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一月一号凌晨，我们在云南的沾益机场下了飞机，师特务连是第一批回来的，到达后的任务是守飞机场，接应主力部队陆续到达。

本来回到祖国应该是很兴奋很亲切，但是我们感到很凄凉，到处静悄悄的。晚上站流动哨时，就听到远处传来钢琴声、歌声，一个男高音唱：一样的月亮，一样的月亮，月亮下面是故乡，故乡啊，在何方，邻家的好孩子可要歌唱……描写失落的家乡、祖国、爱情，哎呀，歌声很凄凉。

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月亮颂》，听了以后心情挺不好，心想这是啥？不像我们在缅甸，到处是枪声、炮声、胜利之声，来这里一听是这个声，是又一种感情，又一种感觉。

唱歌的估计是个知识分子，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我喜欢歌曲、喜欢音乐，听到他那歌声就挪不动步，不走了就站在那里听，听了几晚上我都会唱了。

前后住了一个星期，全师部队全部空运到达。其间在机场就见过一架B29，终于见到大飞机了，都跑过去看重型轰炸机什么样。那时候中国啥都没有，落后透顶，生产不出来飞机。

我们是一月一日回来，一月二十七日，消息传来，孙立人率新一军攻克了八莫北面的腊戍、南坎，和远征军五十三军会师畹町、芒市，整个缅北战役结束，中国的第二次远征获得全面胜利。

由于在滇缅战役中失败，侵入贵州的日寇陷入四面受敌的态势，火速后撤。国民政府得以从滇缅战场腾出三十余万军队，准备投入全面反攻。

新六军各部奉命急行军到曲靖县城集中。廖耀湘下令，把学生大队在缅甸分下去的学生全部集中，成立新六军二十二师直属学生教导营。廖耀湘说，这将来就是新六军的基层干部，尽管在印缅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但仍需继续训练，以后补充基层部队。

回到教导营一看，学生大队在缅北一共是四个连分配下去，现在都调回来，只编了两个连加一个战防排和一个通讯班，缺了将近四个排，再一查广东同学就剩三四十个了。

广东同学大部分都是分到二十二师，分到新一军的就一个李直轩，他是力行中学的，提干提得很早，在缅甸就提了上尉，同学里面就属他提得最快。没调回教导营的那几个我们都知道，郑醒华、黎兆基他们八个留在师部和军部参谋处、军需处、机要室没回来。

在印度跑了一个，在缅北跑了吴启光，一共就跑了两个，说了半天没有谁了。分到六十五团第一营的有十多个，就回来一个黄树开，分到二、三营的也回来不两个，大家就疑惑，那些人都哪儿去了？起码还缺三个排差不多有一百来人，有四分之一的人没回来。

后来有人说，没有了，就是都留在缅甸了，但留在缅甸的不是人，是他们的白骨，战死了。都补充到步兵连去打，必然就有牺牲。

在缅北，尽管大家都在一个师，但是战事频繁，根本无暇联络，除非同在一个排、一个班可以了解确切信息，在另一个营、另一个连就很难了解彼此状况，部队也从来不发布伤亡之类的消息。

抗日战争的有些场面是很感人的。今天如果部队开始进攻，都抢着去，你是营长我也是营长，你是团长我也是团长，都抢着要打头阵，谁捞不到打都不平，都有意见。这种精神，这种气势，能不打胜仗吗？我去我绝对和他拼到底，没有说你去了我才不去呢，没有。

缅北战争的残酷就表现在森林作战，隐蔽性太强，伤亡就要大。不一定从哪来两枪就打倒你两个，他打两枪就跑了再找根本逮不着，大森林里没阳光，十米以外见不到人，白天和晚上差不多。

但不管什么理由，不往前冲那是不可能的，干什么来了，不是为了祖国，为了打败日本人来当兵的吗？忘了当初的誓言啦？’不灭倭奴誓不归’嘛，我们在部队的时候老唱这首歌，鼓舞志气。

这些同学牺牲了，我心里挺不好受，都是当初一起从广东走过来的，现在没有了。其中就有在八莫遭遇战牺牲的李同学，他是广东师范学校毕业的，没有人看见他的尸体，但是没有了就是牺牲了。

战争的结果就是这样，胜利也不是容易换来的，牺牲了连掩埋都不掩埋，部队在前进打仗没工夫，尸首搁在那儿半天就被蚂蟥、蝼蚁都给吃光了，家中连封阵亡通知书都没有收到，更谈不上抚恤金，挺惨的。

后来就想开了，行啊，都是为祖国嘛，为民族解放做点牺牲是必然的，你们倒下了也是光荣的，我没倒下是捡着了。我没倒下是因为年纪小，被分在了二线连队，伤亡的可能性相对小，要是分到步兵连里也够戗，能不往前冲吗？我也是跟日本人拼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你们的白骨永远留在缅北的原始森林了，但是我深信历史是不会把你们忘记的。

结果后来的历史真就把他们遗忘了，可在我心里他们都是烈士，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他们是死得其所，但有谁想起他们来？

学生教导营第一任营长是邱钟岳，黄埔十四期，他从六十五团少校团副位置上调过来。一连连长李德威，黄埔十五期，原来是六十五团上尉指导员，一排中尉排长李大良是黄埔十八期，二排中尉排长廖可彦是黄埔十八期，三排少尉排长陈积年是黄埔十七期，我被分配在一连三排。

连长李德威打过我十八大板。

那次我去找邱钟岳，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了，从没看到亲人，这次在曲靖看到一个同族的堂哥，打算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去看看他，晚上不回营了。他不置可否。

堂哥在第八兵站当采购员，我是礼拜天去的，礼拜一早晨回来的，就不行了，没批准啊，按军纪要打我十八板。

我自己拿着扁担去找连长李德威：’报告连长我回来了，挨处分了。’连长就笑了。

执行的都是我们同学，一个班出来一个人打两下，也不能真打，扁担落下来时是后半截落下来，同学之间舍不得打，扁担高高举，慢慢落。

排长陈积年对我很好，说你也不吭一声还以为你不回来了。我说我哪里知道回不来，去了人家给我做吃的，吃完了饭才知道天已经晚了。回来要走十几里的乡村小路。

在曲靖我们又训练了三个月，和在缅甸、印度训练时一样严格。训练内容除了队列操练，还要练三角瞄准、班排连攻防，比在印缅舒服一点的就是取消了夜间训练。

训练之余，我担任图书管理员工作，把同学手里的书籍集中起来，放在图书室供大家阅读。

不久，上面下令挑二十个学生成立军官训练班，训练半年下去当排长。这是第一次从我们学生中选干部，我肯定争取不上，才不到十八岁，连当兵也不够年龄。李自成被选上了。

过一段又挑第二批，这次是选驾驶员去跟美国教官学开车。我估计差不多能被选上，开辆吉普，带个团长以上的干部，你到哪儿我就开哪儿，不挺好吗。结果也没有份儿，大概还是嫌我小。

一个月后，六十五团一营营长陶逸调任学生教导营营长，邱钟岳调任一营营长。

李涛把老婆接来了，住在师部旁边，他老婆是广东人。刘建章、傅忠良、赵霞都住在师部，没接家属。

在曲靖我们还参加了一场婚礼，学生大队时的少校指导员陆志民结婚了，学生大队解散后，他一直在六十五团当少校干事，新娘子小个儿，很漂亮，跟我们讲广东话。结婚后陆志民不想跟部队走了，通过一些关系，调到省政府当科长，本来少校没有资格当科长，大概是考虑他参加远征军回来的缘故，那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了，估计后来解放战争云南起义时他也跟着起义了。

四月末，一个命令下来，部队出发。光知道要到前线，去哪个前线不知道。

排长陈积年是广东人，跟我关系挺好，我负责管理连里的图书馆，他总来借书。我问他：’我们去哪儿？”去湖南。”到湖南干啥？”反攻，湘西战场兵力不足，我们去。’

我们是空运到芷江的，途中有一架飞机失事了，起飞不久撞在山上，一架C47运输机能装四十多人，一个排的人报销了。

到芷江一下飞机，命令我们急行军赶赴六十里外的安江，大家合计前面是啥战斗啊，怎么这么紧张，也没听说还有等着我们打的仗啊？

抗战胜利前夕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从哪儿起飞的？不是从美国，那距离太远航油不够，是从芷江的飞机场起飞的。

日本人为了解除来自芷江机场的空中威胁，集中十余万大军直奔湘西芷江。湘西战役是何应钦为最高指挥，埔三期的王耀武率领四方面军打的，他手下部队有十万多点，与日军相比不占优势，所以蒋介石下令，命廖耀湘率领新六军的二十二师、十四师火速空运芷江。这是当时中国对日作战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但是新六军参加湘西战役，有一些史料没有记载。

年纪大的同学就说，现在我们开始全面反攻了，从芷江起飞的飞机，都飞到日本本土轰炸东京了，日占区的很多军事设施也都被我们摧毁了，所以日本人要来侵占芷江飞机场。

芷江的飞机很多，不少是美国的鲨鱼式战斗机，这种飞机很小很简单很灵活，都是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的，就是飞虎队，这时他的大部分飞行员都是中国飞行员，已经被训练出来了。陈纳德原来在美国什么也不是，但在中国出名了，罗斯福对他是要啥给啥。他老婆就是陈香梅，西南联大的，广东人。

B29是抗日战争后期出产的，天天从芷江机场飞到日本上空去轰炸，飞得很高，在一万公尺以上扔炸弹下来轰炸。美军投到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就是用的B29。

全国各个战场上已经开始全面反攻，很多人已经看到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中国的。

芷江在湖南西部，日军从长沙、邵阳进攻芷江需要翻过海拔很高的雪峰山，湘西地形很复杂，都是大山，抬眼一望，山连着山，那时候湘西的土匪就很多。

赶到安江后我们驻在江边的小龙田，江上架起浮桥运输卡车、大炮。

小龙田离安江县城也就五里地，安江地方不大，但窑子到处都是。李涛下令了：上下官兵，一、不许上小馆；二、凡是逛窑子的通通逮回来。其实这个命令在云南时候已经下过一次了，但这个任务师部特务连执行不了，一看是个营长、团长就行礼，惹不起啊。李涛就下令由我们学生教导营执行。我们不管那个，学生不讲情面，什么营长、团长，通通都滚蛋。不管是谁，谁不服从立马带走，连师长都不行，命令是你下的，你下令你不执行谁执行？

我们就背着冲锋枪，三个人一组巡查。那些老鸨子一看到我们就头疼，怎么又来了？把生意都给搅了。到饭馆一看到军官吃饭，就讲：’回去吧，别吃了。”刚要来，付了款了。”不行，付了也不行，就是不能吃，执行命令。’

这样军纪就好多了。

在云南，供应我们每人每天一二两豆油、二两花生，没有黄豆就给蚕豆，一斤半青菜，供给保障很严格，远征军回来的嘛，大家就想吃这个。

到湖南就不行了，当地的物价天天涨，我们的副食金不够用，今天发下来明天拿着钱出去买，啥也买不来。开饭了一端饭碗，一个班就一碗汤，咸盐水里漂着几根白菜，我说这是啥伙食啊？

我这个人不安分，就觉得这里有问题，连长贪污了吧？他把菜金都吃了，给我们吃这个。不行，找他去。我和黄树开、卓干成三个就去找连长了。

连长是李德威，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你们三个菜、

四个菜的、连长、排长的在一桌吃，我们在外面就喝咸盐水，你还让我们活不？李德威说，我什么也没少给你们啊，发多少菜金，就买多少啊。

有一天，副师长刘建章来部队，正赶上开饭。刘建章看看，很奇怪，说这也没有菜啊，怎么就一碗汤啊？都是用缅甸带回来的铝制大碗装汤，一个班一碗。

我站起来：’报告副师长，天天是咸盐水就饭。我们的菜金都哪儿去了？肯定是连长贪污了。’我告了连长一状。

刘建章说：’不行，得改善，这是什么事，学生没菜吃、能行吗？’

副师长走了，第二天还是如此，我去找李德威，我说你怎么回事，副师长说话也不算数？就给我们咸盐水？

李德威说不是我给你们咸盐水，是那点钱只能吃咸盐水。我说放屁，那你怎么没喝咸盐水，我们就喝咸盐水？他很生气，你们这是干什么，造反啊？我说造反怎么的啊？李德威带着左轮手枪，他伸手摸摸手枪。我们每个人平常腰里都带把刺刀，我说怎么的，你还敢把手枪拔出来？拔出来我就下你的，不信你就试试看。

旁边三个排长，一个十七期的，两个十八期的，都没敢动。李德威也没敢拔枪，就报告营长陶逸去了：以黄耀武为首，因为伙食问题，怎么怎么样捣乱。陶逸说把他调走。

能把我调哪儿去？调哪儿去不也还是在教导营吗。我们跟普通的士兵不一样，那些兵是给什么吃什么，不敢叫，我们是学生兵嘛。

我们三个就从一连被调到二连，卓干成跟我还在一个班，当步枪手。到二连我也是如此，二连连长段吉升是南京人、黄浦十五期的。黄树开后来回香港了

实际上并不怪连长，发下来的那点钱就买不来菜，东西贵嘛。当时没明白这个道理，就寻思我们为什么是咸水？就是你们贪污了、克扣了。

教导营的这些军官一般很开明，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看这些学生不好管，除了打仗、训练以外，生活问题不怎么管，都是让学生自治，大家都是学生出身，不像对普通士兵那么严厉。

后来没辙了，就成立学生教导营伙食委员会，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大家说黄耀武敢干，让他干，我就当了第一任委员。后来一说选伙食委员，大伙就喊黄耀武、黄耀武，结果我连任五届，一般是一个月重选。

我这个伙食委员真给大家想办法，把发下来的黄豆通通挑着，找老百姓的豆腐房磨豆腐改善大家伙食，没有工钱给人家，就给他黄豆。

当时在二十二师，除了我们学生教导营，没有一个连队是有伙食委员的，都是特务长、军需上士管，后来到东北都有了。

部队的供应规定一人一天一斤半米，司务长领完了，过秤，交给伙食委员，伙食委员指挥伙夫做饭。假如一个连名义上有一百七十六人，实际是一百六十五人，我这个伙食委员就领一百六十五人的份，剩下那十一份哪儿去了，我不管，我们自己是够数了。连长说我们实际有一百六十五人，我没少发一份伙食。他把那十一个名额的伙食扣下来吃空缺，谁也不能管，他没克扣任何人的，吃的是空缺，这个问题廖耀湘是默许的。

在东北我当指导员参加九兵团政工学习班时，廖耀湘给我们讲话就谈过这个问题：’连长有家，得养家糊口吧，他哪来的钱啊？发的钱不够养家，吃几个空缺可以。’

连长和连长也不一样，有些连长开明，给下面一个排长吃一个空缺，排长的花销就富裕点儿，吸个烟什么的，一个月四十五斤米，卖掉也顶点儿事，多一个人的薪水总比没有强。有些连长就不行，有空缺自己都留下，谁也不给，这样的一般都是打昆仑关的老兵，他本来就穷，熬上连长不容易，这回就狠狠把住。黄埔军校下来的就不是这样，让大家都有点儿。

日军先是在雪峰山东坡得手，开始向西下坡，冈村宁次下令，非要把芷江拿下来，芷江机场起飞的飞机能够炸到日本本土，对他们威胁太大。王耀武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就玩命地打，又把他们顶回去了，阵地反复争夺。其中有一个军打得不是那么理想，速度慢点，就计划让廖耀湘上前接防把那个军替下来。

我们上来了，但他们不交防，不服气，怎么就你新六军能打啊，我不能打啊？我们只好在后面等着，这一等不要紧，他们伤亡更大了。他们较劲儿啊，怎么的，瞧不起我？我打不下来，就得你们上？冲，给我上。结果越冲伤亡越大。

这场战役，我印象挺深，因为我几乎到了前沿了。

我们每天早上固定磨豆腐，黄豆一拿来就去磨豆子，我连一碗豆浆都不带喝的，这是大家公用的，不能动。但这天因为部队向前接防，附近没有磨豆腐的，我这个伙食委员必须到前面找豆腐房，越往前走，越是前沿，就越是打得紧张的地方，打得紧张也得往前找。

最后我和卓干成找到一个地主大院磨豆腐，这个地主是黄埔十二期毕业的，退役了守着家里的田园过日子。

站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四方面军士兵正在进攻敌人的山头阵地，枪声密集。由于事先没用炮火摧毁日军的机枪阵地，火力也没有压制住对方，所以伤亡很大，但还是拿下了敌人控制公路的阵地。

接着伤兵就抬下来了，疼得哎呀我的妈呀地叫唤，他们的兵受伤了没有急救包，连绷带都没有，能拿块破布包扎包扎就不错了，当时国内军队的保障都很困难。我跟卓干成说这回可倒好，本来是磨豆腐，磨出那么多伤兵来。

我们看着很感慨，当时就觉得他们这个部队打不了仗，要是我们上去把他们换下来多好。其实接不接防都是小意思，他们也很勇敢。

那时候年纪轻，很浪漫，战斗正在跟前儿进行，机关枪咔咔响，炮轰隆隆打，我这边还在豆腐坊磨豆腐呢，卓干成就唱歌，他会的太多，可以随便拿来就唱，我特别喜欢他这点。

我们就在田园前的小河边坐着，他说耀武，我教你唱歌，唱的是《杜鹃花》：三月的杜鹃花，开遍了山冈上……唱得很抒情，战争打得那么紧张，好像我们还有心思在这寻乐，其实不是寻乐，就是抒发点感情，眼前伤兵一个个的抬下来，一边走一边叫唤，心里不是滋味。

日军最后被赶到雪峰山的东坡，四方面军开始往邵阳方向压他，我们又要接防，还不让接。廖耀湘这时就有点不那么舒畅，王耀武说，那你就跟着他走吧，廖耀湘说，我跟着干什么，我撤回来。于是我们又从东坡撤回到西坡，王耀武也不拦。

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的，当时职位相当于集团军司令，比廖耀湘大，解放战争时守济南被俘了。

廖耀湘是蛮有信心的，就那么几个小日本鬼子，我上去保证拿下来，是你们不行，他心里很有底。我们士兵的士气，一说上，听见枪响炮响，高兴得活蹦乱跳往前冲，再加上我们的弹药武器充足，这种士气能不打胜仗吗？可就是不让你打。

我们撤到西坡驻下，这才定下神，一看湘西的风景太好了，一座座云霄里的高山、碧绿的树林、青青的泉水，我们说，不能打仗，就欣赏美好的湘西景色吧。

湘西少数民族多，特别是苗族的姑娘、小伙子都喜欢唱歌，山歌很优美、很悦耳，用现在的话说，那些就是原生态的歌手

我们都喜欢听他们唱歌，光在一旁看，生活习惯、风俗不一样，不敢多插话，谁也没教过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少数民族，就是发自内心地在旁边叫好、鼓掌，不多表示，挺有分寸。

当地老乡丢一个辣椒可以骂你半天，就站在田头骂啊，湖南妇女连骂带喊像唱歌似的，就那么骂骂咧咧的，谁敢碰她们的啊？老百姓不怕当兵的，抗日的时候不是人家求部队，而是部队求人家，不敢欺负老百姓，跟老百姓买东西不给钱不行，钱给少了不卖给你，你拿着枪敢打人家吗？我们经常做纪律检查、巡逻，部队平常跟老百姓接触，没出过这样的事，当时整个部队都这样。

直到湘西战役结束，新六军也没捞着打，但我们要是没上去，那些部队也不一定能打这么好，这么一个精锐军摆在后面，对日军也是震慑。

战役结束，我们又撤到安江，教导营仍然驻扎在小龙田的小山上，除了设卡检查往来车辆，还负责安江的军纪。

一九四五年六月，全体教导营学生在湘西集体晋升为中士。

我们的军龄不是从参军算起，是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到新六军算起，现在刚好一年，有很多是一九四三年末人伍的，那也这么算，营长陶逸训话的时候说了一下，没有仪式，很简单，后来新发了符号，两条黑杠两个红豆，中士就是班长级了。

部队照常训练，我照样当我的生活委员。

人家都说广东人没有不吃的东西，每天吃饭没有什么菜，农田里青蛙多，广东人叫田鸡。我说走，上田里逮田鸡去。

几个人一会儿就逮一筐，在小河沟里扒完皮，头去掉，刷白的肉，回来一炒，大伙吃的倍儿香，哎呀，太好了，黄耀武万岁啊。我这个伙食委员多解决问题啊，就继续为大家谋福利。

我很直爽，觉得我们这些同学当兵不容易，牺牲是肯定要有的、难免的，二次远征回来，四个中队就剩两个半中队，那些人都留在原始森林了，但是有些东西不要过分，特别是生活上。所以我们怎么吃苦都行，但必须是同等的，我吃这些苦，你也吃这些苦，待遇上没有更大的出入。

那时当兵两年多了，总有种不满的情绪，觉得部队挺黑暗，为什么连长吃饭不跟我们一块吃？伙食费咱们也不少多少，连长也不多多少，他怎么就四个菜？我怎么就得想办法给大家弄点豆腐、弄点田鸡吃，要不然就得吃咸盐水？总觉得不平。

有一次师部拨钱杀了一头猪送给我们，我就组织几个同学，连炒带炖。

我告诉炊事员，今天我们改善生活，连长要炒猪肝、炒肥肠、炒猪肚，没有，这些全扔锅里炖上，一桌一盘，排长、连长那桌也是一盘，不准多给，大伙都一样吃，谁要多给我揍谁，我是伙食委员嘛。

结果大家吃得很高兴，连长他们谁也没问四菜一汤、炒猪肝、猪肚哪儿去了？谁也不提，就老老实实吃了。

营、连长都知道这帮学生不太好带，激化了容易惹来更多麻烦。我们挺团结的，弄急了揍他们一顿，他到师长那儿告状也赢不了多少。

我这个伙食委员一直干到东北没垮台，每次干到期，连长说老黄老当伙食委员行吗？重选，你们提谁？大伙就喊，黄耀武，还是黄耀武。我就笑了，我说你左右不了，他们相信我，你们就受点屈吧！