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编者按:著名学者曾彦修同志的《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一文发表后,李维民同志即以大量确凿的史料成文,对曾文提出意见,并将文章直接送给曾彦修同志,曾彦修同志阅后恳切地作了检讨。本刊将李维民同志文章和曾彦修同志检讨一并刊出。这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虚怀若谷、勇于纠错的胸怀,这种精神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1947年，康生和饶漱石在山东土改复查中大搞极左，全盘否定山东土改已取得的成绩，在所谓“搬石头”中，用“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宗派主义”等罪名强加于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对革命有贡献的好干部。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黎玉，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公安局长李震，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胶东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等一大批干部被撤职、降职，大批专区、县、区、乡干部也遭到批判、撤职。这些干部被当作“石头”搬掉后，土改中错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打击民族工商业和乱打乱杀等“左”的错误愈演愈烈。1947年底，中央提出纠正土改中“左”的倾向后，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制止。但是山东大批干部遭到错误打击的冤假错案，拖了3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经中共中央同意予以平反。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虽然当时在中央和华东局的某些同志也有一定责任，但是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山东的康生，和时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起了最为恶劣的关键作用。
　　1947年我虽在山东渤海军区，但并不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在此之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访问过当年被整的黎玉、林浩、景晓村、李震。文革期间李人凤曾向我谈及此事，以后我又和他的夫人、曾任渤海区妇联主任的刘孟和景晓村的夫人王梦林多次深谈。特别是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高克亭，曾向我详细介绍了他主持复查黎玉、景晓村、林浩等错案及向中央写复议报告的情况。我还与负责调查和撰写《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报告的山东惠民地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邢天才和刁洪远、李晓黎多次交谈过。1994年我还找当年追随康生、饶漱石在渤海区积极整人，后来在文革中又大搞极左而闻名全国的王力，当面与他核对了若干事实。
　　（一）
　　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是这样：1946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加，在延安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首次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包括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待中小地主和大地主、豪绅、恶霸要有区别，不可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等内容。“五四指示”下达时，黎玉还在延安，饶漱石在东北未回来，在山东主持工作的陈毅，召集各区党委负责人传达了“五四指示”，并且强调了要记取苏区土改时“左”倾错误的教训，不要形成“赤白对立”。7月，黎玉回到山东。8月8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黎玉、张云逸，要求山东加快土改进度，同时对土改政策作了进一步规定，要求孤立地主、稳定中农、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8月下旬，黎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华东局土地会议讨论的情况，包括陈毅的意见，起草了华东局《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简称“九一指示”。接着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若干土改工作团，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据《中共山东地方史》记载：到1946年12月，山东解放区约有1000万农民，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464万余亩，加上原有土地，人均2.15亩，在土改比较彻底的地方，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当时国民党军正在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敌情严重，新解放区党的基础不够巩固，农民的斗争觉悟还有待提高。在老解放区，存在着对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照顾过多及干部多分田现象。为此，山东各地党组织从1947年春天开始，在土改开展不够好的地区及广大新解放区，又开展了土地还家和土改复查。
　　1947年初，饶漱石从东北回到山东后，也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指责山东的土改“右”了，有“富农路线倾向”，说黎玉根据“五四指示”起草的“九一指示”错了。并在2月21日以华东局名义发出的土改复查和春耕生产指示中，把土改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富农路线”倾向。4月底和5月初，华东局又连发两个有关土改复查的文件，虽然促进了土改复查的开展，同时也使“左”的倾向发展起来。6月下旬，华东局在诸城县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以推行“富农路线”等罪名，对黎玉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会后，华东局于7月7日发出《关于土改复查的新指示》，简称“七七指示”，全盘否定了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制定的“九一指示”，说“九一指示”有三个原则错误：方针上的非阶级路线，方法上的非群众路线，领导上的自满自足放松土改。这个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制定的“七七指示”发出后，使许多地方土改中已经出现的侵犯中农利益，打击城镇工商业，乱打乱杀等“左”的错误日益严重。
　　这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对于土改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其中规定的平分土地的方法，很容易侵犯中农利益。同时对于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与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而对前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康生是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的五个常委之一，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中央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在朱德、刘少奇、董必武之后位居第四），还是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团长，此前他在晋绥搞土改时大搞极左，原来晋绥根据剥削行为定了一个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康生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在他驻点的村子乱打乱杀，还搞挖祖坟、追底财，弄得怨声载道。这种极左风潮波及到晋绥的许多地方，在中央土地会议上也有一定影响。华东局和山东各地区去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数十人，有的人受康生、饶漱石极左思想影响，把山东土改中的问题说得很严重。
　　（二）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决定借传达土地会议精神，首先向渤海区开刀。当时，山东解放区分三大片，即胶东区、渤海区和鲁中南（即鲁中、鲁南、滨海，以后合并为鲁中南区）。饶漱石从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宗派思想出发，为了打倒黎玉，反给黎玉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并把长期与黎玉一起工作，分别主持渤海区、胶东区工作的景晓村、林浩看成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首先拿渤海开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6年下半年，因为渤海区可能成为华东战略区的后方，华东局先派刘格平、王力（就是后来“文革”初期闻名全国的两位左派）去渤海了解情况。他们先到了禹城，这里距敌占区济南很近，是解放不久的新区。他们听县干部反映这一带敌人活动猖狂，杀了我们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王力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杀？”县干部说上面有规定，杀人要报批。刘格平和王力当即指示他们先杀一批。第二天这个县就杀了30多人。接着他们到商河县，又杀了40多人。到渤海区党委后，王力根据禹城、商河这些新区的情况以偏概全，写了一份指责渤海区锄奸反特不力的报告，叫景晓村发给饶漱石。景晓村看了感到其中反映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劝他查实了再发。王力竟违反纪律，找了一个熟人，通过新华社渤海分社的电台发了出去。饶漱石把刘格平、王力和景晓村召到桓台县，专门听取王力的汇报，景晓村说明了一些情况，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不久，华东局派人到渤海区党委，宣布给区党委集体警告处分，给公安局长李震个人警告处分。同时决定把杀人权下放到县。从此，乱杀错杀之风逐渐在渤海区蔓延开来。王力因而得到饶漱石的赏识，后来被任命为华东局驻渤海土改工作团的总团长兼党委书记（这是王力自己说的，有人回忆，他并无总团长头衔，此前他不过是个科长）。
　　1947年10月8日到1948年2月25日，在阳信县李家桥（后移至何家坊），召开了为期138天的渤海区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区、地、县各级干部550余人。会议开幕时景晓村还以区党委书记身份致开幕词，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出席会议。没有几天，景晓村等就靠边站了，会议由华东局民运部长张晔、副部长刘格平等主持，实际上变成了批判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及各地、县一大批主要负责人的斗争会。特别是康生于11月6日参加渤海土地会议后，会场内外笼罩着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因为康生是带着成见专门来整人的。
　　康生在11月16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于10月24日由中工委阜平参加中央局土地会议，……因渤海正在开会，……我接电后当即于10月30日由阜平动身，11月微（5日）到达渤海。……一星期中我除参加会议外，……大量了解此区党内不纯情况，较晋察冀严重万分，或者说有基本区别。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党的组织被地主富农所掌握。渤海从行署正副主任到各处长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他们对土改不仅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场，而且大多数曾做过镇压农民、包庇地主、保护自己家庭为农民所恨的罪恶。至于各县县长，包庇地主、镇压农运者也很多。庆云、利津、广饶、滨县等县长，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机关。”康生甚至耸人听闻地说：“此间情况复杂，稍一不慎，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暴动和叛乱的危险。”
　　康生在电报中关于景晓村、李人凤、李震是这样写的：“景（地主）、李人凤（抗战初期为国民党军官）、公安局长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1947年11月25日，康生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我们党内混入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地主富农分子到党内来，而且掌握着党的领导、党的组织。……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就犯右倾机会主义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他面对500多位代表，声色俱厉地说：“就代表出身的情况就可看出，渤海党内不纯到什么程度。依靠这样的党是不能彻底进行土改的”。上述电报和报告均保存在山东省委档案馆中。不必更多地引用他在各种场合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说，仅从这份电报和报告就足见其颠倒黑白、恶意诬陷，企图彻底否定和推翻渤海区党组织的狰狞嘴脸。
　　（三）
　　景晓村在山东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干部。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比康生出身的大地主家庭小得多了），如按划分阶级的标准，景晓村家应是富农。景晓村的父亲是个革命知识分子，当小学教员时就向学生传授进步思想，大革命时期曾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抗战时期参加民主政权工作，并且在1942年春加入了中国***。景晓村出生于1917年，1933年考入山东济南第一乡村师范，这个学校出了大批***员，被称为山东党的战斗堡垒。1935年景晓村18岁加入中国***，1937年春担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这年他才20岁。1938年1月1日参与发动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团政委，第二支队政委，鲁东南特委书记，清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区政委。1944年1月，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后，那年还不满27周岁的景晓村，被任命为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1945年，景晓村与司令员杨国夫率领渤海军区部队，向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和胶济路西段沿线之敌展开进攻，连克25座县城，歼敌26000余人，解放了渤海区全部县城。杨国夫是长征前就任团长的红军干部，抗战时期和比他小12岁的景晓村共事五六年，两人关系很好。他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曾对我说过，他在东北听说景晓村在渤海被撤职，感到很不理解，对景晓村的遭遇非常同情。上世纪80年代初，我写《罗荣桓传》时，看过景晓村抗战时期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因为他详细地记录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领导同志的多次讲话，还有他学习中央指示的体会及工作日记，足有数十万字。就是这样一位好学上进、勤奋正直、年轻有为的好干部，被康生用“景（地主）”三个字就把他的前程断送了。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康生曾声色俱厉地指着景晓村说：“景晓村你一村不晓，还有什么资格坐在台上。”景晓村被撤职后，历经30多年磨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他当上国务院农机部副部长时已是年逾花甲。
　　康生说李人凤是“国民党军官”，这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李人凤抗战前就担任过山东第四师范的“左联”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一些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武装，首创在胶济铁路迎击日军的战绩。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十团团长，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曾在前线作战时负伤。他担任清河区行署主任、渤海区行署副主任、主任期间，为根据地政权建设作出很多贡献。1947年，华东局、华东军区迁至渤海区后，40万部队和机关人员等，云集在这一并不富裕的地区。李人凤作为行署主任，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任务极其繁重。1947年6月18日，华东局在致“晓村并区党委诸同志”的信中，还说过：“对你们各方面工作之进展与成绩，表示欣慰。目前渤海担任着极端繁重的任务，对于整个华东战局的支持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康生参加渤海土地会议的第一天，《渤海日报》还在头版刊载了李人凤以行署主任名义发布的有关支前工作的一个训令。可是康生一到渤海，就给李人凤加上“一再加重人民负担”的罪名。在渤海土地会议上，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曾任渤海行署秘书长的马千里，愤愤不平地质问康生：“你说加重了群众负担，40万人在这里，不加重群众负担，吃什么，穿什么！”康生哪里听得进去。李人凤不仅在会上挨斗，而且在报纸上被公开批判。由康生拍板定案，1947年12月28日《渤海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布告是这样写的：“查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自任职以来，不但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一再加重人民负担，庇护地主，维持封建势力，纵容匪特，镇压群众运动，……着即将该主任明令撤职。”《渤海日报》还专为李人凤撤职发了社论。李人凤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在1959年反右倾时再次挨整，在1966年“文革”中又遭迫害。他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我曾去看望他，不久他便含冤去世。
      渤海区公安局局长李震是最早挨整的，已受了警告处分，然而康生并未善罢甘休。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言外之意是被俘就会变节，因而不可信任。李震是1943年在一次“反扫荡”中被俘的，之后恰有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我根据地内，飞行员被我军俘获。这个飞行员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山田大将的侄子，敌人急不可待地找关系与我们联系，要用李震和被捕的临淄县长李铁峰换回那个飞行员。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飞行员的身世，觉得一个换两个对我们有利，经渤海区党委讨论同意，把李震二人换了回来。他们回来后，经过山东分局严格审查，认为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没有任何变节行为，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曾专门发文件予以表扬。李震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在著名的博兴暴动中担任博兴县后备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曾任东北军51军我党工委副书记（解方任书记）。1941年从山东分局调到清河区党委任党委常委兼社会部长，离休前任铁道部副部长。他曾向我讲了他亲眼目睹的这样一件事：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会内会外结合。王力的土改工作团在惠民城里搞了一个斗争会，把李震等受批判的干部弄到现场去受教育，眼看着一个靠炸鱼炸虾挣钱的小商人在现场给活活打死了。这就是康生、王力在土改中树的样板。据档案馆所存《关于惠民市土改复查中乱打乱杀典型事例调查》报告称，惠民市共打死150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我们的干部。侵犯中农利益和没收工商业现象也很严重。如沾化县8个区4739个被斗户中，有1648户是中农，占三分之一还多。在这种恐怖气氛下，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区逃往敌占区者达万余人，其中不少是劳动人民。
　　（四）
　　康生另一个恶毒的手法，就是以反宗派主义为名，挑动派性斗争。1947年11月25日，他在渤海土地会议上说：“军队与地方、冀鲁边与清河、外来与本地、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最后是山东干部与华东局干部之间，关系上不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他是挑动一部分干部斗争另一部分干部。例如，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时，区党委书记、司令员、政委都是原清河区的干部，这是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工作时安排并经中央批准的，与清河区的干部无关。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有些反映，康生本应做促进团结的工作，可是他蓄意制造出一个以景晓村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把60多名干部列入这个集团的名单中，其中绝大多数是原清河区的干部。康生在渤海发现和利用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就有当时在三地委工作，“文革”时是山东造反派的头子，被选拔为山东省革委会第一任主任的王效禹。康生在批评景晓村搞“宗派主义”时就说过：“像王效禹这样的好干部，你为什么不用！”有些同志不同意康生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的做法。康生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说：“有人说我们搞宗派，不错，我们是有一个派，是中央派，是毛泽东派！”会议大搞唯成分论，人人过关查三代，普遍改选了原先成立的各个支部，由贫雇农出身的人组成新支部领导会议。如区党委机关支部，就由一个饲养员、一个炊事员等组成。振华中心县委妇联主任晓山对这种极左做法表示不同意见而被斗争。区公安局的于海东、韩洁石、韩华等被扣押审查。第一地委副书记曹戌，本人家庭没有问题，因为跟开药铺从医的舅舅生活过一段，就被批斗撤职。第四地委副书记刘鸿轩因不同意会上的一些做法，也被批判撤换。参加会议的各县县委书记和区党委的科以上干部，百分之七十受到批判。第四地委被撤职、降职、调离的县以上干部有20人，其中包括一名地委书记、两名副书记、一名副专员。土地会议所在的阳信县县委大换班，十个区委书记只保留了三个。至于县以下甚至包括村支部书记被当作“石头”搬掉的更是不计其数。
　　渤海土地会议召开后，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饶漱石在五莲县大茅庄主持了胶东区土地会议。和渤海土地会议一个调子，也是批判所谓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及行署主任曹漫之都被撤销了职务。跟着康生去参加胶东土地会议的毛岸英，回到工作团后，曾对住同屋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说，康生整林浩太狠、太过分，缺乏政治家风度（见曾彦修回忆）。
　　鲁南、鲁中区党委和滨海直属地委的土地会议是1947年10月间由饶漱石主持召开的。因为这三个区的一把手都算不上黎玉的人，不像渤海胶东那样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但是仍拿黎玉当靶子，狠批了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一些干部如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鲁中行署主任马馥唐等也受到牵连。
　　（五）
　　康生、饶漱石正在山东大搞极左时，毛泽东根据各地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指出了注意防止左倾的问题。1947年11月下旬，他亲自修改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提出：“此两项文件原是一九三三年为纠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在12月25日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持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左”的偏向问题。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接着又转发了习仲勋、邓小平的两个报告，都提出了纠“左”的问题。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出当前土改“主要是过左”。1月18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表示同意当前主要已不是右倾，而是“左”倾的观点。1月21日，刘少奇在致薄一波并致康生、饶漱石的电报中指出：“现在干部中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式之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望在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必须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
　　面对中央发出的一系列纠“左”的指示，康生和饶漱石置若罔闻，仍一意孤行。山东土改的实际情况是自1947年华东局发出“七七指示”后，土改中“左”的倾向日益发展，在渤海、胶东、鲁中南土地会议前夕，“左”倾已成为主要倾向。可是，康生、饶漱石在这三个土地会议上仍大张旗鼓地反对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一大批干部当作“石头”搬掉了。特别严重的是，党中央发出纠“左”的指示后，他们不惜歪曲和抵制中央的指示。饶漱石把山东土改中严重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形式上左，实际上是右”，把乱打乱杀归结为“执行富农路线的右倾错误”，甚至拿着任弼时的讲话说：“我们搞我们的，这个东西以后再说。”坐镇渤海土地会议的康生，在中央指示下达后，继续残酷地打击迫害干部，李人凤被明令撤职的布告，就是在中央关于怎样划分阶级的两个文件发出后，于12月28日在报上发布的。
　　康生迟迟不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纠“左”的指示，并向受打击的干部封锁消息。有一次景晓村问他：“我们在前段土改中是不是搞得‘左’了？”康生板着脸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由于康生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机关”，根据这一指控，不仅再次批斗了李震，还把各县公安局长等20人关押起来隔离审查。李震对康生说：“有错误我们承担，不能把下面的同志都抓起来。”奸诈的康生竟故作惊讶地说: “有这回事吗？”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指出：“各地实施政策中如果有和报告所指出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应即加以改正。”如果康生、饶漱石稍有悔改之意，这时纠正他们大搞极左的错误还来得及。可是他们根本不思悔改，而且沿着极左的道路越走越远。为了彻底打倒景晓村，他们把半年前发生，早已处理过的赵寄舟事件，重新翻出来大做文章，制造舆论。赵寄舟是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据当时的报告说，1947年7月5日夜，赵声称去捉特务地下线，率领骑兵11人到了他姐姐（沈赵氏）和妹夫（沈平之）的村庄潍北县沈家营村。派警卫员小任去找村支书曹美枢，曹以为是敌特，就跑到民兵队部意欲号召武装自卫，小任赶至队部，曹即拿起铁锹与小任格斗，并将小任头部砍伤，随后赶来一骑兵开枪将曹击中，当即死亡。此事发生后，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去调查处理，调查组认定赵寄舟是对其姐姐、妹夫（不是亲姐妹）被斗不满，回去镇压群众。于8月9日召开公祭曹美枢大会，当场将沈赵氏枪决“陪葬”，其他数人被判处十年、七年、三年等徒刑。赵寄舟也被开除党籍，撤职扣押（后判徒刑）。以上都是根据当时的报告、报道记载。近20年来，不断有人重新调查，呼吁为赵平反，我不了解实情，这里姑且不谈。
　　此事发生半年之后，1948年1月17日，《渤海日报》用头版整版篇幅刊出关于赵寄舟撤职查办的通令及社论等。第二天，又在头版刊载了1947年8月9日（即4个多月前）公祭村支书曹美枢的新闻、通讯、祭文。两天后，《渤海日报》头版头条用大号字全文刊出华东军区关于景晓村撤职的命令。内称：
　　“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出身地主，有牢固的地主思想，平时领导上表现极端严重的家长制度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毫不关心部属与基本群众的疾苦，自进行土地改革以来，坚持富农路线，包庇袒护地主富农，阻止与妨碍群众土改运动，同时纵容放任部属，镇压群众土地斗争，以致发生赵寄舟等惨杀村支书的罪恶事件，该员身为政治委员，不仅不保护土改的贯彻执行，反而站在地主富农立场，违反农民利益，阻碍土改运动，实属严重错误，着将该员撤职，以昭警戒。此令”。“任命张晔为渤海军区政治委员”。“任命刘格平为渤海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景晓村被撤销了区党委书记职务，张、刘继任区党委书记和第一副书记。
　　上述命令是康生与饶漱石互相勾结，在中央已三令五申纠“左”的情况下，趁陈毅司令员去陕北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之机，未经中央批准自行炮制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毅任市长，他任命黎玉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景晓村任副秘书长。有一次，陈毅对景晓村说：“你那个老乡（指康生）是专门整人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东省委经过认真复查，并经中央同意发出关于景晓村等申诉案件的复议报告（[1984] 9号文件），认定“渤海地区的土改不存在所谓富农路线的问题，也不存在‘坚持富农路线’的错误。”关于除奸反特“原结论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予处分是不当的。以后在土地会议上又再次进行批判处理，更是不妥当的。”区党委“不存在‘宗派主义’和‘宗派集团’的问题”。“所谓景晓村包庇地主家庭与汉奸恶霸分子问题。……景晓村对其岳父无包庇行为。经查，景的岳父……未定汉奸恶霸分子。因此，原结论为包庇地主、汉奸与事实不符。”康生给中央的电报说是“赵寄舟当场枪毙了支部书记。”复议报告认定是骑兵战士“误将”村支书打死。“从原材料看，景晓村同志对赵寄舟这一错误行动，事前完全不知道。结论说这是景晓村同志‘纵恿放任’，不符合事实。”“所谓李人凤一再加重人民负担……是没有事实根据的。”1985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中共中央于1986年3月批复，同意撤销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结论部分，恢复其政治名誉。
　　经中央同意发出的山东省委文件，推翻了康生、饶漱石强加在黎玉、林浩、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头上的种种罪名，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然而沉冤30多年，这一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切切不可忘记。

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

作者：曾彦修

　　对于康生在土地改革中的极左错误，20年来，报刊上传说甚多，可惜多为想当然耳的凿空之说。真实情况，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而谬说则至今还在制造不歇，例如，说毛岸英仿佛是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核心似的，这就是言必个人崇拜的陋习仍在作怪。
　　近几年我从山东阳信县（当时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接到的来信也说明当地现在已不大知道1947—1948年的基本情况了，还以为是我们这个土改工作团去打倒了他们的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等的。而报刊上对康生1947年春夏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的事实反倒未看见一字（身历者、知情者确未公布过一字），或至多说一点听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康生的这整段事情就成了一锅糊涂粥，并使参加过这个工作团的人员连带受点累。参加过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成员，现尚存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等四个当时的青年工作团员。老年团员健在的，还有高文华、贾连夫妇，但高当年即在病中，虽随团行动，已不能下村了，估计他知道的具体情况会少些。土改团这件事谈不到是大事，只因康生一直是团长，陈伯达挂过短时期副团长的名，随行学习的又始终有毛岸英，于是乎各种各样的讹误、附会就无止境地在报刊上出现了约20年。恐怕还要编造下去的。于光远、凌云、史敬棠三人看来懒得辟谣，我只好在这里写几句把这事说一说，反正在医院里也闲得无事。
　　一
　　工作团缘起中央组织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可能是在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中央就决定组织一个土改工作团出发了。延安党中央各机关的撤退工作，实际上1946年的十、十一月份就大动了。撤到延安以北大约三天路程的以瓦窑堡为中心的很大一片区域。春节后，住在撤退地区的中宣部的毛岸英走了，未听说去何处。过几天中宣部临时负责人许之桢通知我说，已指定我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由中央各单位派人参加，分头出发，到晋西北兴县中央晋绥分局集中。同时告诉我，毛岸英也是到这个工作团去，他大概是与康生同行了。
　　我走到兴县后，才知是由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由康生任团长，陈伯达任副团长。团员几乎全是老同志，有张琴秋、高文华夫妇（高是1936年刘少奇到平津前华北党的主要负责人），廖鲁言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先期赴山东），李国华（李立，中组部科长，即现在的局长，听说是参加三湾改编的红军现在仅存的一位），张越霞（博古夫人），张勃川……几乎全是20年代参加党的老同志。“一·二九”到“三八式”的新党员只有四人（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后来田家英插进来了个把月。）凌云是这个团的秘书兼康生的秘书，实际管团内事。
　　到了晋西北时，李井泉任晋绥分局书记，似乎他也是一个一言堂的一言堂，但在政治局委员康生面前，官低几级，也就只有绝对服从康了。
　　延安出发的全部工作团员插在晋西北的四地工作：1、康生带领曹轶欧、凌云、毛岸英在晋绥老区二专区临县郝家坡工作，那里是工作团总团部。2、陈伯达率田家英（后赶来参加）、史敬棠二人到静乐县工作。3、张琴秋率李国华、张越霞等老同志及曾彦修到解放区朔县工作。4、廖鲁言率于光远等到半老区保德县工作。下乡一个多月后，刘少奇、朱总、董老等率队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组织中央工委，路过兴县，把陈伯达带走，陈又把田家英带走了，工作团便取消了静乐县这个点。
　　二
　　1947年三、四月，全体人员到晋绥中心兴县会合后，分四路参加到由当地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中。第一路由康生自领，分团长是临县地委书记赵林，但一切由康说了算。
　　康的总部设在临县郝家坡，是一小村，40来户。另三队为陈伯达静乐分团、张琴秋朔县分团、廖鲁言保德分团。这三个分团均由晋绥的领导干部任正团长，延安出发的工作团老同志任副团长。这几个分团各相距数百里，又无长途电话，全是各自为战，互无丝毫影响。因此，康生对我们的工作均一无所知，我们对他也一无所知。大概到了1947年7月，在临县郝家坡，才由晋绥分局召开了一次土改工作试点汇报会议。晋绥八个地委的书记大多到了（似还到了几个县委书记）。会议是汇报各地土改试点情况，并定出新的做法。实际一切听康生指示。会上，保德地区是由廖鲁言、于光远二人参加，但于临时生病，住了医院，会议全程未能参加。朔县地区大组本应由分局组织部长、正组长张邦英或副组长张琴秋（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但他们回来不易，一个人要一马、一饲养员、一警卫员陪送，还得叫我跟着。因此决定不去，叫我一人去听会。我走了八天才到郝家坡，其中从兴县到郝家坡就要走两天。路边村庄，几乎全有延安撤过来的党中央机关。我就信步走去，走到哪里天快黑了，就去找那里的机关，只要说明来意就可以住宿。我走到一处公路边，已晚饭后，看见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谢邦选等同志在散步，上前去说明来意，即要我进村吃饭住宿。饭时，老谢等几位同志说康生在郝家坡土改，死人很多，到处挖“底财”（也写作“地财”），掘坟墓，群众极反感，几老意见多得很，但不便提，你最好去见见吴老（吴玉章），听听他的意见，反映给康生同志。我回答，已八点多钟了，不便去打扰吴老了。而且几老都不便讲话，我还能开口?这些意见是：死人太多了，吊打太多了，追“底财”太厉害了，挖祖坟太厉害了……尤其是最后一项，是完全不对的，最脱离群众，老百姓在背后骂，只有二流子赞成。所以，我还未到达康生总部，一股前所未闻的恐怖气味就已经把我吓坏了。
　　三
　　康生在郝家坡土改试点汇报会议上（李井泉主持并全程参加），有些什么“左”得出边的错误呢?我看到的主要几点真实情况是：
　　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康生从根本上废除了划分阶级的生产关系标准，即是后有剥削行为的主要标准。晋绥原有一个划分阶级标准的内部文件，原则上是正确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可是康生硬是在会上说，正是这个文件“害死人”，束缚了干部和群众的手足。他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这是原话，我在场听见的）当然非真烧，是作废的意思。这本是晋绥自订的土地改革的小宪法，把这个东西烧了，当然就只能盲动了。毛1948年春末夏初过兴县时曾批评了这件事，说是晋绥分局“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而一字不提康生。晋绥1947年自春至秋有半年多时间土地改革搞极左，根本上就是出于康生的这个指令。我在场感到震惊，自然是反对康这种彻底打倒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但自延安前几年整风抢救后，一个普通党员对一个政治局委员哪还敢提意见，那是彻头彻尾的“反党了”，所以我不敢作声。只能做驯服工具，听任康生胡说八道。1978年国庆节前后，我在昆明一招待所遇见了李井泉，我上前自我介绍，说我是在郝家坡亲耳听见康生下令把马克思主义烧掉的，你受了冤枉，我愿向中央写信证明。李说，谢谢你，不必了，毛主席当时就知道是康生讲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康生主动来向我握手，说了声：对不起，让你挨批评了。所以这事就不谈了。李井泉是平和的，只是有点神秘的微笑。1982年我又在成都遇见当时晋绥分局宣传部长、30年代马克思主义农村问题专家张稼夫同志，对这个问题谈了两个钟头。张说，那个划分阶级的文件，是用了很大功夫弄出来的，我和段云同志等带着工作组经过多次调查后起草，分局通过的。康生那么轻佻地就叫一把火烧了，这人连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也不要了，老人家知道是康生叫烧的，批评的是我们，我们也没作声，当然，我们没扛住康生也有责任。
　　第二、康生过分看重没收与分配所谓“浮财”、“底财”，使农村更加混乱、破败。所谓浮财即土地以外的物件，如衣物、家具、牲畜、农具特别是粮食等。为追求这些东西，特别是银元、手饰等，就由一些游民及小青年带头，大挖人家的祖坟。总是多少有所收获，就越挖越厉害，群众反映极坏。附近疏散过来的中央机关，也没有人赞成的。那时附近还有一个中央授权的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也无权干涉康生。
　　第三、由于过分追逼浮财、底财，所以就不得不依靠少数农村游民分子和极少数“勇敢分子”，这些人一掌握了斗争主导权，必然就要发生残酷武斗现象。被斗者痛不欲生时，自杀就多了。康生那个40来户人（我听说是37户）的郝家坡，就死了几个人。乱打乱斗，自杀，使农村陷于极端恐怖状态中，这丝毫不是什么“革命秩序”，而是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即旧式的流寇作风。至于近20年报刊上讲得最多的，说康生发明了个“化形地主”阶级，因此把很多破落户都作为地主斗了。这说法反倒不确。在康生来到晋西北之前，当地报上已经很有“化形地主”之说了，康生不但不予纠正，反而火上加油，承袭了此项谬说。在郝家坡会议期间，有天晚上康生叫我单独去汇报朔县情况。我讲了个把钟头，康的态度倒始终和蔼，听得进去，这是事实。我还强调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经营地主与纯封建性地主要有所区别等。康耐心地听下去了，笑着对我说：这些全是你的花样吧?张邦英、张琴秋他们恐怕连这些名词都没听说过（指“经营地主”、“不带封建性的富农”等词）。康对我的指示是，回去向张邦英、张琴秋传达，一切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不要搞那么多框框。并特别告诉我，不要那么强调地主、富农的区别，像你村的那两户大富农，不要那么书呆子气了，分光了了事，不然你拿什么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我感到康这人是二重人格，道理他全懂，为了乌纱帽，他只能做他明知不对的事。
　　我跑了八天返回朔县，对康生那套极左做法一丝也不敢泄漏，尤其对任何人均不敢提康那里到处挖祖坟的事一个字，如果我提起了这些事，工作团内万一有人要求起而效法，就压不住了。
　　我回朔县本村后，把两户勤劳殷实的兄弟富农全扫地出门了，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硬是在我的授意下，眼睁睁看着把那个农村中那一点儿唯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彻底毁灭了。我眼见两条大犍牛被牵走了（八家人各分一条“牛腿”），当地最先进的光亮农具被拿走了，我知道它们从此也就完了。我看过《被开垦的处女地》，牛拉去几天就死了，我现在就在被迫做临时的拉古尔洛夫。建国后，我在上海郊区劳改时，看见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龙骨水车都变成了一堆堆的废木片，真叫人痛彻心肺!我们多少年以全力破坏农村中的那点儿落后的生产力，还硬说是在不断革命!
　　康生这套做法的实质，归纳起来，我以为不外三条：第一条是严重破坏了、粉碎了马克思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彻底破坏了；第二，破坏了阶级斗争中正确的阶级路线，放手让游民阶层唱了主角；第三，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和工商业生产。通俗地说，康的乱打乱斗造成的三大结果是：大混战，大恐怖，大破坏。归结为一个“大”，则是大破坏。康生可谓提前20年实行了“大乱特乱”政策。
　　郝家坡会议的两个月之后，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作为中央派出的土改试点工作团团长的康生，在这个会上却没有发过一次言，我以为这恐怕是少奇同志他们看穿了康生的左倾，没有让他发言。另方面，朱德、董必武同志却作了长篇发言，他们二人的发言是我听见的、包括以后听见的对土改工作最正确、最稳重的发言（但大会上有的长篇发言比康生还“左”）。土改试点工作团员全都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
　　四
　　1947年约4月中，全国土改会议结束后，土改试点团暂时在西柏坡等村待命转赴河北冀中区工作。此时康生另有任务，早已由康生、曹轶欧夫妇带着凌云及毛岸英乘车赶去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的阳信县了。看来是紧急任务，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之后，1947年11月9日，留西柏坡等村的全体团员按原计划乘大卡车赴冀中，于12月13日抵达冀中区区党委所在地饶阳县某村。工作团在冀中的整个时期，康生均在山东整人，我们一无所知。工作团在饶阳县搞了一个多月，即接康生山东电，令全体团员立即去山东渤海区阳信县同他会合。这回是步行了好几天才到阳信县乡村的（老同志们坐农村大车，循例由“三青年”分管食、宿、行照顾）。我们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某村时，康生已去胶东整人去了。
　　我们到达时，渤海区党委书记已经是新任的张晔了（或向明）。行署主任好像叫×人凤。前任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均已被撤职了。这两人，我始终未见过。现根据一些书籍和前几年从当地来信得知，1947年秋渤海区党委循例先开整党工作会议，然后搞土改。华东先是派邓子恢去参加这个会，要求首先把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拉下马。邓子恢去后，久久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康生奉命急驰山东渤海区去完成这个任务。康打掉景晓村后，又赶赴胶东区去打掉该区区党委书记林浩（与饶漱石合力）。因此，我们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鲁西北阳信县时，并没有见到康生，因为他已到胶东区去整林浩去了。看来，要狠狠整人的事，非康生莫办（景晓村、林浩二同志均早已平反了）。
　　至于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根本原因是，康生这时已不可能这么干了。他在整完景晓村、林浩这两个区党委书记后，已进入1948年2月，已不准那么左倾蛮干了。我们工作团到渤海区党委时，已是旧历春节前几天，此时下村不合适，上面决定过了1948年的旧历春节初五之后再进村。这时，任弼时同志1948年1月15日在陕北做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政策问题》报告，明显纠“左”，政策界限分明，解放区人手一册，全党谁敢顶着不办?康生已无可能另搞一套左倾政策了。此时，康生本人对工作团关于工商业问题作了一次反对左倾的长篇谈话。康生在胶东整了林浩之后，回阳信县渤海区党委时，康夫妇、凌云、毛岸英四人是一同回来的，车过黄河口，去当时的工商重镇羊角沟，眼看一片破败，工商业几乎全整垮了。康生这次对我们讲的全是反“左”及坚决保护工商业问题。以后凌云同志又给我们补充了很多具体情况。康的这次讲话，当然是受了任弼时同志报告的影响，他的全部精神是反“左”，则是绝对的事实。所以，近20年报刊上说康生在山东如何大搞极左时，康正在山东根据中央指示反对极左。康生这个人是一个极具二重人格的人，为了越来越大的乌纱帽，他可以干他明知道是极坏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毛岸英随康生撤出延安，随土改工作团行动，一是安全撤退，二是随团学习，并非正式工作团员，因为他才从苏联回来半年多，他没有正式任务，但可以化名到各处看，也什么事都可列席。小毛作风粗犷，个性爽朗。在渤海区党委时，于光远、史敬棠、曾彦修、毛岸英四人总是住一间固定的房子。小毛从胶东回来后，在我们面前批评过康生，说康生整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太狠，太过分，缺少政治家风度，又极力赞扬饶漱石，说饶是个政治家。曾等三人，才从延安整风、抢救、审干出来，余悸尚存，反而温和地批评了小毛，说在背后议论中央负责同志是不对的，要他不要再对别人讲这些东西了。小毛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不错的。主要是他没有表现出一点天潢贵胄的气息。
　　五
　　康生在冀西北土改试点中，已不是什么左倾，而完全是胡作非为了。但因为无民主可言，上级就是真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已形同上帝，明知他大错特错，不管你多少老长征，老马克思主义者，老干部，在这个权力尖峰面前，都不能反一声。当时在康生土改试点周围居住的诸“老”究竟有哪些人，我不很清楚，我想下列党内外诸老，大部分总在那附近。这就是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张曙时、李六如、李木庵、续范亭、陈瑾昆……叶帅也在那附近，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不反对康生那一套，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对康生提一点意见。这才是最可悲之处：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的影子哪里去了?权力即真理，集中即真理，越来越发展，到这时（1947年）已经是一种铁定的制度了。
　　郝家坡会议，不是一个小型的庐山会议么?康生叫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就得烧，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一点疑问，什么人都得在权力面前、在荒谬绝伦面前做驯服工具，而这反被荒唐地美化为“党性”。像康生这样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人，竟被认为是毛以外最大的理论家，在上世纪40年代，他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60年代他被任命为党中央的“理论小组”组长。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终于发展成为纯自杀性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民主，就一切进步都不能得到保障。不消灭权力即真理的这种“黑洞”，那就一切都会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