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一天〔八月十五日〕，汉奸大头子周佛海对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职员训话说“中央已有命令下来，对本行职员一律保障。不仅安全有保障，职业也有保障。希望大家安心工作”为什么他敢这样说呢。原来周逆佛海早在二三年前和顾祝同、戴笠相勾搭，进行“和平”活动，去年小矶内阁对蒋介石所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经周佛海之手送到重庆去的。
　　日本投降消息一传出，周逆就拍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大意说：他将结合税警团、保安队和警察的一万多实力，保持上海的完整，以奉给与中央。“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据说，蒋介石接到这个电报后，非常高兴，立即叫秘书覆电嘉奖。后来有人劝蒋直接答覆周逆，于面子上不大好看，所以“嘉奖”的覆电没有直接给周逆而由蒋伯诚间接转达的。
　　这位蒋伯诚“将军”，国民党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去年八月间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不久之后，即由周佛海的亲信去保出来，日本宪兵队怎样会释放他。那是不便深究的事。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派他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就成立了“委员长代表公署”。
　　蒋伯诚“将军”在上海是比较高级的“中央大员”，但他没有公开做什么事情。据说是因为血压高，不能见客，所以不愿多管闲事。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他所见的是“贵客”，所办的是“大事”。据消息灵通者说“日本投降后，登部队的参谋长兼上海陆军部长川本少将曾奉命拜访蒋伯诚，提出下列建议：为切实执行中日合作，日本驻华陆军可改编为剿共志愿军，或改入中国籍，成为中国国军以协助中国政府剿共”
　　蒋代表甚为嘉许，立即发电向重庆报告并请示。据说重庆最高当局对此极为满意。
　　在这一大事之外，蒋代表还做过一件小事。出版“国定教科书”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被“地下工作者”查封了，蒋代表大发雷霆，立即下令启封，由“中国联合出版公司”自行清理。该公司在报上登了一则清理启事，说“本公司为对抗敌伪文化侵略而设，现在抗战胜利，本公司任务完成，即日停业清理”包办敌伪所编纂“国定教科书”的出版与发行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可以自称为“对抗敌伪文化侵略”，那南京的伪官伪将当然都是“对抗敌人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经济侵略”的“功臣”了。
　　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伪江苏省长任逆援道就任“南京先遣军司令”的新闻发表了，民众都莫明其妙，有一位老国民党员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任逆居然给以名义，闻之痛心”后来知道有名义的不仅任逆一人，南北各地大汉奸，都奉到“新命”的。周佛海的新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别动队上海行动总队指挥”，是和任逆的任命同时得到的，因为周逆比较调皮，他先去向日本军部请示、解释，获得日本主子的谅解了，然后公开就职，所以周逆就任“行动总指挥”的新闻，比任逆迟了三五天。
　　报界败类金逆雄白，是周逆佛海手下的红人，一身兼金融、新闻、律师三界的领袖，不久之前，以八十条〔八百两〕黄金购进一住宅。他对部属说“过去是混混的，老中央来后，我才真正兜得转〔有面子，有办法〕哩”

“新太子派”

　第一个在上海出现的“中央大员”是“军委会宣导委员”何民魂〔比蒋伯诚还早一天〕，那位何老先生是反共的老前辈，到沦陷区已有相当年月，据说他担任的是“策反”工作，日本投降后，在南京上海各成立办公署，并设立各地区的地方工作委员会。所搜罗的人物，真是五光十色：南京的工作人员是王逆敏中〔伪内次、教次、伪江苏省财政厅长〕，戴逆英夫〔伪教次、伪组织部副部长、伪上海市教育局长〕等，江苏省的负责人是金逆家凤〔伪中委兼华中运输公司——日本的国策会社，为华中振兴会社的子公司——总裁〕，上海地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王克修，伪市金库复兴银行的秘书。据说王克修是蒋经国的人，参加蒋经国所领导的小组织的。因为蒋介石认为戴笠所负责的蓝衣社，太偏于情报与行动，且声名太坏，人家对它既怕且恨，不能担当组织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任务，所以叫蒋经国另起炉灶，组织“新太子派”，名叫“建国社”，作为嫡系中的嫡系。王克修奉派到上海来，把罗逆君强吸收进“新太子派”，而王克修就在罗逆任董事长的“复兴银行”里担任“秘书”。
　　所以在日本投降前后，罗逆君强非常卖力，八月十日晚上发表“劝告上海市民”“镇静”的文章，十四日就“市警察局长”兼职，十六日以后，统率伪保安司令部及伪警察局在主要马路上白天宣布戒严，以便利日本军队、日本机关搬运物资及藏匿、毁损物资。
　　日本一投降，上海市区马上重行宵禁，晚上十时以后即禁止行人及车马通行。要走路就必须向伪保安司令部领取通行证。因此，所有重庆派来或自称是“地下工作”的中央人员，都取得了伪保安司令部的“通行证”。这和“投降”后的日本军队依然雄赳赳地高视阔步的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逆就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罗逆及熊逆剑东等任副指挥，但总指挥部的实权则操于“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程克祥之手，“总指挥部”设有“秘书长办公厅”，其下分设各处，南京伪府的“部长”及伪上海市府的“局长”大都成了“秘书长办公厅”的“参事”“参议”或“专员”，“少将”级的几近百名。为什么有此不伦不类的机构呢。因为程克祥是戴笠的人，周逆佛海要靠他保镖。
　　日本投降后半个月内，上海盛传蒋经国要到上海任警备司令或警察局长，所以罗逆君强非常安心。后来消息传来，淞沪警备总司令是钱大钧，副司令为李友兰，而市警察局长则为宣铁吾，蒋经国派到了东北去。于是王克修所接收的《新中国报》及《小报》〔改名为《革新日报》及《上海晚报》〕又被《前线日报》所接收。而罗逆君强也随周逆佛海、丁逆默村飞去重庆。

关于吴绍澍

　从内地来到上海的国民党“大员”，第一个是吴绍澍，他的头衔之多，足以骇人：〔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二〕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支团长，〔三〕国民政府上海政治特派员，〔四〕军事委员会上海军事特派员，后来又加上〔五〕上海市副市长，及〔六〕上海市社会局长，党政军民一手抓，声势之盛，气焰之高，无以复加。除市党部和三青团支团部以外，还设立了政治、军事两特派员公署，爪牙密布，四出查封并接收寇产逆产。因为他一身兼党政要职，所以许多汉奸都钻他的门路，贡献财物以取得谅解。据极不完全的估计，他在一个月以内，接收到一千余幢房屋〔多数是洋房〕，八九百辆汽车，黄金在一万条以上〔解放区的报上说是二三千条，实在太低估了吴主委，据说单是李士群的内弟叶耀先一人就送给他一千余条〕，其他珠宝无算。日本“弘报部”〔陆海军及大东亚省联合组成的宣传机关，敌伪出版机关的旧报纸的配给者〕的存纸五万余令，也经钱芥尘拉拢，由日本大使馆的福间领事送给了吴绍澍。〔钱芥尘是《晶报》的老板，“八·一三”战役结束，即受日方津贴以《晶报》作侧面宣传，并供给敌人情报，一方面又与国民党的冯有真、吴绍澍等互通声气。这次吴绍澍等取得了日本的纸张——虽然那本是应该交给中国的东西——据说对钱极为嘉许。〕
　　因为他权大势盛而金条更多，所以引起别人的不满。据传钱大钧在重庆曾对人说“上海既有了吴绍澍，我也用不到去了”这句话传到上海，吴绍澍一想不妥，马上领衔电迎“钱市长迅速来沪”。
　　汤恩伯、钱大钧、戴笠等相继到沪之后，吴绍澍的气焰较低，各方面都有对他不利的传说〔主要是为了他捞得过多，太肥了〕，他放出空气说“上海市政府即将改组，市长将由朱家骅继任”因为他是朱家骅一手提拔的，关系最切，弦外之音，就是“反正我吴绍澍在上海的势力是不会倒的”。戴笠到了上海，拼命搜集吴绍澍的错处，接二连三地向重庆报告，据说重庆来电召吴去，但吴捱着不去，希望有人转圜。到了十月底，他正坐着某汉奸送给他的保险汽车出外，在路上被人打了四枪，手枪子弹打在保险玻璃上当然毫无损伤，但吴不免有些吃惊。事后调查，证明是戴笠派人吓他，他知道捱着不走是不行了，十一月三日始飞到重庆去。不久之后，副市长就换了前任工部局会办的何德奎。据说在重庆曾有人主张枪毙吴绍澍，“以肃官箴”，但后来有人为他缓颊，说“吴绍澍是中央所派到上海去的第一个大员，如果办了，与中央面子有关”
　　另一说：吴绍澍的能够回上海，是和戴笠妥协的结果，妥协的条件，是吴绍澍送了相等于两万条黄金价格的财产给戴笠。
　　军事特派员公署的负责人是“秘书长”周孝伯，据说他发的财仅次于吴绍澍。周孝伯原来是吴开先的秘书，一九四一年被捕后即公开附逆，任周逆佛海所辖“中央信托公司”要职，发了卖国财，在国际饭店与舞女小花狗〔外号〕结婚，极富丽奢华之能事。后因投机失败，“小花狗”下堂求去，周孝伯逃债逃到屯溪，一年后又以“中央人员”的姿态回到了上海。因为他和奸官奸商都有一些“交情”，所以那里有物资可搬，那处有油水可揩，什么人可以骗，什么人可以吓，什么地方可抢，什么房子可封，驾轻就熟，便利得很，所以一到就发了不少财。
　　社会部特派员陆京士接踵到了上海，因民众团体都由市党部派人整理，他无从控制，因此与吴绍澍暗斗甚烈。陆京士和吴绍澍都是杜月笙的门生，但吴并不把杜放在眼里，陆即运用杜门诸关系反吴。同时因戴笠不满意吴绍澍，陆与戴及贺衷寒素有联系，戴委陆为“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向伪警察局取得一些枪枝，成立总指挥部。由于吴陆两人的争夺“工运”领导，大家向失业工人骗取会费，而且还害了一部份工人去吃冤枉官司。

“忠救”与中美合作所

　八月二十日左右，上海盛传有第一批“国军”从温州到了浦东，其中有美国顾问与美国教官，即将到沪。那一天早晨就有许多人聚在黄浦滩等候，准备好了爆仗、军乐队，还有插满国旗紥着彩的大卡车，爱多亚路上断绝交通达半日之久，结果是毫无影踪，到下午二时许，大家无精打采地走了。原来预定来上海的所谓国军是忠义救国军张阿六部队〔浦东的土匪地痞〕，一切都接洽好了，但“维持治安”的日本军部却不答应，发出了命令禁止张部登陆。“交涉”无效，于是张阿六的联络参谋坐了汽艇迎上去叫他们退回浦东。
　　过了几天，“忠救”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即袁亚承〕率领了一群黑衣破旧、挟着席子的非兵非民的人，分乘卡车数十辆进入上海，阮清源之下又分设四个区指挥，其下又有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其中有一个区副指挥是著名赌台老板朱顺林，他的作法是最直爽痛快的，有人去投效，先缴伪币十万元至五十万元，就发一张身份证给他，可以出去“办公事”，每一桩“公事”，至少讲伪币五百万元，最大的一桩，据说在十万万元以上。经手办“公事”的人可以提一成到二成的奖金，再根据所办公事的肥瘠分派职位。所以只要经手办一桩起码公事就可以一本数利。因此他门庭若市，手下有数十个大队长。朱顺林刮了不少钱，就购办军装被服、汽车、汽油等等报效给阮清源。
　　戴笠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对外用“中美合作所”的名义，总部即设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的新宅里。“中美合作所”本身有武装部队，臂章叫“定平”，所以逮捕汉奸等事，都由“军统局”的特务指挥“定平”部队执行，所以实权最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察处，完全由“军统局”负责，总司令副总司令不仅不能过问稽察处做些什么，甚至连稽察处有些什么人，都不得而知。
　　大概因为阮清源对戴笠的孝敬太少，十月初旬戴笠把阮清源扣押起来，到了十月下旬，甚至带了手铐移送法院。这一件事引起“忠救”人员的愤慨。因为阮清源是“忠救”元勋之一，他曾几次率领部队进入沦陷区，既曾“抗”过“日”，更大大地“反”过“共”，对戴老板是有过功绩的。就说是他到了上海后，敲竹杠，发胜利财，也并非他一人如此，不应独办他一个。而且退一百步说，他的罪恶无论如何比汉奸要低些，汉奸带军队的尚且一个也不捉，文职的汉奸虽捉了一些，但到十一月底止，只有三十余个不关重要的解送法院，而对阮清源独严厉如此。大家认为戴老板的手段未免太辣——特别是对自己的部下。
　　如果说是为了做榜样，所以对自己部属要严吧。则陈恭澍〔著“蓝衣社黑幕”，曾任南京“特工上海区长”〕、万里浪〔南京“特工浙江区长”、“政治保卫局第一局局长”〕等叛徒都照常任用，阮清源的罪终不至于超过陈恭澍、万里浪等吧。
　　关于戴笠部下在上海的“廉洁”程度，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其全貌：九月下旬戴笠在杜美路七十号召集全体干部训话，门内门外停下了黑牌汽车四百余辆之多。“军统局”工作人员的每月薪津，没有人超过法币十万元的，而普通都在二万元以下。这几个钱连黄包车都坐不起，怎能坐汽车。

“以毒攻毒”

上海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曾经过几次破坏，特别是奚培文的叛变，把所有的团员都出卖了。奚培文是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的书记，他拿上海全部团员的名册向汪精卫的“特工总部”卖了二十万块钱，另外当然还得到一个汉奸官职。汉奸特工就根据了名册，一一逮捕或勒索，一个普通团员，大概纳五六百元以至千元的“手续费”“交际费”，特工们就说：你的姓名已勾去了。所以沪西“特工总部”捉到很多人〔这些人当然变成“和平通动”的干部〕之外，还发了不少财，其收入数十倍于收买奚培文的价格。太平洋战争之后，三青团的总务部长运一箱文件单据到屯溪去，路上被敌宪兵抄到了，于是又破获了一次。从此以后，三青团在上海的组织，究竟有无，已成问题〔没有什么活动，那是毫无疑义〕。
　　日本一投降，三青团却是最活跃的一个单位，除满街贴“蒋团长万岁”“拥护吴支团长”之类的标语，及印贴几种传单之外，所谓最热心的就是封房子、搬货物、抢傢具。查封房屋最多的，在重庆来的机关单位之中，三青团考第一名。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三青团在古拔路北端去封一家南京伪军官的房子，那位伪军官是汪精卫的亲戚，头寸也不大，照理是毫无反抗余地的，不料此人却早有路道，已变了“地下工作者”，一个电话出去，伪保安司令部派了保安队赶来保护，三青团有枪，伪保安队的枪更多，于是僵持半天，三青团只好掩旗息鼓而去。上海最大的汉奸报，存纸最多的《中华日报》，也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
　　三青团的分子，一部份是林逆柏生所领导的“青少年队”等〔其中一部份干部本来是三青团去的，现在算是“复员”〕，还有一部份则是汉奸特工及日本宪兵队密探等。他们都摇身一变而为“地下工作者”。曾有人问过三青团的负责人：为什么收容这批人物。据答：通过他们才能知道汉奸的踪迹与财产，此之谓“以毒攻毒”。
　　所谓“中央的正式部队”，最早到上海的是“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这个名称既极特殊，组织更为特殊，因为到上海的只是一个队长叫做姜公美，其余均在上海就地招募，流氓、地痞、汉奸、密探、贩红丸的、卖鸦片的、开赌台的、拐卖妇女的，一应俱全，而且全是这一些份子。当然，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查封、接收、逮捕、扣押、讲斤头……直到宪兵二十三团开到上海以后，姜公美的上海宪兵队才结束。先是集中整训，其次是解散，而姜公美本人则在各方攻击之下，解送到南京去，但他的部下，则最起码的人也发了伪币几万万元的胜利财了。
　　据姜公美自称，他的如此下场，实在冤枉。因为他没有说过别人的坏话，而别人则专说他的坏话，把自己做的事也加在他的身上。言下大有“好人难做”之慨。
　　的确，姜公美是“好人”，他曾忠实执行当局的政策：第一、他曾命令他的部下，捉到汉奸，有钱即放。捉到共产党，则可先杀后报，而且不要正式办公文。第二、他曾收编了一些日本兵在他的宪兵队工作。如是忠心耿耿，“功在党国”，而为了一些贪污勒索的小事〔何况那是大家有份的〕，而要惩办他，怪不得他要不服了。

接收报馆

　“重庆份子”从“地下”一钻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抢报馆。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限制不遗余力，但他们自己却深知言论出版的重要，在总的方面说，当然要控制一切，包办一切，而内部各系派则你争我夺，大家都想先下手为强。所以抢夺得最激烈的就是报馆。
　　在日本投降之前，上海所有的敌伪报纸，计有下列各家：〔一〕《日文大陆新报》，在黄浦滩十七号英商字林西报馆原址，为日本陆海军的机关报。〔二〕《新申报》，由大陆新报社经营，等于大陆新报的华文版，地址同上。〔三〕《中华日报》，南京伪府的正式机关报，直属伪宣传部，社长为林逆柏生，代理社长为许逆力求，地址在北河南路原市商会国货商品陈列所。赵逆尊岳继任伪宣传部长后，该报人事并无变动。〔四〕《新中国报》，在河南路与汉口路转角，董事长周逆佛海，实际上由日方直接支持，与日本大使馆关系较密切。另出一八开夜报，名《小报》。〔五〕《平报》，周逆佛海、罗逆君强系的机关报，地址在四马路中市，于日本投降前半个月停刊。〔六〕《国民新闻》，为“特工总部”的机关报，董事长也是周逆佛海，实际上为李逆士群的工具，地址在沪西静安寺路，于日本投降前一个多月停刊。〔七〕《申报》，由日本海军管理，社长陈逆彬和。〔八〕《新闻报》，也是日本海军管理，社长为李思浩，副社长陈逆日平，李思浩的出任“新闻报社长”，且担任“全国新闻协会会长”，据说曾征得蒋介石同意的。
　　关于这些报馆的“接收”，颇有一些曲折，甚至有接连三四次的。除《平报》早和吴绍澍事前有接洽，即由吴绍澍接收，出版《正言报》，并无其他纠葛外，其他各报都或多或少地有波折：
　　《中华日报》先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后来重庆中宣部认为伪《中华日报》是伪中央机关报，应由中央机关报接收，命令拨给《民国日报》，但《青年日报》捱拖着不移交，而《民国日报》名义上的社长胡朴安老先生是一位不会与人争夺的长者，所以也就接收不到，只好借新闻报印刷。
　　《国民新闻》先送给CC团的朱应鹏〔《国民新闻》的“副社长”黄逆敬斋本CC出身〕，出版《光华日报》，后来又代印《中美日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但伪《国民新闻》为“特工”机关报，所以十一月中又由戴笠的军统局接办。
　　《新中国报》本来是预备送给第三战区顾祝同的，日本投降的十五日晚上，CC特务“中央调查统计局驻沪专员”刘青白〔化名〕派人去接收，十六日又有吴绍澍系统的“地下总部”武装接收，出版《正义报》。十七日被何民魂赶跑，改出《革新日报》。八天之后，又有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奉命接收，而同时《文汇报》也奉“中宣部东南专员”冯有真之命接收，把《革新日报》的财产共同封起来，明天，冯有真的《中央日报》又来接收。于是以《中央日报》为主，《前线日报》《文汇报》都挤在里面。好在每家都出几千份报，一架机器也来得及印刷。
　　《大陆新报》和《新申报》大家都去抢过，而《前线日报》又志在必得。但日本人在门口架着机关枪，没有人敢去。最后始由汤恩伯接收，改出《改造日报》〔日文版〕。
　　《新闻报》一度由戴笠部下的陈默接收，戴没有同意，令陈默退还，但李思浩不肯再收，直到詹文浒到沪后，勒令停刊，听候整理。《申报》自陈彬和跑后，内部无改变，报面上大捧程克祥〔周佛海的秘书长〕，当然是倾向戴笠的，结果也勒令停整理。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新闻报》在程沧波指导、詹文浒经理之下复刊，《申报》在潘公展指导、陈训念经理之下复刊，都成了CC的天下。

发了一笔大财

日本投降以后，大家所最关心的是“储备票”怎样办。因为从一九四二年起，沦陷区的法币已被敌伪强迫收去，以“二作一”换了伪币，所有沦陷区的人民，都和伪币有关系。伪币的前途如何，成为大家的切身问题。特别是大部份的伪币分散在农民和小贩手中，真正有钱的人，财产数千万数万万数十万万数百万万的，则绝大多数已变成了物资，对伪币如何处理，比率如何，都没有问题的。大多数保有几十万几百万伪币的人，则买不起物资，又必须借此应付生活，则伪币比率的大小，成为严重的问题。
　　日本投降后，一般对伪币处理方法的意见有下列几种：〔一〕过去敌伪以“二作一”换成法币，现在应以“一作二”换成法币，使老百姓不吃亏。当然数目甚大，那应向日本索偿。〔二〕照上海物价和重庆物价相差的倍数，即伪币与法币的购买力，规定比率。大体上是二十五比一，即伪币二十五元作法币一元。〔三〕以伪储备银行所有的黄金等准备，照重庆财政部的官价折成法币，以收兑伪币。照这个标准计算，伪储备银行的发行额，据周逆佛海宣布是一万九千万万元，照一般的最大估计是三万八千万万元，即较周逆所宣布的加一倍。而伪储备银行的准备，仅黄金一项为五十万七千两。以当时重庆的官价每两十七万元计，值法币八百六十一万九千万元，即每四十四元伪币合法币一元。
　　后来重庆的黄金官价，从每两十七万元减为售出价八万九千元，收进价八万五千元。如照售出价计算，伪储备银行的黄金值四百五十一万三千三百万元。照收进价计算，为法币四百三十万零九千五百万元。照前者折算，每法币一元可以收回伪币八十四元，照后者计算，则每法币一元可以收回伪币八十八元。
　　当然，照第一种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最低限度应该照第三种标准折合，因为这对政府是毫无损失的。虽然照那样计算，沦陷区的老百姓已吃亏很大，过去的法币被敌伪以“二作一”取去，换成了伪币，现在又要以数十倍之多的伪币换回法币。
　　然而国民党当局所定的比率，却是二百作一。“财政部长”俞鸿钧发表谈话，还说：政府顾念人民，不使人民过受损失。事实上单是接收到黄金，只要售去百分之四十，就足以收回全部伪币了。仅仅是这一桩事，国民党政府，就赚到黄金三十万两，合法币二百七十万万元。
　　另外，更有一个奇怪的办法，就是伪币整理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建议，应防止因伪币收兑而更加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应将大宗伪币冻结。然而“财政金融特派员”陈健庵〔行〕的办法，则命令各银行钱庄自行清理伪币存欠。这样一来，把所有的伪币全部赶上了市场，于是竞相购买物资，互相抛出伪币，造成物价空前高涨的速度。冻结当然谈不到，而每一张伪币也都要以法币换回来。
　　总之，一句话，老百姓倒霉，国民党政府大发一笔横财。

接收敌产与逮捕汉奸

　“受降”接收人员以及自命接收人员一到上海，当然都抢着接收敌伪财产和查封汉奸财产，抢得愈多愈好。但因蒋介石所任命的“受降长官”迟迟发表，给日本人以藏匿、损坏、移转变卖的机会。汤恩伯到上海后，成立了两个接收委员会：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张雪中为主委，非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市政府秘书长沈士华为主委，统一接收敌伪财产。另外则财政金融、产业、交通、电信等都由财政、经济、交通部派官，受三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但除敌人军事有关者外，其他敌伪财产已均被先来者接收过一次或几次，而大部份的机器零件以及价值高贵的东西，多数被接收到接收人员的私囊中去。其中也有较清白守法的，那就是接收之后百事不管。有一个皮革厂在被接收的时候，有三千张牛皮浸在池里，一工厂职工再三叮嘱接收的人，说：这些牛皮已浸了几天，在一星期内必须制好，否则就要烂掉，没有用了。那位职工说“这些牛皮过去是日本人的，现在是中国的了，不应让它毁掉”但是那接收的人说“我只奉命接收，没有奉命开工”于是这三千张牛皮，只有让它烂掉——虽然那时市面上的皮革非常缺乏，而市价也很高。
　　所以国民党一接收之后，上海的失业工人增加了几十万。其他贪污舞弊的故事，流传甚多，数说不尽。
　　十月中旬宋子文到上海来，命令各接收机关分别报告经过情形，及接收物品的细目。宋子文一回重庆，即发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及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统一管理敌产，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及上海处理局局长由刘攻芸一人兼任。这一位置其重要与肥饶或超过任何部长吧，但刘攻芸是怎样一个人，上海人都非常生疏。刘攻芸是重庆金融界新起的红人，美国留学生，曾在邮政储金汇业局储蓄处工作，受知于徐柏园，前年重庆发动国民储蓄运动时，他即任联合储金处处长，他拟了一些计划，深得蒋的青睐，从此一帆风顺，历任中国农民银行副经理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双十节他也得到“胜利勋章”。
　　至于军用品的接收，据张雪中报告：共计缴到日本的枪支六万左右。但上海地区的日本陆军，大家都知道有二十余万，如果包括在乡军人及民警团〔都有枪的〕等应有三十万人，为什么只有这一些枪呢。那是一个无从查问的秘密。当然日本人曾毁坏了一部份，但决不会相差如此之巨。
　　汉奸们自日本投降后，一向逍遥法外，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开始逮捕。当时大家额手称庆，说“那现在真天亮了”但发表名单只有三天，三天以后，就不再发表了。原来这中间是另有机密交代的，国民党本来不愿意逮捕汉奸的，但外受英美的压迫，内受人民的督促，所以不能不捉。事前美国人曾说：南京伪府曾向英美宣战，如果国民党不加逮捕，则盟国将提出战争罪犯的名单。因此国民党觉得不能完全庇护，只好择要逮捕，而公布名单，以示已惩办。但是公布名单后，就不能上下其手，所以三天后即不再公布。逮捕的汉奸，据说是有定价的：小汉奸自法币三十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上海流行一句话“不怕犯天大的罪恶，只要有等身的黄金”。
　　听说有一个“维新政府”时代的“立法委员”，去向逮捕汉奸机关自首〔因为他是伪职“简任”，依法应逮捕的〕，但得到的回答是“你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谁要捉你”所以有了钱，不是汉奸也会有人找到你头上，没有钱则真正做汉奸的人也没有人会捉。

伪官可用，伪学生要罚

钱大钧的市政府成立后，对于留在沦陷区而没有落水的旧市府职员的复任问题，甄别审查极为严格，而且录用时大都降级，待遇更与重庆来的大相悬殊。然而对于伪市政府的大小职员则继续任用的不少，因为重庆来的官吏和南京系统的伪市府各机关，是办理移交手续的，和前后任办理交卸接印的关系毫无差别。因此，有许多职员大都留用，“以资熟手”。
　　特别是财政局，为了征税的便利，尤其大批留用伪员。市政府为了征收营业税及奢侈税〔筵席捐及娱乐捐〕，由财政局召集各业商人开会，财政局出席说明税率及征收手续的一位副科长，上海商人对他很熟悉，原来他就是罗逆君强任伪财政局长时代的伪科长。有许多商人感到莫明其妙：过去汉奸时代是他收税，现在“中央”来了，为什么仍是他来向我们征收捐税。
　　上海市的屠宰税第一第二征收所主任黄某和周某，就是过去汉奸时代的伪屠宰税征收所正副主任，一个是伪鲜肉业公会的“理事长”，一个是伪公会的“秘书长”，平时想出许多方法来剥削肉商，献媚敌伪，肉商对他们极为愤恨，现在看见他们仍旧高压在鲜肉商人的头上，大为不满，就刊登广告，痛斥其过去的行为，要求撤换。第二日，黄某周某也刊登广告反驳，说他们的参加伪组织，是自有主管机关考查，无庸向任何人声明。大约想出各种方法来剥削老百姓，就是他们的“地下工作”。
　　国民党对伪官如此器重，可是另一方面对学生却极为严厉。上海的国立学校，如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虽然已内迁，但大部份仪器都留在上海，没有能搬迁。伪府成立后，不断企图攫取这批仪器，因此就开始复校了，当然这些学校成了汉奸系统下的学校。但据一般的见解，这些学校的功课比较良好，比较迁移后方的学校来要强一些，因为上海的原有科学设备较全，教学比较上也还认真。至于伪化思想问题，在上海各大学中，除赵逆正平的伪上海大学，和裘逆复恒的伪上海商学院外，比较微薄。然而日本投降以后，各学校一律停课，两个月以后还没有开学消息，学生们四出呼吁，要求给予继续求学的机会。到十月下半月，国民党宣布了甄别办法，要各大学入“大学补修班”半年至二年，然后再编级。而“补修班”的内容侧重思想教育，显然是一所变相的法西斯集中营，所以学生都不愿意。十一月初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到上海视察，学生向他请愿，他就召集学生训话“谁叫你们不到后方去的。你们要享福，留在上海，受伪化教育，那你们就应该吃苦。叫你们停学一年或二年，那是最客气的了，你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应该受到的惩戒”
　　上海学生们给他的回答是“学生无伪”。伪官可用，伪学生反而一定要惩戒，难道学生有什么罪恶，而且其罪恶还超过汉奸官吏吗。这样的措置，连最接近国民党的实际代言人的《大公报》也于十一月初曾发表了一篇社论，要求当局重视青年，不要把青年都赶跑了。
　　然而国民党的方针，并不是追究青年学生的伪化不伪化，而是要青年学生全部法西斯化。你看：伪青少年队的“干部”不是有许多已变成了”三青团”的干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