会惊动其它电台，整个的情报系统也不会产生怀疑。而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做文章的价值，甚至可以将它反利用，扰乱对方的情报系统，造成情报混乱、真假难辨的局面，成为情报战中的一颗好棋。而且，刚刚发完报的报务员会短时放松戒备，没能第一时间销毁电报稿，所以情报的内容也可一并查获。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要抓捕“活电台”。 那天清晨，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发完电报后，他像往常一样正收拾设备时，屋顶上的段云鹏给特务们发出了信号，一伙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获。 当时，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秘密电台共有4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政宣的妻子）和李毓萍（孟良玉的妻子）。4个人当场被抓。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底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 当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却有了交集。大量电报底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迅速扩展蔓延，成为整个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李政宣被捕后很快叛变，他供出了组长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又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特务抓捕了余心清等人。特务们随后又对董剑平等人进行了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也相继叛变，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中共5位重要情报人员，他们分别是时任国民党司令部一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参谋处少校参谋、代理作战科科长朱建国、二处少校情报参谋石淳和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上尉交际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保密局的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小觑，负责人当即密电南京，将案情详尽上报。南京方面获知后极为震惊，郑介民先是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处理案件，不久，自己也赶到北平，亲自指挥。 随着国民党方面调查的深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的阴霾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不仅覆盖了北平地区，甚至我党整个北方情报系统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一场更大规模的抓捕和杀戮即将开始。 叛徒瘟疫蔓延血雨腥风 北平秘电台被破获后，设在西安、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庞大的北方情报网渐渐被勾勒出来。9月29日，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市被秘密逮捕。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有5天的时间。这宝贵的时间足以让王石坚组织人员撤退，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撤退呢？这要回到前面说的那颗“好棋”了。原来，叛变后的报务员李政宣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联系，这就造成了北平电台安全无恙的假象，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有任何的察觉。从而造成了整个北方地区情报系统的大灾难。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有的重大损失。更令人气愤的是，被捕后王石坚也没能像早年一样经受住考验，他很快就叛变了。王石坚的叛变宣告了整个北方情报网的彻底完结。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前后不过10天时间。国民党保密局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破坏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功劳”最大的是那些可耻的叛徒。因为特务们掌握的线索大部分来自李政宣等叛徒的口供。不仅如此，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要想将一个情报系统的彻底破坏，还需要一个人的“配合”，那就是这个系统的直接负责人——王石坚。从抓捕过程中保密局特务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的情况来看，王石坚的叛变也是十分彻底的。 北平秘密电台一案牵连甚广，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先后有一百多人被捕入狱。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遭到了严刑逼供，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有人坚贞不屈，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最后慨然赴死从容就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北平五烈士”。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每一场战役的背后，都浸透着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工作者的鲜血甚至是生命。我党的情报工作正是在这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这其中有教训、有经验，它们是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宝贵财富。 Continue reading

此案是1949年中华民国甘肃省轰动一时的凶杀案，邱宗浚中将、邱定坤少将全家十一口一夜灭门，案情曲折离奇。 据甘肃省档案馆资料记载，1949年5月17日早上8点多，甘肃省会警察局刑警大队长范宗湘接到电话赶赴兰州市左公东路（如今旧大路）六十九号火灾现场，也就是邱宗浚公馆。 经核查除邱宗浚长孙女邱光慈（13岁）因患扁桃腺炎住院动手术和照料她的佣人宋嫂幸免于难外，邱氏全家16日晚，一家老小连同司机、保镖、水夫等十一人均被杀害。邱宗浚头部、颈部、腹部均被利剑所刺，其馀人被斧劈死、钢管捣死。在邱氏房内墙上还有：“十年冤仇 一夜报之”字迹；另一说写“二十年冤仇一夜平”。凶手在作案后企图焚尸灭迹，但因房门紧闭氧气不足，致使火灾没有发生。 范宗湘检查现场时，兰州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臧景芝少将和兰州宪兵23团副团长刘自力也到场，二人也见不得那些血尸，匆匆离去。当西北长官公署副参谋长蒋德裕少将来时，竟昏倒在地。 邱宗浚，裸体入睡时，用利剑先刺入脖颈后，又将剑插入腹内杀死；头部有斧伤8处，脖颈上有手勒印痕，右眼珠突出。邱定坤，邱宗浚儿子，又名邱毓熊，约40岁。遭鸟枪击毙。子弹由右额太阳穴射入，从左耳根穿出，血迹不显。身着黄毛料军装，佩陆军少将衔肩领章，面色自若未变。费伯萍，邱宗浚儿媳，约30岁多，满族旗人，入籍北平。她烫发头，足登红高跟皮鞋，脖颈上佩戴项链，脑后有斧伤两处，口中塞有布巾，短袖旗袍被撕开，有被性侵犯过的迹象。邱光华，邱宗浚长孙，15岁，中学生。据厨师刘清海讲，他一直同其祖父邱宗浚同睡一床。因斧劈后脑而死，背、腹部斧伤累累。邱光锐，邱宗浚次孙，7岁。用钢管在头部以捣蒜式戳死在小床上，血肉模糊，难辨真容。邱光丽，邱宗浚次孙女，5岁。用钢管捣死。脑浆四溢，血肉模糊，面不成形。红绸蝴蝶结仍天真扎在头上，两只小手向前扬起，似做掩护状。毕殿俊，司机。用手和绳卡勒脖颈气绝。郭石发，水夫。用斧劈砍头部毙命。何德沅，佣人兼保镖。斧砍杀痕，头颅上有钢管击打伤痕。何德发，佣人兼保镖。双手被反绑，口塞布巾，头顶斧伤3处。陈宗实，系商业银行会计主任、非邱氏亲属，当晚看戏散场后搭车同行。脑后斧伤3处，颈部有手勒印痕。 邱宅共分前后两院。前院设有门房、停车场、花园。里院则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在院中一角还有狼狗五只，安然以卧，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门窗的也未发现扭撬痕迹，院墙也没有翻越痕迹。这很显然是有内线接应，而嫌疑最大的就是负责看门的邱家副官齐雨田，可是案发后他又神秘地失踪。 在清点邱家财物时，发现邱家账簿上记载的金条、金砖、羚羊角、各类种表、衣料、皮货、古董、银元、金银首饰已不知去向。很显然是一起劫财杀人案。另外，再根据杀人之多，手段之残忍，可见案犯与邱家必有深仇大恨。还有在清点过程中发现了盛世才5月3日写给邱宗浚信、电报，内容表示仇人主要是“由新来兰之人”。 信中内容： 陟翁岳父大人钧鉴： 因兰州环境日益复杂，由新来兰之人日益增多，希大人应准备来渝较为妥当。其他一切，均托由彭处长。 子婿盛世才叩 5月3日 电报内容： 请全家早来台湾，避免将后为共产党人及仇人所害。 兰州警察总局成立了由局长郭庄负责的“破案委员会”，并寻找副官齐雨田的下落，以了解证实案发时的情况，据分析有两种可能：一、与凶犯勾结，充当内线，也可能被同伙灭口；二、案发当时即被杀害运走，以转移侦破视线。案发十几日后，邱宗浚次女邱毓英及女婿汪鸿藻由宁夏抵兰，盛世才也从台北市派人捎来一封信，交由汪鸿藻面呈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马步芳责令甘肃省政府下令警察总局限期一周破案，警察总局立即派出两百余名办案人员昼夜奔波，捕获线索；当时兰州青帮头子张友贤、杨尊一，洪帮头子吴兰亭、闵铸九等也为侦破工作奔走出力。还有散布于全市各界的明暗线情报调查人员，对全市进行拉网布控。 《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兰州日报》、《大公报》等各家报纸，对邱家的案发、侦破也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社会各界均认为这是因果报应。 正当一筹莫展之计，忽然有人向警察局刑侦大队长范宗湘报告说，有人在南关什字一带出售当于四五十两黄金的羚羊角，但要价甚低。范宗湘马上带人把出售者抓来审问，得知这个叫梁天合的无业人员所卖羚羊角是受一个叫张占生的木匠朋友委托出售。梁天合带路，范宗湘立即带人在张占生家当场搜出费伯萍的数件金饰物。张占生供认5月16日那天晚上，一个名叫刘玉山的木匠叫他在邱家把风放哨，其余人进院子行凶。等刘玉山他们出来时，分给他一些东西，并咐让他不要泄露。刑警队顺藤摸瓜，依次抓获案犯刘玉山、陈永春、孙立勋、关子章、王祥仁等案犯。据抓获的案犯供认，齐雨田是内线，还有刘自力、刘忠贤、童朴庵、尚德荣等人参与，后因兰州形势紧张，对外逃的案犯也再未追踪。 主谋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居然是来过惨案现场关心的蒋德裕、刘自力。这两人皆是盛世才在新疆时的干将。 据法院纪录，主谋蒋德裕原系盛世才新疆骑兵师师长，1946年来兰定居，因赌瘾、鸦片瘾、挥霍无度而负债累累，又蒋的部下流落兰州，生活困苦。蒋德裕曾请求邱定坤投资兴办企业，捐助东北同乡，竟遭邱定坤拒绝，遂记恨在心，图谋报复。据谋犯说邱定坤曾言：“我的钱宁肯倒入黄河，也不给没良心的东北人。”[7]蒋德裕则答称邱宗浚在新疆依靠其婿盛世才权势，邱氏父子多次杀害原东北义勇军转赴新疆的将士，又残害新疆各族人民，故决计要杀邱家满门，为东北义勇军死难将士和受难的新疆人民复仇。据蒋德裕交待，5月16日案发当晚9时左右，众人乘卡车到邱宅门口，在听到刘忠贤的叩门暗号后，齐雨田打开大门。一拥而进的凶犯将郭石发、何德沅、何德发兄弟3人用利斧砍杀。紧接着刘自立、王祥仁、童朴庵三人直奔邱宗浚房门，将同睡一床的邱宗浚砍死、邱光华砍伤致昏，后分至各房将邱光锐、邱光丽小兄妹用斧、铁管、刀杀死。刘玉山去邱宗浚房中查看，发现邱光华尚有气息，顿起恻隐之心，拉过一床被子将邱光华裹起塞到床底。后刘自立反身进屋搜寻财物，见邱光华未死，不顾哀哀求饶一斧砍死。晚23时许，去金城剧院看完电影的邱定坤夫妇与搭车的陈宗实回来鸣号叫门时，凶犯一拥而上将四人抓住。邱定坤由刘玉山等架至东房逼问；费伯萍则被架至上房性侵。陈宗实表白他是来赌博的局外人，要求放他回去，刘自立二话没说一斧毙命。司机毕殿俊拼死搏斗，被刘自立双手卡住脖颈窒息而死，孙立勋又补杀一刀。邱定坤稍事镇定后说：“朋友们来了多少人？没什么关系，拿些钱去花吧……”刘玉山说：“我们来人很多，是为报仇而来，决不是为要钱而来。”此时上房传来一声惨叫，费伯萍被刘自立一斧砍死。邱定坤才绝望地说：“请你们给我一个痛快吧……”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磨蹭逼迫，邱定坤说出存放金银财宝的地方和箱柜钥匙号码，遂将其杀害。凶犯们一阵搜索，财物到手已是17日凌晨4时，遂急忙将全部尸体布好引燃装置后乘车离去，却因房门紧闭室内缺氧始终未燃烧起来。 案件审理期间，新疆省内人士曾自发组成一支由艾沙·玉素甫·阿布甫泰肯率领的36人慰问团，专程来兰探视被告蒋德裕等人，并高呼“万岁”。阿布甫泰肯表示，被害人罪有应得。 同年8月12日，特别军法处以共同抢劫杀人罪，判处首犯蒋德裕、刘自立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判处刘玉山、孙立、陈永春、王祥仁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判处张占生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判处关子章有期徒刑7年，剥夺公权7年。 蒋德裕：1902年生，原籍河南，九一八事变后在北满同日军作战，加入东北抗日救国军任上尉连长。随马占山部东北军由苏联转道入新疆，新疆军校第三期毕业。因为镇压叛乱有功，被盛世才提为少将师长。1949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秘书长。7月10日蒋德裕自杀。臧景芝：开原人、东北军义勇军、新疆军事顾问。1949年任兰州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玉山：其父原任呼图壁县县长以无辜罪名被盛世才杀害。1949年为木匠。刘自立：吉林梨树人、马占山骑兵旅骑兵少尉、迪化警备司令部中尉、录事、骑兵营长、阿山骑兵团长。其弟刘自山在伊宁警察局长任上全家四口被盛世才杀害。两位同窗好友也惨遭毒手。1949年刘自立任兰州宪兵23团少校副团长。齐雨田：邱家门房副官为内应刘忠贤王祥仁童朴庵孙立勋陈永春关子章尚德荣张占生：木匠。负责把风。1949年8月12日刘自立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刘忠贤、臧景芝、尚德荣、童朴庵、齐雨田五人因外逃远方并未归案，在解放军占领兰州之后相继获得大赦。 当年邱家唯一的幸存者邱光慈由亲戚带领离开了兰州，她首先到台湾，后又旅居泰国、新加坡等，最后定居美国芝加哥。 时任大队长的范宗湘警官写《邱宅大血案》记录此事。据其儿子范学良所述，邱定坤长女邱光慈1970年代还来看过范宗湘。 Continue reading

民国箱尸案总共发生了两起，其中一起是戴笠麾下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王天木在青楼杀人事件，另一件则是发生在天津的董玉贞被丈夫肢解案。 王天木箱尸案 1934年春天，王天木与天津行动队的队员胡大虎相约，一同前往青楼寻欢作乐。两人在青楼中看中了一个姑娘，却被另一位陌生顾客抢先，引发了激烈争执。胡大虎一怒之下，将那名陌生客人打死。原本，他们打算把尸体装进箱子里，再用黄包车运走处理掉，但事情很快败露，引起天津各大报刊的争相报道。事件一经披露，局势变得无法收拾，甚至连蒋介石也听闻此事，他勃然大怒，下令将这两名成事不足的人枪毙以儆效尤。最终，胡大虎被执行枪决，而王天木则在戴笠的保荐下幸免于难，保住了性命。 董玉贞被丈夫肢解案 董玉贞出身特殊，她的父亲董政国曾担任民国陆军师长，这也导致她与丈夫李允之之间长期因家庭地位问题产生摩擦。1947年10月30日，《天津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李董玉贞，35岁（已故董师长董政国之长女），于36年10月25日下午5时，从十区大理53号乘三轮车外出后失踪，遍寻无果，如知其下落者请赐信，必有重谢。此启事一出，立即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由于董玉贞夫妇身份特殊，天津警察局非常重视此案。当警方调查三轮车夫是否涉及谋财害命时，董玉贞的妹妹董玉芝却怀疑起了姐夫李允之（又名李宝）。 当警方准备将案件以三轮车夫谋财害命结案时，董玉芝前往警局告发姐夫，并揭露两人之间的矛盾：李允之有外遇，还在外面买了房子养情人。顺着线索，警方找到了情妇施美丽。施美丽当然否认自己参与杀害董玉贞，但就在此时，李允之的生意伙伴芮乐向警局报案：施美丽把两只散发臭味的皮箱放在自己的车库里。警方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发现里面是被肢解的董玉贞，案件真相终于大白。 施美丽与李允之合谋杀害董玉贞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董玉贞性格强势，让李允之长期不满，加上当天董玉贞向李允之索要钱款购买皮衣，两人发生争执，董玉贞在扭打中被敲死。为了掩盖罪行，他们将尸体分解装入箱子藏于朋友车库，同时刊登寻人启事，伪造三轮车夫谋财害命的假象。 Continue reading

1947年，湖南邵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永和金号劫案，案犯所用的下毒，杀人，劫财，放火手段，惨烈至极。 　　然后震惊全国的却是，凶手竟然是当时邵阳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孙佐齐，同案犯有专署机要秘书傅德明等人。 　　如此血腥、离奇的惨案，又“官匪一家”实在是突破了民众的心理底线，令人恐惧震惊。 　　而案发后，又是官官相护，主谋先是轻判，最后居然释放了。 　　1947年5月4日，黎明未及，“湘中咽喉”的重镇邵阳，诡异般寂静。 　　突然间，东直街附近火光四起，焦味扑鼻，不停传来惊呼声，“失火啦！救火啊！” 　　“清晨五时，本市三府婆井口岗警，发现火警后，即驰报城区警察所，旋六区专署警察所，建治镇公所、消防队等均先后闻警，赶到努力灌救，始将火扑灭”，5月10日出版的《大公报》记录，全城警报声迭起，从梦中惊醒的市民们，不论男女老少，匆匆披上衣服、踏双便鞋，往火光处奔去。 　　晨光慢慢笼罩邵阳城，失火的永和金号店铺被照亮，在邻里街坊和消防车的轮番“水阵”下，铺面的火势得到控制，几乎不见明火。唯恐被火灾殃及的周边商号稍稍松了一口气，见到金铺内的情形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屋内横七竖八躺着多名不省人事的伙计，即使在大火熊熊烈焰下，不见任何动静，这些躺着的伙计正如报纸记载“正口流涎沫，酣睡如泥”。 　　“五月四日黎明前，发生空前未有之毒、杀、劫、烧巨大惨案，六人中毒，一人中毒后烧死，一人被杀十余刀惨死，焚毁房屋一栋，损失金饰一百余两。”一同赶来灭火的还有城中诸多政府部门，损失很快就得到查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失火案，这是一起针对金铺财务的凶案。 　　下毒 　　逼迫伙计服下“真言丸” 　　5月4日上午，在余烟未尽的永和金号案发现场，警察和检察官在桌子上发现了药丸，在墙角处地上发现了贴有“真言丸”的彩色纸盒。 　　相继苏醒过来的店铺伙计，疲惫昏沉之间，也将中毒的矛头直指“真言丸”。 　　“据该店店员鄢子和称：十时许有人来店，胁迫各服丸药十枚，即昏迷不醒。”5月6日，带着油墨香的《晚晚报》报纸，以头版位置、醒目标题率先披露案件，并引发一片哗然。 　　最先醒来的鄢子和交代说，案发前一天，也就是5月3日晚上，店铺关门后不久，便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伙计们将门打开，一位自称是专署派来的傅德明，持有专署专员孙佐齐的手令，说是查共.\”产:\”-党。傅德明说店内职工陈汉章被专署逮捕后供称，永和金号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并要将全体人员带到专署去接受审查。当时店内所有人都辩称与陈汉章没有牵连，不希望被带去专署。傅德明说，不去专署也可以，为了保证说实话，必须把这个“真言丸”的药吃下去。还说这是最近从美国进口的新药，谁吃了以后都会讲真话。伙计们不想被抓到专署后遭严刑拷打，领了“真言丸”吃下，吃完就要睡觉，大家纷纷倒头就睡了。 　　将药丸送至邵阳当地医院，随即被证明是一种安眠药。医院医生介绍，“吃两片可安一宿，吃五六片不死也会大病一场，倘吃八九片以上，如不及时抢救，三四个小时以后，则定死无疑了”。 　　正当案件迷雾重重，线索千头万绪的时候，人称“老虎县长”和“草鞋县长”的邵阳县长徐君虎，面对着迷雾重重的案情、千头万绪的线索，回忆起自己也曾被诬陷吃了十多年牢饭的经历，又在听了鄢子和等伙计的讯问后，思忖良久，心有盘算。 　　头中数刀，刀刀凶残 　　案件的惨烈，远非“真言丸”这么简单。 　　店内8人，除6名中毒者被救之外，另有一人“被袭身死倒卧于血泊之中”，一人“已成焦炭”。 　　据详细披露案件细节的《大公报》5月10日报道，被焚后的店铺一派狼藉，走入铺内“满地皆是水，营业房间空空无物，仅两天秤置于柜上，营业间后面为客厅桌上放茶杯七个，其余椅几凌乱，地上鲜血一堆”。 　　“店内被焚房屋瓦砾堆中之尸骸，经谢首席检察官等查明，系学徒金海水，验明确系被火烧死。随后检察官等又至中山公园熙春亭检验，另一个被杀之尸体，查明系该店店员饶文清。”报纸对死者的状态进行了细致描述。 　　被刺死的饶文清才二十来岁，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着宝士林布长衫、青布蓝棉袄、白洋布汗衣裤，发现时灰色袜鞋已脱掉，衣服口袋内还有一张中央银行千元新法币。被害时“满头鲜血，鼻头被杀一刀，右上唇一刀，头顶及颅后六刀，右耳一刀，胫间四刀，共计十余刀，均系尖刀戳刺创痕，血肉模糊”。 　　当时的邵阳城还有些冷，案发后雨一直下不停，风也急呼呼地吼着，窃窃私语的老百姓们想着：这是老天爷在为死伤者鸣不平吧。 　　放火 　　劫金后企图烧死一屋人 　　下毒后杀人，杀人后放火，犯案者的凶残，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 　　“那天晚上九点钟，到永福药号调查一个奸匪案件，谈了四十分钟才到永和，令永和店员吃丸药，十二点钟以后，又到专员公署去了。过了许久，又到永和金店，用鎚子迎头一下，把饶文清打昏，并且用刀把他杀死，搜取金饰，然后放火。”在5月25日的《国民日报》第三版，专署秘书傅德明，这样供述自己的行为。 　　作案当天，在毒晕并杀死伙计之后，傅德明将永和金号保险柜里所有首饰财物，用桌布系成一袋。当时已过晚12点，邵阳城断了电，点着微微亮的煤油灯在金铺内摇曳着火苗。搜刮完财物的傅德明顺势端起煤油灯，将灯油往屋内各处泼洒，并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房屋。 　　店员鄢子和在讯问口供中称，“（金号）共150两，除衡阳总号提出29两外，尚有121两，但各方清点结果，金店仅剩余金戒指48个，金耳环36件，金项链2副，金名章1个，又小金戒指3个，另一模型中嵌有未制成之金牌一块及碎金若干，总共仅约十余两，另法币六万两千一百元，银洋1118元”。 　　熊熊火焰窜到空中，服下“真言丸”的伙计们还在昏迷中，试想，要是邻里街坊发现得晚，或者消防车来得慢，被烧死的就不仅仅是中毒学徒金海水一人了。 　　恐吓 　　威胁检察官“注意子弹” 　　杀人 　　在安置好中毒者就医，安排好举报者安全事宜之后，县长徐君虎回到县政府办公室，拨通了顶头上司、专署专员孙佐齐的电话。 　　徐君虎直接挑明，专署秘书傅德明有重大嫌疑，并请求将其扣押，不料，电话那头传来极不耐烦并带有恐吓的埋怨：“我看’永和金号’惨案还是你们邵阳县政府干的！”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邵市某药房有人向店主说：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安眠药片是从你这买的，否则你药铺开不成，生命也活不下去。现在药价每粒若干，买了多少粒，都有了证据，但未至公布时期。买者确是傅德明。”5月16日的《中央日报》这样记载，而傅德明正是在这间药铺购买了100片安眠药，并顺利在专员孙佐齐那里拿到了侦查手令。 　　案件细节被媒体记者和侦案人员层层破开，民怨沸腾，商会、同乡会日日聚会、上书、召开新闻会，要求严惩凶手，但恐吓还在继续。专为此案成立的邵阳各界声援惨案委员会收到密信，上写“事不关己何太劳，侬时知体真英豪。忠言不听防后悔，手枪炸弹助吾曹”。 　　省政府派出的专案要员、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汪廉在明察暗访时，也受到威胁，密信送至办公室，“汪某知趣一点，注意子弹飞进你的脑袋。” 　　名词解释…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