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編第69師政治部第二科       上尉科員 民35年10月至36年8月 「搶修魏大橋工程如限完成，獲師長戴之奇將軍賞識，部隊進抵宿遷，上峰以我『資深績優』，(10月1日)調昇第二科上尉科員，專負民運工作。隨後負責國慶紀念大會籌備時，又以『日夜工作，勞怨不辭』記功一次。」(先父自傳) 35年8月下旬，整六十九師與友軍協同向宿遷進攻，途中經睢(濉)寧縣的魏大橋，因橋樑遭共軍破壞，阻礙前進路線，政治部奉命徵集地方民力，配合工兵限期修復，這是爸爸負責的民運工作，雖新到職僅4週，但仍如期完成任務，部隊得以及時通過，繼續攻擊前進。師長戴之奇將軍因此對爸爸印象深刻。 感謝軍友60砲長找到當年美國生活雜誌記者隨同整69師行動，拍下的許多珍貴照片，上面這張很可就是爸爸受命修復的魏大橋。 魏大橋在睢寧縣政府以西約7.5公里，下圖是Google maps 的衛星照片，現在已經修建成4線車道的公路橋樑。                 8月27日，整六十九師進占睢寧，29日攻克宿遷。圖片來源 : 國民革命軍戰史，國防部史政局編印。 行政院研考會檔案管理局所典藏的國防部檔案中，保存了民國35年7至12月，每月1冊的「整編第六十九師陣中日記」，逐日記載整六十九師作戰經過。但其中唯獨缺了8月份，讓爸爸在整六十九師立下的首功，沒能留下正式紀錄，真是遺憾。     所能找到最接近的紀錄，是整六十九師編印「抗戰勝利後 綏靖第一年」中，8月27日的作戰經過記載「工兵部隊趕修魏大橋及公路」。 整六十九師政治部上尉科員派令(回溯10月1日生效)。35年10月28日，爸爸到任不到3個月即晉升上尉，調任政治部第二科上尉科員。 整六十九師35年10月10日的陣中日記，留下「上午十時宿遷各界在西門外公共體育場舉行三十五年國慶紀念大會」的紀錄。爸爸負責籌辦大會，以「日夜工作、勞怨不辭」，獲記功一次。 蘇北剿匪時，爸爸留下一張騎馬的戎裝照，高大英挺十分神氣。這張照片爸爸一直留著，原照片只有3吋大小，民國60年時，爸爸還特別找照相館翻拍放大，置於客廳酒櫃，可惜如今遍尋不著。 四叔純正公抗戰後期在一七二師政工隊，此時也因部隊改編，轉入整六十九師政工隊，兄弟二人在同一單位。 12月初，國軍再興攻勢，其中整十一師攻擊沭陽，整六十九師由宿遷攻向新安鎮(10年前爸爸初任稅警總團第五團第二營第四連准尉排附，即在新安鎮駐防)。共軍認為整十一師及整六十九師威脅最大，沭陽失守可能迫使共軍撤回山東。 整十一師是國軍勁旅，當時由名將胡璉擔任師長(兼宿新兵團司令官)，而整六十九師則重建不到半年，主力部隊99旅仍在後方整補，原有92旅(只有兩個團)、60旅外，編配預備第3旅、41旅及獨立工兵第五團，戰力參差將帥不熟，因此共軍決定集中兵力先打整六十九師。 12月13日，整六十九師從宿遷出發，14日師部進駐沭陽人和圩，16日共軍以3倍兵力分進合圍，切斷整六十九師與整十一師，將整六十九師分割包圍於宿遷以北一帶。戰至18日午夜，整六十九師各部「彈盡無援白刃作戰」，防線遭攻破，師部失守，師長戴之奇不願突圍，自殺殉國。民國54年國防部史政局奉老蔣總統指示，研撰「國軍對匪作戰成敗的戰例」，列舉十次成功與十次戰敗的戰史，作為後事之師。其中將整69師沭陽之役列為洩漏機密失敗案例，因為整69師被分割包圍時，通信兵竟在無線電中以明語告急，讓共軍截聽後得知師長戴之奇在人和圩，所以集中兵力猛攻人和圩，整69師因而戰敗。                  共軍分兵牽制整11師，再以優勢兵力分割包圍整69師各旅。圖片來源 : 陸軍第十八軍軍史，國防部史政處，民87年。… Continue reading

整編第69師政治部政工隊  中尉隊員 民35年8月至35年10月 「共產匪徒居心叛亂，逆跡大明，…重趨人民於水火，陷國家民族於危亡。故復還志於軍，35年8月應友人函邀，入99軍(整編69師)政治部，隨軍參加蘇北剿匪。」(先父自傳) 34年8月日軍投降後，共軍趁國軍接收空隙，進入長江北岸的江蘇北部地區，逐步占領鹽城、高郵等地。至35年1月，共軍已控制蘇北大部地區，直接威脅長江南岸的南京、上海。民國35年，國軍調集大軍開赴蘇北剿共。 離開部隊5個月後，35年8月爸爸重投軍旅，任整編第六十九師政治部政工隊中尉隊員，仍然負責民運工作。 整編六十九師政治部中尉派令 整編六十九師是由原來的第九十九軍縮編而來，抗戰時也在第九戰區，第三次長沙會戰時曾與一四O師協同作戰。 抗戰勝利後政府裁軍，原來的軍、師各降一級，番號改為整編師、整編旅，預定經過整編階段後，兵力員額減少為原來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實際上整編過程困難重重，加上中共軍隊又不依照協議共同縮編，反而在各地搶佔地盤，擴充武力。所以國軍的一個整編師仍然有20000多人，與原來一個軍的兵力相當。 整編六十九師下轄整99旅、整92旅及整60旅，也就是原來的九十九師、九十二師及六十師。爸爸在自傳中說：「應友人函邀」，而投入整六十九師，但未說是哪位友人。可能是抗戰時一起在第九戰區政治部的同僚，也可能是一四O師的舊識，因為一四O師抗戰末期解編後，人員併入九十九軍所屬的六十師與九十九師。 35年7月，整六十九師在朝陽集遭共軍攻擊，損失過半，師長梁漢明被解職，由戴之奇繼任。原所轄整編99旅脫離建制，後撤整補，另以41旅加入重組。 Continue reading

「八年抗戰終獲光榮勝利，戰士當可解甲歸田，另謀別圖。」(先父自傳) 抗戰勝利後，復員工作百廢待舉，裁軍尤為首要。八年戰爭民窮財盡，國家財政瀕臨破產，已無能力負擔龐大軍費。所以在民國35年2月25日，國民政府與中共簽訂「整軍協定」前，國軍已開始進行編遣，爸爸就是在35年2月底離開軍隊，以中尉階級退伍，時年30歲。 從民國25年1月考入稅警總團教導隊，到35年2月28日編遣復員，總共10年又2個月。 抗戰八年，前3年半歷經3個部隊的步兵排長，從上海打到河南，再轉戰湖北湖南一帶，大大小小戰鬥也有10幾次，所屬單位多次傷亡慘重，甚至幾遭殲滅，爸爸僅有腿部負傷，得以倖存，實在是命大。 抗戰的後4年半轉任政工，動員民力支援作戰，算是相對安全。沒想到復員後才不到半年，再次穿上軍服，又是三年半的苦戰。                           復員後到重投軍旅之間的5個月經歷，爸爸自傳中沒有交待，但應該是回到上海，看望多年不見的奶奶，記得爸爸曾說過，抗戰勝利回家時，最想吃的就是奶奶做的菜。姑姑記憶已經十分模糊，只記得爸爸從軍後都不曾回過家，如此算來應該有十年沒有見過奶奶了。 抗戰勝利後，政府大規模的裁減軍隊，對於投降的「偽軍」及東北「滿州國」軍隊希望收編的期望，也大多否決。國軍加上「偽軍」，數以百萬計的復員軍人生活無著，甚至無鄉可歸，此政策後來被視為一大錯誤。 當時政府裁軍也是不得不為，抗戰末期政府財政已是崩潰邊緣，幣值狂貶物價飛漲，若無美援貸款，國家早已破產，所以抗戰勝利後裁軍，降低軍費支出，是非做不可的事。原有部隊都要縮編遣散，又如何能納編投降的偽軍。 然而缺乏足夠的後續政策與經費，征戰多年，身無一技之長，家鄉人事全非的復員軍人，拿了為數不多的遣散費，就得離開軍隊自謀生活，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於是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幹八路」，讓中共撿了便宜迅速擴軍，成為日後勘亂戰事逆轉的原因之一。 老蔣退來台灣後，成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專責照顧退役軍人，還由長子小蔣親兼主任委員多年，就是要避免重蹈大陸失敗的覆轍。 Continue reading

國軍名將胡長青，祖籍湖南臨湘，家中務農，生於民國前5年，在6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自幼聰慧，性格剛毅，民國14年於湖南第3聯合中學畢業後，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踏上戎馬一生的征途。　官校畢業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11師排長，參與北伐轉戰湘鄂贛豫各地，參加汀泗橋、武昌、漯河等戰役，身先士卒建立戰功。16年7月，擢升為上尉連長。直到17年冬，北伐勝利，全國完成統一，胡長青考入陸軍大學第9期；20年12月畢業後，任陸軍第1師獨立旅第3團第1營少校營長；21年4月調升第1師第2旅中校參謀主任。　隨著共軍勢力日益壯大，胡長青於24年追剿豫鄂陜邊區共軍，策劃有功，擢升第1師上校參謀處長，後於陝甘寧邊區追剿共軍，卓有功績，深得上級倚重，於26年3月，第1師擴編為第1軍，胡長青則升任軍參謀處長。孤軍掩護轉進 居功厥偉　對日抗戰爆發後，胡長青調任第1師第1旅副旅長，26年8月，日軍進犯淞滬，胡長青率部拒敵於羅店，他沉著應戰，屢挫日軍銳氣。10月調任第1軍補充旅第2團團長，因治軍紀律嚴明，獲軍政部頒令嘉獎。27年2月，調任第1軍補充旅少將旅長駐信陽，執行撥補訓練任務，績效良好。當時隴海東線戰局轉劇，歸德形勢告急，奉命馳赴前線，接任第24師第72旅旅長，當時通往歸德路線受到阻礙，人民紛紛避難南下，商旅裹足不前，胡長青毅然隻身潛入敵後，率孤軍一旅馳聘於豫東，掩護大軍轉進，居功厥偉。　27年9月，胡長青調任第8師副師長，兼任陸軍官校第7分校第16期學生總隊長，培育眾多英才。31年5月，胡長青調任第45師師長，是年冬天，進入太行山敵後游擊，擾襲日軍，使其不得安枕；日軍以6師團之衆，4度進犯均未得逞，但苦戰經年下來，補給不濟，甚至得宰馬採蕨供官兵充飢，胡長青也因此積勞成疾，日軍於是放出謠言，稱胡長青已殉國，所幸官兵齊一心志，不斷奮力拚搏，逐漸瓦解日軍攻勢。33年，日軍傾巢進犯西南，貴陽告急，當時胡長青防守西安，因獲得空運支援，轉往南盤山設防，不久後移防昆明，改隸第5軍建制，並於日軍投降後，率師北上。　然而，日軍投降後，共軍擴大叛亂，於是胡長青35年6月奉命拱衛京畿，7月共軍竄擾江北，胡長青統率所部進剿，乘勝清掃高郵湖殘餘共軍，然而其他共軍勢力欲牽制我軍，遂切斷豫東隴海鐵路，胡長青率部奉命追擊，乃車運宿縣，進復碭山，續克永城、夏邑、虞城、單縣、曹縣、定陶等10餘縣，重挫共軍於鄆城、鉅野，攻克清豐、大名等地。9月18日，胡率部轉戰定陶，卻於前線，遭共軍擊中右胸，當場血流如注，性命垂危，但胡長青強忍傷勢，裹傷後繼續指揮，最終獲得勝利。隨後胡長青送至南京中央醫院救治，蔣中正總統關心其傷勢，親自前往慰問，並勗勉有加。屢挫共軍攻勢 戰功彪炳　36年3月，胡長青升任第69師中將師長，奉令警備廣州，清剿粵北共軍。8月，奉命恢復第99軍番號，增撥第268師，進而充實戰力，並自鄭州轉進蚌埠。11月進駐固鎮，阻止共軍南進，並先後於任橋、劉家湖、葉家湖、新馬橋、曹老集等地屢挫敵軍，解除蚌埠威脅。當時黃維兵團遭圍困於雙堆集，黃維兵團突圍時，胡長青率部掩護大軍轉進，防守淮南，此役三出肥淮，頗有斬獲，尤其是曹老集之戰，粉碎共軍指涉蚌埠企圖，厥功尤偉，奉國防部敘功嘉獎。　但在徐蚌會戰失利後，和談之說甚囂塵上，胡長青抱持「有我無匪」的决心，堅持戡亂到底，備戰於龍潭蕪湖江防要區，當時共軍已聚集長江北岸，企圖偷渡長江。當获港遭共軍攻陷，江陰要塞局勢猝變，首都背腹受敵，淞滬戰火將至，第99軍奉調參加上海保衛戰，僅第92師一部隨胡長青增援宣城，在兵力分割的情況下倉卒應戰，江南重鎮相繼陷落，胡長青深感國都蒙塵，生靈塗炭，憤不欲生，待部署突圍完畢，命副軍長率部轉進後，於38年4月24日，在宣誠指揮所拔槍自戕，彈穿左胸，所幸隨員搶救，轉往上海就醫。　38年9月，胡長青傷癒後，調任第69軍軍長，防守三台，隨著局勢逆轉，兵源補充不易，麾下第144師又遠戍川北平武、青川，阻隴西共軍南竄，在兵力分割下，戰力削弱。重慶失守後，中央政府遷往成都，但隨著共軍逼進，形勢危急，為維護中央政府安全，胡長青激勵所屬，務必固守陣地，誓與國都共存亡。為國族昭忠烈 樹立楷模 　然在共軍步步進逼下，於西南戰役一路攻下桂林、貴陽、重慶和南寧等大城市，大陸幾全面淪陷，只剩下胡長青堅守西康，保持西南一隅，以期建立反攻基地，並寫下一首《報國歌》，慨歎「青天白日下，正氣信常存，即令蒙晦蔽，雨過天復晴…報國雖有心，力量不能濟，顧前與後瞻，唯死以明志，願國脈永綿，共匪終必毀，於維我同志，力疾光先祖。」誓拚一死，以報國家。　39年3月，共軍傾十餘萬兵力，大舉圍攻西昌，胡長青奉命馳援，沿途苦戰兼旬，傷亡過半，孤軍困鬥3月，共軍集結，我軍陷入重圍。當彈盡援絕，胡長青知事不可為，堅不受辱，竟於孟獲嶺陣地前，自戕殉國，留下《報國歌》以明志，得年43歲，其為國盡忠，碧血丹心，足為國族昭忠烈，為後世立楷模，英名昭著，永不朽矣。（記者張晏彰輯；資料來源：《胡長青烈士傳》） Continue reading

　唐式遵是在他当上了已经无省的“四川省主席”后，离开西昌走马“上任”时丢掉性命的，可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插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蒋介石由重庆逃抵成都时，即派唐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省第一路游击指挥”，叫他协助胡宗南“死守成都”。但胡认为唐在四川无实力，起不了多大号召作用，对他并不重视，仅指派李犹龙、林树恩、王元晖三人与他联系。　　成都解放后，唐式遵辗转逃到西康汉源县羊仁安处。一九五①年一月底，他听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已经被捉的消息，官瘾大发，即刻和羊仁安前往西昌活动，要当四川省主席。曾托贺国光向胡宗南提过，胡只答应考虑，但久未兑现。　　二月二十日左右，胡宗南请唐式遵、羊仁安及随唐、羊同到西昌的罗八千岁（名已忘，汉源人，哥老会大舵把子）、周瑞麟、伍道垣等七八人，在邛海新村吃春酒，并约贺国光、赵龙方、李犹龙等作陪。　　春酒酿春昏，因此各人均大讲其昏话。首先是胡宗南，讲了一番“党国垂危，大家要同心协力固守西昌”一类的话。接着唐式遵说：“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背叛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人，也已逃往台湾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陆上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兼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往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唐空喊了一顿之后，贺国光接着来凑趣。他说：“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肝胆忠贞的，尚有几人？中央还不给以适当的权位，以施展其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戏演到这里，他索性加一把劲，大哭起来，弄得“声情并茂”。　　这一来，确也使在座的人，或者是发生了兔死狐悲之痛，或者是觉得有助兴的必要，因此都作出悲侧之容，默然不语。其时，坐在贺国光左侧的罗八千岁的孙女儿，即取出手帕交与贺抹其眼泪鼻涕。　　这样就静了场。有些人心想：戏已演开了，且看胡宗南这个主角怎样接唱下去。　　大概过了两分钟左右，胡宗南才站起来，用颤抖而乏力的声音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今天正是革命党人向党国效忠、对共产党坚决斗争的时候。象唐先生和贺先生两位这样效忠党国，我想总裁是一定要倚重的。我想建议总裁派唐先生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便为党国效劳，不知唐先生的意下如何？”　　贺国光感到正中下怀，立刻站起来说：“这是胡副长官的适当措施，时机迫切，事不宜缓。”　　由贺这么一催迫，胡也立即采取一个“事不宜缓”的措施。　　胡宗南即刻吩咐李犹龙当场似一电槁，保派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并当众念了一遍，然后叫人拿去拍发。三四天后，蒋介石复电照准，胡又叫李犹龙抄了两份，亲送给唐式遵和贺国光。李半玩笑地问胡：“那天贺国光哭得怎样？”胡说：“他是为唐式遵哭的。”李又问：“我不擅于拟电稿，那天赵龙文在场，为什么不叫他拟，偏要我当场出丑呢？”胡说：“你是四川人，经常与他们联络，在这些场合里，你帮我多做些事，对你的联络工作是有好处的。”原来在这类事情上，胡也安上了心计。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胡、唐、贺三个“演员”，还是以贺国光演得比较出色。当胡说了开场白之后，庸式遵倚老卖老；本来就要发作，给胡以难堪。贺国光觉察到这种情形，赶快给唐示意，唐才灵机一动，以悲剧手法表演，先由假哭而至真哭，结果才如此“动人”。胡宗南其时已觉察到唐、贺二人正在合起来对付他，因此赶快争取主动，把牌打出去，直问唐：“意下如何？”贺国光怕胡故伎重施，当场说了，事后又不算数，且唐亦很难自己开口，说一定要当省主席，所以他立即帮上一把，即捧了胡的建议为“适当措施”，跟上又迫出“事不宜缓”一句，要胡宗南确实摊牌。戏剧虽短，暗中是勾心斗角的。　　在台湾行政院通知胡宗南已通过特任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的第二天，胡约了李犹龙同去向唐道贺，并当面叫唐安排省政府的人事，自报台湾委派，同时请他拟一个川政工作计划。　　三月二十五日晨，唐即率同伍道垣、周瑞麟等人，并带有机枪两挺，步枪三四百枝，同羊仁安、罗八千岁等一路开西昌，企图经越西县的沪沽镇、甘相营，由大树堡偷渡大渡河，回到川南地区活动。　　当唐式遵等人离开西昌时，西昌的空气已经相当紧张。在唐等离开的前一天，胡宗南打电话到城里去，约罗列、赵龙文、李犹龙等到邛海新村吃早点。罗等到达时，见胡宗南一个人正在会客室里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各人刚坐下，胡即问罗：“清况怎样？”　　罗说：“昨晚收到两个紧急而严重的电报：一个是会理顾葆裕的，他说共军已从金沙江渡河，正进攻会理，他打算向滇西方向转进。一个是胡长青从大树堡来的电报，他说共军已占领汉源，他的部队已退过大渡河，据守大树堡。”　　大树堡在北，会理在南，两者离西昌直线距离都差不多，这两个电报同时到达，也就是南北两路的情势都很紧了。胡宗南一面听罗列汇报情况，一面右手托着脸，左手插在胸前军服里，故作镇静，但脸色惨白，显示了十分的不安。他要罗列复电顾葆裕，必须坚守会理一天一夜。同时又问第一师师长朱光祖此时在哪个位置上，并吩咐说：“急电朱光祖撤出宁南战场，立刻在会理到德昌之间构筑工事坚守。”　　罗列当场拟好两个电报，给胡批准后交与胡的副官张正达译发。　　胡又问罗：“由大树堡到西昌，最快要走几天？”　　罗说：“象共产党那样的行军，只要三天；平时要五大。”　　胡指示说：“急电胡长青坚守几天，必要他可以退到越西县城。”　　之后，几个人一边吃早点，一边继续谈。罗列说：“这一情况应急报台湾，并请示总裁是否可以脱离西昌。”　　胡宗南说：“情况应急报台湾，但不必请示总裁离西昌，我们守西昌的任务只有四天了。”——胡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到西昌，蒋介石要他坚守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这时候已到了一九五①年三月底，胡认为已经可以报销不误了。　　赵龙文对胡说：“情况是紧急的，长官是否可以先去，海口，二十八日再去台湾？”　　胡宗南说：“你们不要提我先离西昌的话，我们现在来好好的研究研究紧急措施的办法。”　　李犹龙提议说：“北路情况一两天还不要紧，南路严重，共军一天便可以攻到西昌，不如要龙文兄今天飞台湾先报告情况，我们立即作撤离西昌的准备。”　　赵龙文不同意，说他要随胡宗南一起再走。　　胡宗南说：“我们把西昌的部队集中起来，还有四五千人，用来坚守德昌（距西昌四十华里）两三天总可以。”他的企图是再守四天，好完成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　　罗列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西昌兵力一空，彝人就会吃掉我们。”他的意思是要保全性命，所以认为不应把西昌的一点兵力也调出去。　　胡听了厉声发急说：“那么，怎么办呢？”胡的老毛病是，一发急就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所以这时又走开了。众人面面相觑，都想不出两全之法。　　后来赵龙文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昌是决定不能守了，只有准备逃，免被共产党活捉。”　　赵龙文主张逃，别的人也主张逃，李犹龙接着说：“现在逃还来得及，有两个办法：一是由空运逃往海口或河内，那就是快准备飞机，分批运走；二是走陆路突围，那还是我们前次研究的逃西藏或逃滇西，才是生路。有人主张逃川南雷马屏峨地区，那是绝路，凭我们这点兵力，恐怕走不过大小凉山，就被彝人吃掉。”因唐式遵等曾鼓动胡宗南逃往川南，所以李犹龙有此语。李又说：“如果逃西藏，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我们已派有人在那里联络，我想没有问题。去木里有两条路，一是经德昌到盐源去木里，我们到了盐源，即可酌情决定或走西藏，或去滇西。这条路是捷径，住的汉人多，彝人少，行动便利，且盐源县长谈和晴和自卫大队长张某都是国民革命同志会会员，我们鼓动他们一同走，他们可以给我们带路。但是要争取时间，德昌一失，这条路就不能走了。第二条路是经沪沽镇和冕宁具到沪定，或者直插木里，这条路，路远山多，都是彝区，到沪定才是藏区，这是条险路，万不得已时才走这条路。”　　胡宗南和罗列听了之后，都在军用地图面前查看李犹龙所说的路径，最后胡宗南决定：要朱光祖想尽一切办法，在德昌县前面坚守三天，大家积极准备行动，走德昌、盐源这条路。但对外则要扬言走川南，以免被对方所知道，把去路截断。　　罗列说：“我们要秘密通知贺国光作准备。”　　胡宗南说：“让赵龙文同贺国光他们在我们行动之前，飞台湾向总裁报告情况，我决定同你们一起行动。”罗列等人到上午八点多钟离开邛海新村，回到西昌城里，见街上已有些店户关上了门，有些人已在搬家，人心惶惶，好像战事将临的样于、他们在汽车上睹此情形，罗列说：“老百姓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赵龙文说：“共产党早把消息送进西昌城里了。”　　第二天，唐式遵等人去了之后，西昌县政府也强迫老百姓要马、要滑竿、要夫子，闹得满城风雨，情形更混乱了。　　李犹龙和周士冕，都熟知胡宗南到了紧急的时候，是会抛下任何人秘密走掉的，因此，周就搬到城隍庙，住在罗列办公室对门的一个房间；李犹龙则收拾好一切，整天不离开罗列办公室。以便罗列一有什么动静，他们也跟着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北路的胡长青拍来急电说：“共军已强渡大渡河，占了大树堡，故率部退到平坝镇。”朱光祖也拍来急电说：“共军有从德昌南面迂回攻德昌模样”。　　罗列等人都认为朱光祖所报的情况很重要，就赶去报告胡宗南。胡惊慌他说：“共匪真要截断我们的去路吗？”当场怔了一两分钟，才说：“急电朱光祖坚守德昌，可不可以？”　　罗列说：“朱光祖现在守的是下面，不敢调动，我想另调第一师的一个营，急行军赶守德昌，四十华里，五小时定可赶到，要这一营人坚守一大一夜，我们突围出西昌后，即作为后卫部队。”胡同意后，罗列即回办公室下命令。李犹龙和周士冕则仍留下来，与胡谈逃出西昌的时间问题。　　但李犹龙和周士冕同胡宗南谈来谈去，胡总不确定离开西昌的时间。李、周两人认为，胡之所以如此，有两种用意：一是考虑能否在西昌赖到二十八日或二十六日，勉强向蒋介石交了“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卷；二是考虑真的走德昌一路，究竟能否突围。　　罗列下完了命令，又迅速回到胡的办公室，共商逃跑时间问题，各人都认为己到了关键性时刻，迟了就逃不出去。但是胡宗南只是绕室徘徊，走来走去，默不作声。最后，因为大家都缠着这个问题，胡就不耐烦他说：“你们把行装、给养、交通工具都准备好，等我把动身的时间考虑好了，就告诉你们。”　　当天晚上，胡的亲信人员都很焦的，也很紧张、大家都觉得身在牢笼，未必飞得出去了。李犹龙和周士冕更妙，两人和衣睡在一床，尽在忧心忡忡，等候胡宗南的逃离西昌的命令，整夜不能合眼。而对面房间的罗列，时而打电话，时而找人，时而口头下命令，时进时出，也弄得个终夜不宁。　　第二天（二十六）早上五点钟，李犹龙和周士冕撑起失眠的倦眼，走到罗列办公室去询问情况。罗列说：“胡先生已决定二十七日凌晨二时离开西昌，让赵龙文、蔡紫、与贺国光、王梦熊、谈荣章等于今天晚上飞台湾，要我们同他一道从沪沽经沪定逃西藏。”　　李、周又问南北两路的情形。罗说：“北路胡长青正由平坝向越西县城转进，南路顾葆裕部已失联络，可能往滇西跑了。朱光祖只剩了一营多人，向德昌转进，昨天晚上九时赶到德昌的一营人，正即赶修工事。据报共军距德昌还有二十多里，已令朱光祖在德昌坚守到明晨四时，再向沪沽转进。并已令西南十训团与今晨离开西昌，先去沪沽。”　　上午九时，胡宗南由邛海新村来到城隍庙，神情颓丧，一进门，便到罗列办公室查问战况。接着便找李犹龙和周士冕到办公室去，间他们知不知道逃离西昌的时间。接着又要李犹龙多带些男女青年，在路上才不会寂寞。大概这时候他又想到苦中作乐的重要，所以对于男女青年忽发奇兴。　　李犹龙说：“离开西昌的时间，罗参谋长已经告诉我们。西南训练团有学生几十人跟我们走，路上不会寂寞。”　　接着，李和周士冕为了表示为主的忠心，乃一同劝胡宗南应该坐飞机离开西昌，不应该走陆路冒险。这“忠心”也包含着私心，因为他们二人在内心上都想跟着胡宗南坐飞机逃生，以为如果胡决定坐飞机，他们也就有随着坐飞机的希望，那么，就可免除生命危险了。　　但胡宗南说：“我刚才奉到总裁的命令，要我亲率部队向滇西转进，与李弥部会合，必要时才去西藏，我怎能坐飞机跑呢。”　　他们离开胡后，即回到罗列的办公室，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见到胡的表侄、副官处长蒋竹三，正在为胡收拾滑竿和乘马，他们便认为胡宗南一定是带着他们一同跑，因此放了心。李还打算到徐获权家中去弄一些腊肉，好在路上吃。但周士冕叫他不要离开诚隍庙，说：“军事情况，瞬息万变，胡宗南的话你不要信以为真，他是经常找别人作替死鬼的。”　　胡宗南中午离开城隍庙回到邛海新村，下午即不再到城隍庙办公，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罗列和赵龙文很慌张地同车去邛海新村，临走时，对李犹龙和周士冕说：“龙文要去台湾，我陪他去请示，立刻就回，你们不要离开。”　　两小时后，罗、赵二人回到城隍庙，对李：周说：“请况很紧急，共军正绕过德昌，正向飞机场方向进迫，已派了一个营到飞机场作作战准备。”西昌飞机场在西昌东郊三十五华里，距邛海新村三十华里；距德昌四十华里左右。情势确实已经极度紧张了！罗列随即下令各单位准备行动，候令出发。同时，赵龙文和蔡綮乘车去飞机场，蒋竹三带了两个副官去邛海新村，罗列为周士冕、沈策、王炳炎及李犹龙四人准备了一部汽车，又吩咐裴世予、戴涛准备同他坐一部汽车，俟必要时由飞机场旁边冲过，一同到沪洁滇去（由西昌到沪沽必须经过飞机场）。因此，大家都在罗列的办公室，静候胡宗南下令出发。　　不久之后，即听到一阵飞机声发自夜空，周士冕、王炳炎、李犹龙等人，都正在说赵龙文和蔡紫他们起飞了。罗列便拿起电话，问飞机场的情况，人人只听他说一声：“怎么？他飞走子，他妈的！”就把电话耳机摔下。　　别的人急问：“怎样？”　　罗列说：“胡宗南走了，他妈的！”　　李犹龙一看表：十一时十分。——一九五①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离胡宗南到西昌之日，是三个月差两天。　　众人顿时默无一言，面色如土！胡宗南刚说过是要带着他们向滇西转进的，现在却丢下他们，坐飞机逃命去也矣。　　周士冕便骂道：“胡宗南一贯只顾自己，不管旁人的死活！”胡要周士冕随他从海口折返西昌时，就对李犹龙埋怨过，说胡临死还要拖他去垫背，这一回胡未死，而他倒垫定了，所以恨声立出于口。　　但李犹龙却是一语不发，他把前后的情景联系起来想，总怀疑罗列和赵龙文在这中间有鬼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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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不讲出来就永远没人知道了！ 我是1946年中航139号客机空难失事者陶少松夫妇的直系亲属，同时又是1947年到达失事地搜寻的三个亲历者之一。我和我的阿姐陶秀英（96 岁）始终心系四川峨边，有一个叫“团岩”的地方——那里是我父母享年49 岁生命的终止地。 1929年在南京陶少松夫妇与家人合影。照片由陶秀英（前排右一）提供 噩耗传来如霹雳 陶少松（1897—1946）字器良，是我父亲，他学贯中西，香港拔粹书院、圣士提范书院及香港大学受业，继复赴美入芝城工学院深造，为中国的铁路、金融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他学成归国，在广州开设进出口业商行。早年加入同盟会，助革命党人，与后任国民政府农工部长的马超俊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吴铁城等人过从甚密。倒袁时遭通缉，后逃亡日本约一年。1928 年，他在南京应铁道部长孙科之聘，任铁道部顾问兼翻译，与英人康德黎的季子（时任铁道部专家），一起遍访中国铁路，建树良多，以应战时之需。后被派赴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等。抗战时期，他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副理，主管人事。 抗战胜利后，东南复员，百废待举，我父亲陶少松奉调沪行，从重庆到上海接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职务。当时我们子女亲戚家佣水陆并行，先期回上海，安置于上海“中行别业”，等候父母到来。收到电报，得知父母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即1946年3月19日由重庆同乘中航第139 号飞机来上海。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共享天伦。 当天我们姐弟相携来到上海龙华机场，仰首蓝天，恭候父母凯旋——岂意久待竟无确息，旋闻该机已在中途失踪，云衢铩羽，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从此与父母阴阳两隔，我们痛不欲生。 民航和家属开始到处寻找，多方设法，在重庆朝东朝南朝北方向搜寻，开始只在广西、湖北、安徽境内找踪影，根本没有想到西面，从反方向去考虑。一天天的守候，终无确切的消息。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陪都新运模范区总干事赵祥初受蒙难者的家属章楚先生之托，负责在渝与中航公司接洽寻机的事。行辕曾令饬川、鄂两省五十余县协助寻机，各县长均具结负责办理，但无发现。 虽从各方面来的线索，众说纷纭，但有一点相对集中，是在四川峨边寻获该机。 归纳下来，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于当年夏天，空军总部派人往峨边县寻觅美军失事飞机时发现；另一种说法是：秋天，9 月接获沙坪乡乡民代表葛朝威之报告，始将该机找到。葛朝威之报告又称：此时山顶上尸骨狼藉，且有死者头发及中央银行交通银行账本，与中央日报等残物。而中国航空公司调查则说死者尸骨为鸟兽食尽，均已无存。 中航公司139 号坠机被难乘客家属重庆筹备处派赴失事地点调查的鲜继武，持不同意见，赴团岩山上察看，行抵山脚，突遇大风雨，遂亦折返。 虽然搜寻范围已锁定团岩，但几方调查人员均未亲到坠机现场，情况还是不清楚。当局长时间的推诿扯皮、极不负责任的情状，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时间推移，我失望的心绪弥漫开来。其他怨愤的家属们邀请史良大律师与民航打起官司。史良代表被难家属善后筹备处与中国航空公司交涉，迫于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该公司已同意与家属方面共同派人，再行前往坠机地点实际视察，并收遇难乘客骸骨，负责将死者骸骨运回，择地合葬，则死者可安，生者亦可慰矣。 陶少松生前最后一封家书 美钞糊墙露端倪 回想1946年3 月22日披露戴笠空难事件当天，《申报》还报道了中国航空公司第139 号飞机失踪的消息。该机于3月19日上午7时整，加足450加仑汽油自重庆东飞，开始尚循例以无线电与公司联络，到8时整，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遍搜不到，想来已经遇难。该机乘客共30人，包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陶器良、行政院善救总署振恤厅潘厅长一家六口等。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父、中央银行总裁贝淞荪（祖贻）因临时改乘他机而避开一劫。 1946 年，中国空难频发，堪称中国民航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年。从年初到年尾，空难消息几乎没有断过，计有十二架次蒙难！年初，宋子文差一点遇险，在3月19日之前， 3 月17日的戴笠失事，后有4月8日的叶挺、王若飞蒙难等。139号飞机坠落四川峨边团岩，飞机为美国空军货物运输机C-47型改装，机上两名美国飞行员是中尉亨勒米和纳迪，译员李昌杰，还有对面对座位上的乘客三十多名全部遇难。 空难不断，也导致各种谣言纷起，有些说法迄今仍有信众。然而回归到事实本身，当时业内盘点空难频发原因，归之于四个因素：天气的变化无常、机场设备的不到位、航空人员的过失以及飞机本身的故障。 那么，139号飞机失事又是怎样的情况？从重庆飞往上海，方向是由西至东，为何却反方向飞到西南的川康边境峨边团岩呢？ 当时民航公司据气象等诸多情况分析，说：飞机途经三峡巫山时，突然遭到冰雹袭击，摧毁了无线电导航系统，美籍飞行员无法向前飞行，为了安全起见，飞行员凭经验，折返重庆，重庆机场的指挥塔都听到了飞机盘旋的声音，不巧重庆大雾不能降落，凭罗盘改飞成都，岂料罗盘的差错，飞往峨边，撞到了团岩的山上。据此，全国登报悬赏寻找尚锁在云雾山中的飞机，团岩山下乡民流传出的飞机遗留物，引起人们的注意。原来在峨边县有一个汉族货郎担到这里彝区做买卖，看到彝人家中花纸糊在墙上，竟然是大量美金铺成，与外界隔绝的彝人显然不识此物，货郎巧言调得美金，回客栈泡去浆糊晾晒，准备带到成都兑现可发笔横财，不料隔墙有眼，被邻居看出蹊跷，要求分赃，未果，引起纠纷报官裁决。盘问后得知，美钞为从天而降。于是当局为搞清真相，派人打探，发现在团岩 山上有坠落的飞机，与报纸上说的情况吻合。 后据当地人说：彝人从山顶搬下山来的机上行李什物，花了半月时间才运完。并风闻机上有黄金美钞甚多，彝人分配不均，互相斗殴，为汉人所见，上前调解。原在山脚下的一个彝村，就因为此事，现已另迁他处，因为恐怕有人讨追赃物。 找到残骸长跪拜 中航139号空难客机调查团终于启程，我和蒙难家属代表章楚、中国银行总行储蓄部经理董孝逸之子董振炎，先飞到成都，坐汽车到乐山，再坐滑竿到团岩，攀援上到山顶失事地，寻访到亲人的遗骨（难以辨认）和遗物的时候，已经距离事发时间约过去了一年零五个月了。 记得经过2个多小时的跋涉，调查团终于从海拔500米的县城上到海拔2100余米的山前杨河乡。在登山前，我们借住在一户汉族人家，此人是当地的乡长，养了一只硕大的狗熊。住了三天，等待与彝区的彝人商谈进山事宜，结果为出钱才得以放行。乡长派熟悉当地地形且谙彝族语言的汉人，作为我们的领队，当地的保安武装护送我们前往。 1947年8月的一个早晨，许多乡民还在睡梦中，我们一行身着行装、背着背包、带着照相机的人和武装军警一队荷枪实弹从峨边县向毛萍镇走去，穿过小镇，沿着穆家村道继续前行。沿途确实没有固定道路，只见树林一片又一片，但并不茂盛，爬山数小时不见一人。正如所说是无人区。行至中午时分，突然听见铁器敲击声，由远至近，连同回声，在群山回响。领队奔向发声处查问原因，始知系有一族“生彝”，认为飞机残骸的铝合金片是银子，正敲击弄碎准备取走。领队向前喊话，说明我们的来意，对方不仅不接受，反而开枪射击，我们被迫还击，伴随枪声震动，山上下起雨来。我穿着为盟军当翻译官的美式军服，脚蹬皮靴，躲在一块大石旁，突然在我面前树林中有一人奔下山去，并大叫“鸡婆地”，我并不懂彝语，询问身旁的翻译，他说是“活捉”的意思，真把我们吓了一跳。 我们的军警开枪驱赶对方，一阵枪声响过，硝烟慢慢散去。领队用望远镜观察后，才叫我们快上到山顶。上去一看，现场零乱不堪已绝非原貌哉！… Continue reading

1949年12月，国军上将王陵基逃到李文的兵团部，半夜去偷听，发现李文准备起义，吓得他将携带的黄金大部分扔到一口枯井中，余下的和手下分掉，然后各自逃命。 王陵基在川军中资历很深，人称 “王灵官”，1948年4月，他取代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然而仅仅一年多，解放大军的兵锋就已直指四川。 1949年12月初，王陵基感到留在成都愈发危险，于是坐上“财政部长”关吉玉逃往台湾前送给他的新式轿车，匆忙出逃。 路上到处都是溃兵，车辆行进艰难，王陵基跌跌撞撞地走了几天，于12月17日到达大邑。可刚在大邑住了一晚，就传来解放军即将围城的传言。此时，王陵基身边的保安部队早已在半路失去联系，大邑的警察队长请他吃了一顿饭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陵基对着亲随说：“都别愣着，给我想办法啊！” 一个随从说：“王主席，要不咱们继续赶路，找个更安全的地方？” 王陵基说：“说得轻巧，这兵荒马乱的，能去哪儿？” 最终，惊恐万分的王陵基，还是决定车也不要了，行李也舍弃了，只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开始步行逃亡。 在逃亡途中，王陵基觉得这样下去也不安全，便又返回成都去找胡宗南。王陵基好不容易回到成都，却发现胡宗南早已逃之夭夭。 王陵基一面大骂胡宗南，一面给远在台北的蒋介石打电话：“总裁啊，我是王陵基，恳请派飞机来接我啊。” 接电话的俞济时请示老蒋后，告知王陵基在凤凰山机场等候，会有飞机前往。王陵基满心欢喜，派人在机场通宵守候。然而，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飞机仍不见踪影。 王陵基不敢继续留在城内，便又带着十几个亲随离开了成都，当他到双流县时，县长匆匆赶来报告：“王主席，大事不好！新津方向正在激烈作战，撤下来很多伤兵，这路怕是走不通了。” 王陵基一听，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咬咬牙说：“走，去五面山，找李文！” 12月24日，王陵基到达五面山，见到了胡宗南部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当晚，睡不着的王陵基，见李文的临时兵团部灯火通明，便悄悄的门口徘徊，以言语试探守卫后，得知李文正和兵团的主要军官商议和解放军接洽起义事宜。 王陵基大惊失色，把亲随叫来说：“每人拿上几根金条，其余的都扔到屋外的枯井里去。” 有亲随说：“这么多黄金，扔了太可惜了。” 王陵基说：“到处都是溃兵，拿着装黄金的箱子，不是找死吗，身上带点，够活命就行。” 处理完一切后，王陵基换穿衣服，独自朝着乐山、宜宾方向逃去。 王陵基一路上化名“戴正名”，辗转逃到了宜宾，找到了他的儿女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某。 王陵基说：“亲家，这次你可得救救我，帮我乘船东下，我要去台湾。” 杨某面露难色：“王主席，这事儿可不好办啊。” 在王陵基的苦苦哀求下，杨某还是为王陵基腾出一间单人房供其居住，并让保姆将单独的食物送至房内。然而，这种特殊的待遇引起了保姆的怀疑。 1950年2月6日，杨某安排王陵基搭乘前往泸州的 “永利” 号轮船。杨家的保姆在 “客人” 走后，立即向专区公安处报告：“我家来了个奇怪的客人，约60岁，头戴绒线帽，身穿蓝色长袍，戴眼镜，看着像个国民党大官。” 公安处核实后，通知了江安县公安局。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召开紧急会议，说：“这可是个重要任务，绝不能让王陵基跑了。我们分成三个小队，一小队去上游牛角坝拦截，二小队由指导员王其栋率领，在江安码头拦截，三小队到下游拦截。” 三个小队迅速跑步前往指定位置，刚到达目的地，就看到 “永利” 号轮船从上游急速驶来。 一小队的战士大声喊话：“轮船停下，接受检查！” 但轮船丝毫没有减速。二小队见状，立刻用旗语通知轮船靠岸接受检查，但对方还是不停船。 孙仲远见状，下令进行火力警告，机枪打得江中心水花四溅。“永利” 号轮船不敢继续前进，只好掉转船头，停靠在了码头上。 孙仲远立刻带人登上轮船，先向船员和乘客说明要执行特殊任务，然后开始检查。根据掌握的面貌特征，对乘客进行仔细辨认。 很快，船上叫“戴正名”的乘客，引起了怀疑，在检查时发现他鼻梁上有戴过眼镜的痕迹，年龄约60来岁。 孙仲远命令立刻寻找城内认识王陵基的人，最终，曾当过王陵基副官长的金叔衡前来辨认，只看了两三眼便激动地说：“没错，他就是王陵基！” 就这样，王陵基在逃亡途中被成功抓获。… Continue reading

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在说，原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王陵基被俘的时候，身边带着八万两黄金，这些黄金也随着王陵基被俘而被没收了。 老蒋拨给王陵基大量黄金，这是事实，但是据王陵基回忆，那些黄金已经被他分掉了一部分，剩下的大部分，都被他在逃跑时扔进了一口水井。我们从王陵基的逃跑路线中，基本能分析王陵基把大量黄金扔进了什么地方的哪口水井——很奇怪至今也没看到打捞出那批黄金的消息。 沈醉《战犯管理所见闻》中是这样说的：“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都是被俘的党政军特人员职位最高的一部分。这些人被俘虏时，身上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按规定，除了像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等，属于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 我们再看其他史料，就会发现沈醉的回忆录可能有误：其一，并没有其他史料证实曾没收过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其二，看王陵基逃跑时的状态，也不可能携带八万两黄金。 王陵基是1950年2月6日被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抓获的，抓获王陵基的过程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孙仲远接到南溪县公安局长陈贤仁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从宜宾顺江而下的“永利轮”上藏着宋希濂，此人五十多岁，头戴绒线帽，身穿蓝色长袍，戴眼镜。 这肯定是个有误的情报：宋希濂生于1907年，当时只有四十四岁，且已经于1949年12月19日被俘，绝不可能出现在“永利轮”上。 果然没过一会儿，宜宾专区军管会就来电话了：“永利轮船上的战犯是王陵基，不是宋希濂，其特征如前。” 孙仲远局长带领公安人员登上“永利轮”，查出四十多个五十多岁男子，经过筛选，比较符合情报特征的有八个，这八人栽经见过王陵基的公安员梁明光辨认，终于锁定了目标：“随即搜其身，除轮船票和10多万元人民币（第一版，相当于第二版十多块钱），别无他物。” 王陵基是只身出逃，身边只带着十多万块钱，虽然只折合后来的十多块钱，但是当年的十多块钱，也够一个人吃一个月的了。 十万块钱不多也不少吗，但是跟传说中的八万两黄金相差甚远，所以要追寻那笔巨额黄金的下落，我们还得去看王陵基的回忆录《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其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我之逃走和最后被捕经过”。 据王陵基回忆，为了讨好老蒋和阎锡山，他把四川省银行的八十万块现大洋一起打包交给了蒋阎派来搜刮的徐堪，徐堪只用三天，就把这八十万块银圆都运走了。 老蒋只运走了八十万银圆，更多的财宝就运不走了——当时大批丧家之犬云集四川，都想抢坐飞机逃离，连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郭旭那样的大特务都不能直飞而需要转道昆明（全被抓了），能从重庆或成都飞走的飞机装人都装不下，就只能抛下黄金银圆了，比如“战斗内阁”的财政部长关吉玉带着十万银圆死活上不去飞机，向老蒋哭诉，老蒋让他把这十万银圆交给小蒋，小蒋也搬不走，就把这些现大洋都扔在白市驿机场了。 当初蒋系高官只想逃命，属于公款的黄金银圆随便丢弃，拿来送人情都送不出去，老蒋大笔一挥，把铸币厂的数万两黄金都批给了王陵基，王陵基说他当时根本就不想要：“1949年12月9日半夜，关吉玉和次长陈良县侯打电话给我，说有几万两黄金要交给我，叫我马上去领。我当时也感到黄金没有什么用了，不想去要。他们一再在电话中催我，说非去领不可。” 王陵基皱着眉头带着几个人跑到铸币厂，关吉玉已经把收条都替他写好了。王陵基签上自己的名字，一次领走了四万两黄金。 王陵基领走四万两，铸币厂还有大笔黄金没处消化，老蒋再次“慷慨”地全送给了王陵基，这回王陵基留了个心眼儿：“我叫人把领来的黄金分别装在空子弹箱内，每箱可装五六百两。我离开成都时，叫人送了两箱存在我的亲戚萧公远家中，又叫田粮处长王崇德拿出几箱去托人藏匿，其余的就带在身边。” 就这样，几千两黄金就成了王陵基的“私产”，也不知道王陵基被俘后，那些黄金有没有被收缴充公。 王陵基私藏的黄金毕竟是一小部分，向老蒋一向妄想打回来的王陵基带着大部分黄金开始出逃，这可能就是沈醉说的那“八万两”黄金。 八万两黄金有多重，是不能换算成四吨的，因为当时一斤十六两，一两是三十一点二五克，八万两也有四五千斤，王陵基就是有楚霸王的力气也搬不动。 王陵基知道老蒋指望不上，他自己的五个保安团也得吃饭发饷，这些糊涂账的黄金要留着关键时候再用，于是他就开始了在成都的大劫掠胡宗南的副手于达直接抄了刘文辉的家，为此还跟刘文辉的部队干了一仗。 王陵基抢够了，就带着保安团与胡宗南分道扬镳——王陵基老奸巨猾，知道跟着胡宗南走，不但目标太大容易被歼灭，而且手里的黄金也可能被老胡抢走。 王陵基千算万算，没想到解放军的追击那么快，他刚走到名山、雅安交界处，保安团就被解放军迎头痛击打散了：“一路上听到很多谣言，说我带了几万两黄金，我担心出问题，便赶忙由崇庆（县）再度转回成都，这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了。” 王陵基有几万两黄金当然不是谣言，如果真是谣言，他也不用那么害怕了——当时军阀们乱作一团，金灿灿的王陵基肯定有很多人惦记。 王陵基逃回成都，胡宗南早已不见踪影，他只好再给老蒋和阎锡山打电话请求飞机，结果老蒋和老阎对飞机只字不提，却让王陵基先把胡宗南找到。 王陵基费尽周折找到胡宗南，然后就跟随胡宗南的部将李文第五兵团的五个师一起往西昌奔逃，在邛崃又被解放军逮住一顿猛击，李文一下子就被歼灭了两个师。 李文带着剩下的三个师，裹着王陵基逃到名山县赵家楼，还没等喘过气来，解放军又追来了，筋疲力竭的李文实在是不想跑了，于是王陵基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李派他的参谋长当代表去见解放军，这说明李已经被迫决定投降了。我在当时，不但不曾考虑到去和李文研究参加他们的一起投降，还害怕李文把我拿去当投降的见面礼。我立即决定遣散随从人员，每人发给他们五两黄金，叫他们各自去逃命，又将多余的金子和省政府的大印等偷偷投入一个水井内。” 这下子我们根据王陵基的逃跑路线，终于断定了王陵基那大批黄金的去向：就在名山县赵家楼的一口水井之中！ 李文投诚，王陵基只身出逃，沈醉说王陵基被俘时身上有八万两黄金肯定是不对的，这一点王陵基写得很清楚：“当李文的参谋长把解放军代表欢迎过来时，天已黑了，李文正忙着下令将部队开会邛崃，还来不及找我，我便趁着天黑逃了出来，我决心一个人都不带，把时刻不离我的副官徐士立也设法甩开。” 王陵基甩掉了副官，丢掉了身上的二十两黄金和手表，化名“戴正名（王陵基解释说这是要等待时机恢复原来的姓名）”东奔西逃，直到被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识破、抓住，他那数万两黄金，也就沉埋于水井之中了。 王陵基1964年12月28日第五批特赦、1967年3月1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笔者遍翻史料也没找到王陵基显出沉井黄金的记载，这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怀疑：李文投诚后于1950年3月在重庆学习逃跑先去港后去台，显然没有机会打捞那些井中黄金，那么王陵基的那批黄金和他的主席大印，是不是至今还在井中沉睡？ 另据老一辈所说，王陵基是在一所破庙里扮成和尚被俘的。 Continue reading

罗光德 在雅安地方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他，出生于风雨飘摇的晚清乱世； 他从小习武，趟进袍哥的江湖，从架桥铺路、开山引水，到矿产争夺并称霸大渡河畔； 他，先后参与民国时期汉源县的许多重大事件，从四川保路运动、讨袁北伐，一直到军阀混战、乐西公路修筑……他的势力范围遍及西康宁、雅两属。 1950年2月1日，西康雅安解放后，他妄图负隅顽抗，勾结反动势力企图阻止人民政权的新生。 在中国西南大地秋风扫落叶般摧枯拉朽的解放战役中，他终于被人民军队俘虏擒获，并且押上了人民的审判台。 1 大渡河畔一“枭雄” 据《汉源县志》载，羊仁安（1875—1951），原名羊锡智，又名清全，汉源县富林镇人。幼年在私塾读书，后随富林武生罗应魁习武，及长，参加袍哥，为袍哥大爷器重，因比武群斗，牵连命案，被捕入狱。知县钟寿康判处罚银300两，取保释放。在督修大相岭官道中有功，被委为富林团总。 清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中，羊仁安一面响应同志军号召，调集汉彝民团及哥老会弟兄一千余人，设防大渡河，以遏阻清军宁属陆军协统施豹子（绰号）、南路巡防军统领马寿臣驰援成都；一面又与清军联络，释放已为富林民团俘获的施豹子，并为施豹子让路，致使同志军相继为清军打败，首领谭小山被俘就义，而羊仁安却得到马寿臣赞赏，赐字“仁安”。 民国元年（1912年），羊仁安任清溪县团总，县议会议员。1916年，四川边军暂编陆军汤营起义讨伐袁世凯，被驻守清溪的边军王致和击败，退守大渡河南岸。羊仁安站在王致和一边，迫使起义军缴械、遣散，从中获得一批枪支弹药，壮大了武装势力。 1917年，建南屯垦使兼前后五营汉军统领张汝南（煦）拥护广东护法军政府，奉命讨袁。 羊仁安向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告密。陈奉令讨伐，张汝南被俘自杀。羊仁安被陈遐龄任命为川边陆军第一混成旅一团一营连长。1924年，四川暂编陆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与陈遐龄争夺宁属和雅属防地，发生战斗，边军杨芳龄团被围缴械，羊仁安取而代之，升为该团团长，陈遐龄眼看边军每况愈下，遂推荐羊仁安任第三混成旅旅长。不久，陈弃职还乡。边军各部属推举羊仁安为川边各军总司令。 羊上任后扭转败局，进驻雅安，第三军退守邛崃。1925年，刘成勋改任二十三军军长，请四川军政府调停与边军之战，军政府委羊仁安为川边各军总司令，率队回富林，刘成勋部驻防雅安、荥经。 1926年，羊仁安任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兼十六混成旅旅长，进驻西昌。1927年6月，刘文辉打垮刘成勋，二十三军全部防区，包括新津、邛崃及雅属各县均为二十四军占领，到1928年，二十四军接管宁属防区，委任羊仁安任二十四军第十一旅旅长兼宁属清乡司令，戍守宁属8县，驻防西昌，下辖两个团，47团团长蒋铸（如珍），48团团长邓秀廷（文富）。 羊、蒋、邓归二十四军建制后，上下左右貌合神离，蒋早向刘文辉靠拢，羊对此十分不满，与邓秀廷勾结，在当年农历八月二日下午，以吃血酒为名，于邓公馆后花园杀掉蒋如珍，刘文辉对羊愈加疑忌。 羊仁安公馆 1932年，刘文辉派刘元璋为宁、富、马、屏、峨屯垦军总司令，羊为副总司令。同时，命羊到成都述职，撤销十一旅旅长职务，委以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副师长虚职，软扣于成都。羊仁安多方托人游说，耗资上万，无法解脱。后因羊母逝世，始得辞去本兼各职，返回富林。在美罗、大冲等地广置田产，在石棉、汉源、泸定夺取山场，垄断香杉大板，贩卖鸦片、枪支，私设关卡。 在越西光明农场处，羊仁安插手石棉矿山，与当地乡绅赖执中展开争夺。除此，羊仁安还觊觎蟹螺西油房天宝洞、地宝洞等处铜矿、金矿，并且试图占为己有。 “羊仁安成为汉源首富后，也做过一些有益于地方的事。民国7年（1918年），与大树堡驻军连长共同修建大渡河浮桥，历时三载。1924年富林大水，1934年富林火灾，羊都出资捐赠。对汉源中学、富林小学、美罗小学、国职校、省师校等，都作过较大捐赠。还出资创办仁安小学、益安中学、英才幼稚园。1936年办广生瓷厂，1937年捐资汉源国术馆，并任馆长。1941年，开办富光电灯公司等，对发展汉源实业有一定开创作用。” 然而，势力壮大后的羊仁安，却无法看清历史的真相—— 1935年，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李家钰所属部队进驻汉源，在富林、大树堡布防阻击长征红军。四川省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委羊仁安为宁属汉彝民团指挥官，次年5月羊率汉彝民团配合二十四军杨学端部，听命于薛岳，布防大渡河北岸，阻击红军。 在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三次经过汉源。5月22日，左权率领两个团进抵大树堡，佯攻富林；6月1日，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红六连夺取泸定桥后，经化林坪攻破飞越岭，进驻泥头（宜东）建立苏维埃；11月24日，罗炳辉率红四军之一部，由荥经到达汉源，直抵富林。红军过境后，薛岳所部来境“清乡”。 佯攻大树堡，实为强渡大渡河。 长征红军在安顺场成功渡过大渡河后，又迅速沿河而上飞夺泸定桥。妄图阻击红军于大渡河畔的羊仁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飘扬着胜利旗帜的红军队伍远去！ 2 从乐西公路工程捞“油水” 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宣告成立。1939年2月，即西康正式建省的第二个月，蒋介石在西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字伯常，湖北孝感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和刘文辉有同学之谊。 羊仁安征调大量彝汉民工参与修筑乐西公路 1932年前后，他在南京行政院任参事时，曾兼任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驻京代表。后来出任陕西汉中专区专员。1939年元月，西康正式建省时，蒋介石派他为中央代表，到康定为刘文辉等宣誓就职进行监誓。他和刘系上层人物多有交往，因此重庆行营主任张群保荐他担任西昌行辕主任。 西昌行辕成立后，任务是“建设抗战基地”“宣扬中央德意”“辅导西康省政”。其中，总务组管行辕财务、新村修建工程等。政治部，管军队政工和宣传。它同时受军委会政治部领导，是行辕机构中最庞杂的部门。修筑川滇西路时，它还在泸沽、富林、会理分设政治指导员办公室。 为打通滇缅公路国际运输通道，西昌行辕负责督修川滇西路即乐山至西昌的乐西公路。这是联结四川内地和滇缅国际公路的战略公路，动员了二十多万民工，历时三年才完成。主办是交通部公路局，行辕负责督修。 西昌行辕委任羊仁安为中将参议，兼乐西公路北段督修司令。 从皇木到白岩，再到富林，从蓑衣岭到大渡河畔，羊仁安一时权势如日中天。 曾经负责乐西公路修建的工程师郭增望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富林在乐西公路的中点。海拔800米，四周是二、三千米的高山，是山中的一块小盆地。气候温暖，冬季不冻冰下雪。冬春两季多晴天少雨，但每天下午多风沙。六到九月为雨季。土地肥沃，盛产稻麦，亦能栽植柑桔。我在11月中过富林时，正是柑桔成熟，桔园挂满了鲜红的果实，绿叶相映，美丽鲜艳。……富林因地势较四周低，常患水灾。镇南有条流沙河，河床坡陡。它发源于大相岭山脉，无森林覆盖，雨季山洪暴发，沙石具下，历年冲蚀大片良田，河床宽达一公里。河床内都是大小卵石，平时水宽仅十余米。但大水时水急且挟沙石，人畜不能涉渡。” 羊仁安（二排右二）等与被营救的美国飞虎队员合影 郭增望在他的《四十年的回忆》中说，川康各地都有帮会叫“袍哥”。“乐西公路沿线有三大袍哥头子，乐山蒋大爷、富林羊司令、泸沽邓司令。其余各地还有小头子，各霸一方。羊司令名清全，是彝族通。他收养了一个被仇人杀害土司的儿子，并送到国民党军官学校读书。蒋介石委以大渡河河防司令。富林一带的事情，不经他点头是办不通的。乐西公路设富林彝族民工督办处，羊当主任。他家经常摆酒席几十桌，招待过路官员和大小帮会头子，我路过时曾应邀去过，见识了帮会请客的场面。这里山区产‘阴沉木’，当山体崩塌时，大树被埋入土中，经历上千年不腐，挖出后木质坚硬，敲之有金属声。据说该木做棺材，可保持尸体不腐。这一带出土的阴沉木，均由羊司令独霸收购。当时一副棺木价值几千上万元，（合黄金几十两上百两）。” 在乐西公路的修建中，羊仁安同样千方百计捞取油水。 “乐西公路修筑的工程费用，连年上涨，最后竟至达到了不可想像的天文一般的数字！”乐西公路初通后，人们对乐西公路沿线军阀把持筑路工程，并且大肆捞取好处的腐败行为非常憎恨！ 3… Continue reading

　1949年11月29日晚，蒋介石在重庆最后一夜。这一夜，伴着阴晦细雨，他在飞机上度过一夜。 　　向文职官员发手枪 　　文史资料显示，当晚，位于重庆西郊歌乐山的林园官邸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院内侍卫官站了一大排，应召前来的勤杂人员忙着搬迁。军需官打开了武器库，开始向文职官员分发手枪。一号楼那边，每隔几分钟就听得见电话铃响，气氛十分紧张。 　　在蒋介石居住的小平房附近，则一片肃静，门厅里只有几位高级将领，正襟危坐，连咳嗽也尽量憋着。侍从人员端茶倒水蹑手蹑脚，生怕打扰了总裁。 　　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正在虔诚地做着基督教的晨祷，他的嘴唇悄然翕动，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而就在林园官邸的高墙外，防守川南的罗广文兵团残部，这时正沿着成渝公路向西方向逃窜，路过重庆连停都不停一下。 　　两处布防顷刻瓦解 　　蒋介石是半个月前自台北飞临重庆的。此行目的是亲自部署所谓的“重庆保卫战”，撑持危局。 　　来到重庆，他便下令撤销了警备司令部，成立卫戍司令部，以第20军三个整师的兵力，在长江南岸大兴土木，构筑工事。同时，他还紧急抽调800辆卡车，将胡宗南的王牌第一军赶运重庆，意欲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谁知，正是他飞来重庆的短短两周里，防守川东白马山的宋希濂大部被歼，宋希濂本人害怕受到处分，潜逃川西，下落不明。固守川南的罗广文部溃不成军，望风而逃。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抵达近郊南温泉，与胡宗南部交火，重庆朝不保夕。 　　无奈放弃陪都重庆 　　大势已去，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生中又一痛苦的决定：放弃连八年抗战都未丢失过的陪都重庆。 　　杨耀健是我市知名的文史专家。他在大量史料佐证中摸清了重庆解放头一天，蒋介石的生活细节——29日晨祷刚过已毕，蒋介石味同嚼蜡地用过早餐，捧起平日喜读的《荒漠甘泉》，但他翻来翻去一个字也读不进去。 　　幕僚曹圣芬向老头子请示：“总裁，何时给您安排座机？”蒋介石愣了一下，随即沉下脸说：“去问那些不争气的将领，别来缠我！” 　　中午时分，蒋介石在林园官邸召集三军首脑开会，讨论善后事宜，顾祝同、萧毅肃、杨森、钱大钧、王叔铭、晏玉琮、毛人凤、蒋经国、俞济时等人出席。 　　因连日的失眠和焦虑，蒋介石显得异常憔悴，看上去像是骤然老了几岁。他呼吸艰难地说：“为了保存国军有生力量，我已决定放弃陪都，请各部队长官按紧急应变计划，将所有官兵撤至成都待命。” 　　溃逃前破坏重庆城 　　这天，蒋介石还在琢磨他的“川西保卫战”。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建制完整的胡宗南集团，一共还有30多万人马，而且全部美械装备。他准备依托这支部队与解放军周旋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入反攻。 　　突然间，保密局长毛人凤报告说：“中美合作所的全部犯人均已处决。另据技术总队报告，綦江公路大桥已经炸毁，重庆市内的重要破坏目标，你看何时动手？” 　　“还等什么？共军已抵南郊，难道要像广州撤退那样，把物资留给共产党吗？”蒋介石逼视着毛人凤反问道。 　　“是，我马上去执行。”毛人凤心惊胆战地答道。 　　毛人凤刚转身，又被蒋介石叫住了：“听着，兵工厂、飞机场、水电厂、广播大厦必须炸掉，一块完整的瓦片也不能有！” 　　凌晨三点飞离重庆 　　11月29日下午的时光，蒋介石是在与蒋经国的闲聊中度过的，他实在没什么可做了。 　　夜色降临了，一股股阴郁的寒气，渗入蒋介石下榻的小平房。他在那里呆坐着，桌上的晚餐几乎未动。 　　蓦然间，林园官邸被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震撼，玻璃窗簌簌作响，片刻之间，灯火通明的城区立刻变得漆黑一片。保密局开始对这座城市实施破坏了。 　　蒋介石神色冷峻地站起来，乘车离开林园官邸，前往机场。 　　白市驿机场混乱尤甚，跑道旁堆放着一箱箱黄金白银，准备直接运往台湾。在机场候机室里，挤满了等候航班的军政人员，心急火燎地涌进机场，又被全副武装的宪兵无情地驱逐出去，吵嚷声不绝于耳。 　　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在侍卫官的簇拥下登上专机，高级幕僚和随行人员上了另一架飞机，飞向成都。 　　数十秒钟以后，飞机的轰鸣声消失在夜空中。 　　1949年11月30日凌晨3时许，统治中国22年的蒋介石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此时，距山城解放只差几个小时。 　　白市驿机场，遍地都是银元钞票 　　2009年11月19日中午，记者赶到贵州省遵义医院，采访当年率兵占领白市驿机场的老兵南精良。 　　南精良，时任二野3兵团陆军第12军35师103团三营代理营长。中午时分，我们轻轻敲开遵义医院中医科病房向他说明来意时，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异常兴奋，对照相关图文资料，给我们展开了当年占领白市驿机场的历史画卷。 　　解放江津奔袭白市驿 　　“1949年11月27日上午，我们12军副军长肖永银率部解放綦江后，分路挺进江津县境。”南精良回忆说，次日黄昏，他所在的103团进抵城关，江津解放。 　　“当时，部队得到地下党的有关情报，称蒋介石将在11月30日中午乘坐飞机逃跑。部队首长命令我和教导员崔松山率三营作前卫营强渡长江，轻装急行军奔袭白市驿机场，务必在30日拂晓前打响占领白市驿机场的战斗，切断蒋介石乘机逃跑的退路。” 　　11月29日夜，103团三营强渡长江后，南精良率三营轻装急行军经石板场向白市驿机场挺进。 　　“谁捡钞票，我枪毙谁” 　　南精良说，11月30日早上，行至离机场还有几里路的地方，就听到有飞机轰鸣的马达声。当时命令部队跑步前进，由他带领八连从中路突破直奔机场，教导员崔松山殿后，指挥七连、九连包抄占领机场周边高地。…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