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军上将王陵基逃到李文的兵团部，半夜去偷听，发现李文准备起义，吓得他将携带的黄金大部分扔到一口枯井中，余下的和手下分掉，然后各自逃命。

王陵基在川军中资历很深，人称 “王灵官”，1948年4月，他取代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然而仅仅一年多，解放大军的兵锋就已直指四川。

1949年12月初，王陵基感到留在成都愈发危险，于是坐上“财政部长”关吉玉逃往台湾前送给他的新式轿车，匆忙出逃。

路上到处都是溃兵，车辆行进艰难，王陵基跌跌撞撞地走了几天，于12月17日到达大邑。可刚在大邑住了一晚，就传来解放军即将围城的传言。此时，王陵基身边的保安部队早已在半路失去联系，大邑的警察队长请他吃了一顿饭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陵基对着亲随说：“都别愣着，给我想办法啊！”

一个随从说：“王主席，要不咱们继续赶路，找个更安全的地方？”

王陵基说：“说得轻巧，这兵荒马乱的，能去哪儿？”

最终，惊恐万分的王陵基，还是决定车也不要了，行李也舍弃了，只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开始步行逃亡。

在逃亡途中，王陵基觉得这样下去也不安全，便又返回成都去找胡宗南。王陵基好不容易回到成都，却发现胡宗南早已逃之夭夭。

王陵基一面大骂胡宗南，一面给远在台北的蒋介石打电话：“总裁啊，我是王陵基，恳请派飞机来接我啊。”

接电话的俞济时请示老蒋后，告知王陵基在凤凰山机场等候，会有飞机前往。王陵基满心欢喜，派人在机场通宵守候。然而，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飞机仍不见踪影。

王陵基不敢继续留在城内，便又带着十几个亲随离开了成都，当他到双流县时，县长匆匆赶来报告：“王主席，大事不好！新津方向正在激烈作战，撤下来很多伤兵，这路怕是走不通了。”

王陵基一听，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咬咬牙说：“走，去五面山，找李文！”

12月24日，王陵基到达五面山，见到了胡宗南部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当晚，睡不着的王陵基，见李文的临时兵团部灯火通明，便悄悄的门口徘徊，以言语试探守卫后，得知李文正和兵团的主要军官商议和解放军接洽起义事宜。

王陵基大惊失色，把亲随叫来说：“每人拿上几根金条，其余的都扔到屋外的枯井里去。”

有亲随说：“这么多黄金，扔了太可惜了。”

王陵基说：“到处都是溃兵，拿着装黄金的箱子，不是找死吗，身上带点，够活命就行。”

处理完一切后，王陵基换穿衣服，独自朝着乐山、宜宾方向逃去。

王陵基一路上化名“戴正名”，辗转逃到了宜宾，找到了他的儿女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某。

王陵基说：“亲家，这次你可得救救我，帮我乘船东下，我要去台湾。”

杨某面露难色：“王主席，这事儿可不好办啊。”

在王陵基的苦苦哀求下，杨某还是为王陵基腾出一间单人房供其居住，并让保姆将单独的食物送至房内。然而，这种特殊的待遇引起了保姆的怀疑。

1950年2月6日，杨某安排王陵基搭乘前往泸州的 “永利” 号轮船。杨家的保姆在 “客人” 走后，立即向专区公安处报告：“我家来了个奇怪的客人，约60岁，头戴绒线帽，身穿蓝色长袍，戴眼镜，看着像个国民党大官。”

公安处核实后，通知了江安县公安局。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召开紧急会议，说：“这可是个重要任务，绝不能让王陵基跑了。我们分成三个小队，一小队去上游牛角坝拦截，二小队由指导员王其栋率领，在江安码头拦截，三小队到下游拦截。”

三个小队迅速跑步前往指定位置，刚到达目的地，就看到 “永利” 号轮船从上游急速驶来。

一小队的战士大声喊话：“轮船停下，接受检查！” 但轮船丝毫没有减速。二小队见状，立刻用旗语通知轮船靠岸接受检查，但对方还是不停船。

孙仲远见状，下令进行火力警告，机枪打得江中心水花四溅。“永利” 号轮船不敢继续前进，只好掉转船头，停靠在了码头上。

孙仲远立刻带人登上轮船，先向船员和乘客说明要执行特殊任务，然后开始检查。根据掌握的面貌特征，对乘客进行仔细辨认。

很快，船上叫“戴正名”的乘客，引起了怀疑，在检查时发现他鼻梁上有戴过眼镜的痕迹，年龄约60来岁。

孙仲远命令立刻寻找城内认识王陵基的人，最终，曾当过王陵基副官长的金叔衡前来辨认，只看了两三眼便激动地说：“没错，他就是王陵基！”

就这样，王陵基在逃亡途中被成功抓获。

王陵基被俘后，先被送到重庆战犯管理所，后又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视力的下降，王陵基的日常生活难以自理，甚至连刮胡子这样的小事都得靠杜聿明来帮忙。

在改造期间，王陵基心态很不错，经常对人吹嘘说他就是当年在上海扇过老蒋耳光的 “王灵官”，是国军将领中，唯一扇过老蒋耳光的人。

1964年12 月 ，王陵基获得特赦，由于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之后长时间泡在病房，于1967年病死。

1981年，王陵基的骨灰，被美国工作的女儿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